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福利效应——基于cge的研究

摘要
摘要
个人所得税改革关系到每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如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本文基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编制社会核算矩阵，并在细江敦弘、长泽建二和桥本秀夫2014年开发的标准CGE模型基础上构建三部门CGE模型模拟分析个人所得税提高免征额政策对居民福利效应的影响。

与以往生产函数中的要素同质假设不同，本文假设存在两类居民，一类是高收入居民，另一类是低收入居民，并将要素分为资本、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

采用的反事实化假设是：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分别上调到4100元、4600元和5200元。

模拟的结果表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效用均受到免征额调整的影响，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是有利的，且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改善更大。

随着免征额额度的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减少得越多，分别为0.14%、0.19%和0.26%。

由于高收入群体的初始效用显著大于模拟情景下的效用，因而其EV绝对值更大。

高收入群体的希克斯等价变量EV 增加的幅度小于免征额的提高幅度。

低收入群体负担的税收随着免征额的提高也随之减少，分别为0.81%、1.14%和1.52%，并且减少的幅度明显大于高收入群体税负减少的幅度。

低收入群体的希克斯等值EV是正值，因为低收入居民的初始效用值均小于模拟情景下的最大化效用，并且二者的值相差大，导致EV的值也偏大。

免征额的科学设置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可或缺的内容，基于此并结合中国当前采用的免征额存在的不足，针对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免征额改革，本文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免征额的设置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在科学设置免征额的同时，要配套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的其他方面。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免征额；CGE；福利效应
Abstract
Abstract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is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each individual,and now,the voice of reforming personal income tax is growing.Based on the input output table data in2012,this paper sets up the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and constructs the three department CGE model using the standard CGE model constructed by Nobuhiro Hosoe,Kenji Gasawa and Hideo Hashimoto in2014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eforming personal income tax o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Contrary to the hypothesis of the homogeneity of elements in the previous production function,this paper assumes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residents,one is the high-income groups,the other is the low-income groups,and then the factor are divided into capital,skilled labor and unskilled labor.The counterfactual assumptions used are:the exemption amount of personal income tax was enhanced to4100,4600 and5200.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utility of high-income groups and the low-income groups are both affected by the reformation of the exemption amount, they all benefit from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low-income groups is the bigger beneficiary.With the increasing in the exemption amount,the more the tax burden of high-income groups is to reduce,which is0.14%,0.19%and0.26%respectively. Because the initial utility of high-income groups is significantly bigger than that of the simulation scenario,so the value of EV is smaller.And the amplitude of increase of EV is less than the amplitude of increase of exemption amount.The tax burden on the low-income groups also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exemption amount, which is0.81%,1.14%and1.52%.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redu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duction in the tax burden of high-income groups.The Hicks equivalent EV of low-income groups is positive,because the initial utility value of low-income residents is smaller than the maximum utility under the scenario simulation.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value is large,resulting in the large value of EV.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of exemption amoun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reform of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in China.Based on that and combine with China's current usage of the amount of exemp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to personal income tax exemption system reform:Firstly,the setting of the exemption amount should consider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Secondly,when setting up a scientific exemption amount,combine the reform of other aspects of personal income tax together.
Key words:personal income tax;exemption amount;CGE;welfare effect
目录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目录...............................................................................IV 第一章引言. (1)
第一节问题提出 (1)
第二节研究意义 (1)
第三节研究内容 (2)
第二章文献综述 (4)
第一节理论基础层面 (4)
第二节研究方法层面 (5)
第三节述评及创新 (6)
第三章税收机制及福利效应 (7)
第一节税收作用机制 (7)
3.1.1税收制度的累进性 (7)
3.1.2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功能 (7)
3.1.3改革的福利效应 (8)
第二节上调免征额的积极作用 (9)
3.2.1刺激居民的消费和投资 (9)
3.2.2有利于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9)
3.2.3有利于改善宏观分配结构 (10)
第三节上调免征额的消极作用 (10)
3.3.1财政收入优先论 (10)
3.3.2困难群体利益受损论 (10)
3.3.3降低居民的纳税意识 (11)
目录
第四章个人所得税改革历程 (12)
第一节个人所得税改革历史 (12)
第二节个人所得税现状 (13)
4.2.1筹集财政收入能力不足，个税流失严重 (13)
4.2.2调节收入差距能力不足，税负缺乏公平 (14)
第三节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方向 (15)
第五章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16)
第一节理论模型 (16)
5.1.1生产模块 (17)
5.1.2对外贸易 (19)
5.1.3政府与居民 (20)
第二节数据说明 (22)
第三节免征额的估计 (24)
5.3.1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影响因素 (25)
5.3.2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确定 (27)
第六章模拟结果 (29)
第一节模拟情景设定 (29)
第二节模拟结果分析 (29)
第三节敏感性分析 (31)
第七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2)
附录 (33)
参考文献 (43)
致谢 (45)
目录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46)
第一章引言
第一章引言
第一节问题提出
西方谚语有云，税收和死亡是人生不可逃避的两件事。

