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容易上大学_关于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的文献述评

教育学术月刊2012.8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谁更容易上大学———关于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的文献述评■冯乐安摘要：“谁更容易上大学”是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通过对相关文献疏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且集中指向于社会分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民族以及地区差异等几个维度。

在把握整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文章还归纳出相关研究所取得的共识及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作者简介：冯乐安，男，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宁夏银川750021）。

一、背景教育机会公平是当前中国社会争论的热点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特别是1999年以后的大学扩招政策，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势必带来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

然而，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是否必然会促进教育平等发展呢？这一问题引起了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学者的关注。

本文通过对当前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疏理，旨在揭示现阶段国内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的整体现状，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以往研究已达成的共识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供后续研究参考。

二、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的维度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影响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因素或展开综合性的分析，或就其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分层维度、城乡差异维度、性别维度、民族维度以及地区维度等。

（一）阶层差异维度“谁得到了什么？是怎样得到的？”这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问题，阶层差异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机会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

高等教育机会作为一种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在不同的社会层级序列中必然呈现出差异的分布状况。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阶层差异已成为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研究的核心维度。

问卷调查是该维度的差异研究最常见的方式。

余小波经过对某所高校2000级学生生源结构的实证分析发现，尽管当前我国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但社会分层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专业就读上的影响仍然十分突出，按优势地位递减排列，其基本顺序是：干部、工人、农民[1]。

在对闽、湘、川3省部分高校调查后，谢作栩、罗奇萍发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主要体现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失业人员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异，尤其是与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差异[2]。

王伟宜、顾自安通过研究各阶层子女对高校科类选择的偏好与入学机会差异后发现，不同阶层子女在不同科类中的入学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收入阶层子女大多数选读一些较为热门或收费较高的专业，而低收入阶层子女更多的是选择那些基础理论或收费较低的专业[3]。

杨东平在对部分高校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调查后指出，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4]。

同样，文东茅的研究也发现优势家庭背景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结果均占有较大优势[5]。

除此之外，建立在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的研究方式也是阶层差异维度下差异分析较为常见的研究方式。

刘精明通过研究1978～2003间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的差异发现，虽然各类高等教育之间的质性差异规定了不同的教育机会的影响模式，但是作为一种仍然稀缺的社会机会，来自社会阶层背景以及自身社会阶层位置的影响差异一直明确地存在。

刘据此认为1998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教育不平等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高等教育领域内12部的社会阶层差异仍然十分明显[6]。

中国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地缩小教育分层[7][8]。

近年来，教育的市场化趋势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9][10]。

同时，教育费用的迅速上升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向不利于劣势阶层家庭的方向演进，扩招减低教育不平等的作用不但有限，相反农村和城市贫民阶层子弟的教育机会有进一步受挫的可能。

[11][12][13][14]另外，洪岩璧、钱民辉就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文献梳理发现，我国的教育分层逐渐从集体排斥转向个体排斥。

他们认为，扩招以来，我国教育不公平问题依然严重,尤其体现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15]。

可以看出，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之间一直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

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亦开始出现新的演变趋势：那就是优势阶层子女不仅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上占得先机，而且所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更具质量上的优势———即就读学校层次更高、专业更好。

（二）城乡差异维度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被户籍制度界限分明的区隔起来。

在户籍制度下，中国社会被区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坐落在城市中，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对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对城市学生来说，只是意味着其城市生活的继续；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则意味着其城市生活的开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户籍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但作为一项已经实行多年的制度，其现实影响和惯性作用还将长期存在。

李春玲认为，扩招以来，我国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带来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量的增加，有助于平抑精英化的发展趋势，但对农村和贫困地区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家庭的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辍学率的上升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机会分配的不公平已经严重影响了这部分人的发展[16]。

杨东平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新增的农村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普通院校。

他的研究进一步指出，高等学校的阶层差距主要是从基础教育积累的，是高中阶段社会分层的延续和放大[17]。

在通过对我国10个省份不同类型的50所高校农民阶层子女的抽样调查，徐平发现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但是，她同时指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体增加并不能完全消除农民阶层子女在不同高校类型中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不同高校类型中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依然存在[18]。

显然，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一直显著存在是已有研究的共识。

通过进一步研究，李春玲发现大学扩招并未使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有所下降，而且城乡之间不平等程度还有明显的上升，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

吴晓刚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即近年来，农村户口子女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相比于城镇户口的同龄人来说，变得愈加不利[20]。

（三）性别差异维度由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教育机会的获得方面，女性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

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人权，也是我国教育改革不断努力的方向之一。

谢作栩等在对陕、闽、湘、沪等10个省市区不同类型的50所高校在校生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生源和农村生源女大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总体差异，认为我国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在总体上较大[21]。

同样，杨旻在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高校的本专科毛入学率以及西部和内地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分布后指出，女性仍然处于劣势地位，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依旧严重[22]。

李春玲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因素对女性的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更易于受到家庭背景的局限，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23]。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我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逐步增加，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明显低于男性。

在农村地区，男女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尤为突出[24]。

（四）民族差异维度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和边疆地区。

多年来，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程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高等教育方面，情形更是如此。

徐学莹通过研究广西三所高校民族女生的生源结构，发现这几所高校少数民族女生比例低于民族女性人口比例，虽然高校女生的民族分布呈现出多民族特色，但来自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女生比例更低[25]。

从全国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在校生、民族院校、民族聚居省区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高等教育发展等几方面入手，谭敏、谢作栩考察了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发现全国普通高校中少数民族比例一直低于其人口比例，且少数民族在校生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在校生的增长速度[26]。

李春玲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少数民族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少于汉族[27]。

这些研究普遍指出，扩招以来，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相比，少数民族大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比例呈下滑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28]。

单从入学机会上来看，少数民族学生从目前的高等教育扩招中的直接获益还很有限[29]。

洪岩璧的一项研究证明，少数民族更多的居住于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的阶层结构中农（牧）民所占比例较高是导致其教育获得机会低于汉族的重要因素。

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普遍文化存在一定差异，从而容易谁更容易上大学13教育学术月刊2012.8引发少数民族孩子在学校的学业失败，因而导致其教育获得机会低于汉族[30]。

（五）地区差异维度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在教育机会获取方面体现的比较明显。

高等教育规模、资源、机会等方面存在地区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问题[31]。

然而，由于近年来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形势则与先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陈彬莉通过分析一个为期3年(2006～2008)的全国各省横截面数据和一个为期9年(2000～2008)的10省区纵向数据后认为，扩招后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区域差异不断拉大[32]。

刘精明在较充分的数据采集基础上，通过构建高等教育毛录取率指标，并利用泰尔指数及基尼系数，分析和评价了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省际差异与地区差异的变化过程。

他的研究表明，随着高等教育机会总量的扩大，省际之间总体性不平等程度明显下降，但个别省份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33]。

有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行政区内的不均衡造成的[34]，高校在省级区域分布比较均衡，但在省会城市、地级城市的分布并不均衡，在省会城市的密度过大，尤其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会城市高校过分集中，而在地级城市的分布密度较低，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