浅谈新闻理论与政治的关系

浅谈新闻理论与政治的关系
新闻理论作为新闻学的理论基础，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来，属于大众传播的控制和研究范畴。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对精神生产手段的占有和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控制，因此一定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对新闻事业和新闻学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

任何媒体在任何时代总是与政治分不开的，而且两者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任何时代，任何媒体要想完全与政治划清界限是不可能的，新闻媒体始终是政治的代言人、始终是政治的喉舌。

近代报刊出现不久，西欧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到它们作为资产阶级喉舌在反对封建制度中的作用，意识到报刊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威胁，于是一面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限制，一面创办自己的报纸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工具。

西欧无产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注意到资产阶级把报刊用作资产阶级的喉舌，因此要创办自己的报刊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战斗工具和喉舌。

就是这样才能让新闻理论和政治的关系联系的更加紧密。

一、新闻理论以政治为研究动机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时期办报动机的这个著名论断，用来说明20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目的与动机，同样十分合适。

相比之下，蔡元培先生在为徐宝磺《新闻学》所写的序言中，把“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之后’，作为推论我国有新闻理论之大前提，则就未必正确。

与一般学科的起始、发展不同，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既非因其研究对象特别发展应运而生，亦非来自学术需要，而是于政治情势推动下随时兴起。

从王韬、郑观应到随后的梁启超们，从孙中山一辈再到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他们创办报刊亲主笔政，还是围绕报刊发微阐幽，宗旨都是一个:为政治。

有学者认为，我国新闻思想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继承;一是中国土生土长，由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开其先河的中国政论报纸传统。

这样的概括是否得当与全面暂且不论，但这一结论的确触及到20纪世中国新闻理论为政治而研究的基本特征，因为上述两部分，恰恰是构成这一研究传统的主要力量。

二、新闻理论以政治需要为选题取向
如果说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与救亡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天职，那么，由于新闻传播与社会之特殊关系，新闻理论研究简直是按需所取，应时而著。

以机构为对象，以功能为重点，就已体现出研究者在选择上的这种价值取向。

不可否认，新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强调贴近现实或为现实服务无可厚非。

同样不可否认当新闻传播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之后，就具有了自身的规律，只有冷静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揭示这种规律，新闻传播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所谓的理论指导实际，为实际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理论研究如买肉一般，按己所需挑肥拣瘦，东砍一刀，西割一块，其科学性、严肃性、历史性、完整性就无从谈起。

在世事动荡，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旧中国，以政治需要为选题取向自是事出有因。

新中国建立后，理论研究本可以更具学术精神，其实却不然。

除了50年代曾有点突破外，基本上依袭旧钵。

随着反“右”兴起，这点突破所曾激起的涟漪，亦旋即死寂无影。

直至80年代，这种状况才略有改变。

以政治需要为选题取向对研究者及理论深一步发展均有一定的负效应。

就前者而言，有可能造成研究主体不以学间为目的而为手段。

在解放前，这主要表现于针对政治需要设题作文，“文章合为时而著”;在解放后，则表现于对中央的一个新文件、政策、指示争相进行阐述，文章“合为事”而作。

论述虽多，见解却少，争论不多，重复不少。

于是时髦话题被炒得火热，一些关系到整个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则
少有人问津。

使得新闻理论长期以来有理无论，始终处于“浅”科学层次。

客观地说，新闻理论不能代替采、编、播等具体的新闻业务，但它对具体的业务有指导意义，是正确有效的开展新闻工作的理论基础。

从新闻工作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能和方法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新闻工作的技能和自然科学工作的技巧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在新闻工作中，我们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做为指导，新闻工作技术水平的高低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强弱，集中表现在他能不能正确的表达特定的政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