可见，税收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

自国家产生以来，税收就成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谓“取之于民”。

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它是对工薪阶层个人依法所得征收的旨在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税收制度。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涉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因此，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势必会在不同居民群体间造成财富再分配效应。

中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国情。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巨大的差异。

这不仅会影响特定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不利于刺激中国居民消费的提高，不利于改善内需不足投资过度的国民收入结构。

然而，中国国民收入格局中，劳动报酬份额偏低，而且工薪阶层的税费负担严重使得他们的不利地位雪上加霜（张车伟，2016）[1]。

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主要对象，个人所得税日益沦为“工薪税”。

个人所得税改革已成为普通民众的共同期盼，普通民众强烈要求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

个人所得税的降低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还能够激发人民群众投身生产创造的积极性，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

从长远看，个人所得税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是究竟要怎么改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仔细研究后再出台适当的政策。

因此，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的福利效应就显得十分必要。

第二节研究意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历经了四次大的改革，伴随着这些改革的进行，国内很多学者就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福利效应，收入再分配效应，对中国消费的影响等相关主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以定量分析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为主。

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研究主要
第一章引言
集中在两大方向，一是提高免征额，二是降低税收层级和税率。

新时期新情况，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福利的影响。

对于提高免征额的研究，几乎现存所有文献只是简单设立一个免征额，然后模拟分析在基准点的基础上免征额以一定的跨度上升和下降时所产生的影响。

与之相反，本文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不再随意选取免征额，而是基于一定的科学设定原则设计免征额作为替代，是对现有文献在这一领域的推进，这也是本文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为了响应民众的深切期盼，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2017年中国财税领域改革的六大任务之一。

这必然会要求有关部门、学术机构认真研究，科学论证每一项改革细则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有望能够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添砖加瓦，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第三节研究内容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改革对不同收入群体福利效应的影响进行论述，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七个部分：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背景、研究的意义及研究框架进行介绍。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从理论基础层面和研究方法层面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第三章为“税收机制和福利效应”，主要分析个人所得税的三大功能和免征额上调对居民产生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

第四章为“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历程”，主要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四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及未来改革的方向。

第五章为“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主要是构建居民个体异质性的CGE模型、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说明，并且重新确定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

第六章为“模拟分析”，包括模拟变动的三种情景设定、定量分析免征额的变动对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效应以及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包括本文的研究结论、个人所得税未来进一步改革的政策启示。

其中，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同时第五章和第六章也是本文难点之所在。

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历史的、比较的和定量校准的分析方法。

研究框架图如下图1.1所示：
第一章引言
图1.1研究框架图
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二章文献综述
个人所得税制度起源于西方，故而对其的研究最早见于国外学者，然而囿于文献查阅困难，本文只找到了4篇与研究主题有关的几篇代表性文献资料。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国内学者围绕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成为本文得以继续研究和推进的基础。

