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仲裁制度的立法完善

68□文/刘祥红法制天地F inance field我国仲裁制度的立法完善仲裁制度的概述我国仲裁制度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191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商事公断处章程》被看作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仲裁的专门规定。

建国后，我国先后建立了涉外仲裁和国内仲裁制度。

涉外仲裁包括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和海事仲裁，国内仲裁则主要是经济合同仲裁，并曾经过了只裁不审、两裁终局制、先裁后审、两裁两审制以及一裁两审制和一裁终局制。

然而，以往的国内仲裁实质上是一种行政性仲裁，主要由设在政府行政部门内部的仲裁机构行使仲裁裁决权。

1994年8月31日通过并于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第一部《仲裁法》，对我国仲裁制度的统一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已有14个法律、82个行政法规和192个地方法规对仲裁作出了规定，但这些法规只是解决某类纠纷或某方面问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仲裁制度。

《仲裁法》颁布对仲裁制度本身的健全和完善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并基本上统一了我国的仲裁制度(不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但仲裁法实施十多年来也暴露出诸多的问题，未能完全实现立法的初衷。

特别是它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加入W TO 后所面临的新形势还不相适应，同时也与国外仲裁制度的通行做法也存在一些差距。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冷静地进行反思和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估。

现行仲裁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1、行政干预仲裁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仲裁的民间性受到损害。

仲裁作为争议的一种解决方式起源于民间，它是适应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解决纠纷的需要而自发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性质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而非“公力救济”手段。

但我国的仲裁仍然充满浓厚的行政色彩，例如我国《仲裁法》第10条第2款中规定：“仲裁委员会由前款规定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

”这一规定，为政府主导和包揽仲裁机构的组建以及随后过多地介入仲裁机构的管理和干预仲裁制度的运作，提供了机会和理由。

并且在实践中，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数为政府部门的官员，仲裁委员会主任一般也由政府分管领导或其法制部门的主要领导兼任。

一些地方的仲裁机构按行政模式定级编制，确定主管部门并由政府提供经费补贴、办公用房。

所有这些做法只能说明，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仍然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仲裁。

2、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未得到充分体现。

意思自治作为私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以“私法自治”为理论基础的，在仲裁活动中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将仲裁协议视为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依据；二是仲裁适用的程序规则和实体规范原则上应当由双方当事人约定；三是决定仲裁程序中的主要事项，如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员的选任、仲裁的审理方式以及仲裁所适用的法律等，都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我国仲裁法虽然也在贯彻当事人自愿原则方面作了一些规定，但由于思想保守，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

3、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定位不合理，导致司法过多的干预仲裁。

法院对仲裁活动进行支持和协助，仲裁活动接受司法的监督，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但各国司法监督仲裁的程度和具体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我国仲裁法则采用“双轨制”进行监督，即规定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撤销仲裁裁决的双重司法监督制度。

这种制度设计产生了诸多弊端。

一是仲裁司法监督制度重复设置，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与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同时设立，由于同一法院或者不同法院要对同一仲裁裁决进行两200.122次司法审查，有可能得出前后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这势必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实现仲裁追求效益的价值目标，且极大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二是在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中，没有规定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之前应当听取仲裁机构或者仲裁组织的意见，不利于法院正确行使裁决撤销权。

三是没有对重新仲裁制度作出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四是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实行双重标准，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只进行程序审查，而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

这种规定，显然不利于我国建立统一的仲裁制度，同时也与国际上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实行并轨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

我国仲裁制度的立法完善在对我国仲裁制度的缺陷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笔者认为，《仲裁法》再次修改时，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修改和完善：1、彻底排除行政机关对仲裁的干预。

为恢复民间仲裁的本来面目，必须彻底排除仲裁的行政干预，以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仲裁活动的公正性。

在这方面，一是不能由政府牵头组建仲裁委员会和由政府继续对仲裁机构提供经费、物质方面的资助，也不能由政府的某个部门来管理、指导仲裁工作并由政府发文来推行仲裁制度，而应当对仲裁实行行业管理，使之进入市场，自我生存，自我发展。

二是不能由政府或者政府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兼任仲裁委员会的主任或者副主任，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三是应对仲裁员的专业性和专家性提出更加明确条件要求，不能降低标准。

2、关于仲裁的适用范围界定问题。

我国仲裁法将适用范围限定于“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其提法与国际上提法不尽一致：第一，“合同纠纷”比“契约性”纠纷范围要窄；第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与“非契约性”争议是存在差异的，因为后者的外延范围显然大于前者。

非契约性争议的范围，应当是指合同(或契约)纠纷以外的其他所有商事纠纷。

从现代法律制度看，仲裁的适用范围既涉及国内立法，又涉及国际立法，按照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的规定，其仲裁裁决的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

为使本国裁决在他国能够得到顺利执行，各国对于仲裁适用范围问题都相当重视，力争与有关国际条约和示范法相一致。

由于我国已于1987年1月22日加入该公约，因此，我国应修改仲裁法中的相关规定，以便与国际接轨。

3、关于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

我国仲裁协议生效要件的规定过于僵化。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在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事项及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明确，将导致仲裁协议无效，而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双方又能就仲裁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极为罕见，这就使许多愿意将纠纷提交仲裁的当事人因仲裁协议中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无法进行仲裁。

在国际仲裁实践中，一般只要求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有能够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即可，而且允许临时仲裁形式的存在。

因此，我国也应当遵循国际通行做法，修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规定。

只要能够体现双方申请仲裁的共同意思表示，都不应轻易否定仲裁协议的效力。

4、增加临时仲裁制度。

临时仲裁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在争议发生后由双方当事人推荐的仲裁员临时组成，负责审理当事人之间的有关争议，在审理终结做出裁决后即行解散的制度。

其特点是不受仲裁机构的干预，因此它比机构仲裁解决纠纷更快捷，更适宜于解决小额经济纠纷。

临时仲裁在当今国际仲裁日益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势下，不仅没有消灭，反而发展得更为迅速，是因为其完全实现了“以契约解决契约”，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

我国《仲裁法》没有规定临时仲裁，是对意思自治的不当限制，客观上造成当事人在中国内地放弃临时仲裁的约定而被迫提起诉讼，或者被迫到国外进行临时仲裁，不仅给当事人解决纠纷带来不便，进而也影响了我国仲裁业的发展。

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当在仲裁法中对临时仲裁加以规定，以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5、实行推荐仲裁员名册制。

国际仲裁界有一句名言，“T he ar bi t r at ion i s on l y asgood as i t sar bi t r at or s”，即仲裁的好坏取决于仲裁员。

现行《仲裁法》仅允许当事人在仲裁机构推荐的仲裁员名册中选任仲裁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

由于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员名册体现的是仲裁机构选任仲裁员的标准，而不是当事人的意愿。

因而，实行这种强制名册制的结果类似于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完全背离了施行名册制的目的，也违反了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

在修订仲裁法时，应当实行推荐仲裁员名册制，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之外选定仲裁员。

6、完善仲裁程序规则。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允许当事人在不违背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

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

我国《仲裁法》不仅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反而在程序方面规定得繁琐又严格，明显带有诉讼的色彩。

仲裁制度中的意思自治不仅表现为当事人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由，在程序问题上也应当有充分的自主权。

因此，在修订仲裁法时应当考虑赋予仲裁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的自由，同时减少开庭审理程序的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只要没有违背仲裁法等有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侵害第三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得到认可与尊重。

此外，我国应当尽快成立中国仲裁协会，对仲裁活动进行管理，还仲裁制度民间性的最初面目。

根据《仲裁法》规定，成立后的中国仲裁协会应是团体法人，是自律性组织，其职责是对我国境内的仲裁活动进行监督和统一管理。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编辑雨露）中200.12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