下面将分别从理论研究情况和方法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第一节理论基础层面
有关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论文汗牛充栋，但从理论层面研究免征额的确定、免征额改革效应的论文很少。

关于合理的个税免征额的确定属于最优税收设计的研究领域，Mirrlees（1971）认为最优所得税边际税率应该处于0和1之间，并且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分别适用较低的税率，而中等收入人群适用更高的税率，由此，莫里斯认为最优的税率结构应该呈现倒“U”型[2]。

Piketty和Qian （2009）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认为从1986到2008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被指数化的费用扣除标准是中国个税收入占GDP的比重由0.1%到2.5%的重要原因[3]。

谷成（2014）认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轨迹并未过多地体现出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更大程度上受到税收管理水平、政治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约束，并建议将指数化机制用于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及就业状况细化费用扣除标准[4]。

通过分析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毕洪（2016）认为，上调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具有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未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消极效应和刺激居民的消费投资、缓解初次分配中居民的弱势地位[5]。

对于异质性个体的研究，Krusell和Smith（1998，简称KS）开发了异质性收入模型。

在KS模型中，家庭在每期受到一个收入冲击的影响（Idiosyncratic Income Shock），即具有一定的概率失业和一定的概率就业，从而每个家庭的收入具有个体异质性[6]。

Zhai（2008）在Melitz(2003）开发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将生产要素分为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5种，构建全球CGE模型分析贸易扩张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对贸易各国福利效应[7]。

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二节研究方法层面
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类。

然而，专门研究免征额的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效应的论文以定量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的相关论文又可以分为宏观制度定量研究和微观制度定量研究。

宏观制度的定量研究方面，岳希明、徐静等（2012）推导了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评价了2011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认为平均税率的高低是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累进性则是次要的[8]123。

许志伟、吴化斌、周晶（2013）构建了一个异质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地评估了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福利效应，包括局部均衡效应和一般均衡效应，分析结果认为中等收入人群的福利有所上升，高收入群体福利普遍下降，而对低收入者而言其福利水平几乎不受影响[9]34。

岳希明、张斌、徐静（2014）根据传统税收归宿分析方法，使用全国性的住户调查数据，计算每个家庭承担的税负总额，并分析了其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他们认为个人所得税等累进性税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间接税的累退性，但因其规模小，不足以抵消间接税的累退性[10]。

此外，对于2011年的个税改革，徐润、陈斌开（2015）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个税改革对工薪阶层和个体户居民消费的影响，认为减税政策对提升工薪阶层的消费的效果很显著，而对个体户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11]。

诺敏、张世伟、曙光（2016）根据最优税模型计算出最优的平均税率，提出将现有税率表改为4档税率，有助于降低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制度下高收入群体税负减少的偏差[12]。

马海涛、任强（2016）采用平均税率来衡量各个收入群体的福利效应，认为高收入者的税负加重，中等收入者的税负减轻，而低收入者的平均税率为零[13]。

微观制度定量研究方面，相关论文主要有：Greedy etal（2008）利用MITTS 模型对澳大利亚取消个税免征额的政策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在一个由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组成的社会中，取消个税免征额会降低征税的效率成本，这同样能够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果[14]。

孙亦军、梁云凤（2013）认为以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特征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具有很明显的减税效果，但是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不大[15]。

张丽、雷小青（2015）采用几何平均法求出个税免征额的平均增长率，并通过弹性增长模型计算出历年个税免征额的拟合值，并利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个税免征额的预测，认为如今实施的免征额远远低
第二章文献综述
于理论值，免征额亟需上调[16]56。

朱跃序、陈平路、马成（2015）通过构建中国的税收CGE模型，分析了中国改革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和累进税率的福利效应，研究认为适当提高居民的免征额额度有利于增加居民的相对福利，并且累进税率和个人免征额的组合调节要优于单纯的免征额提高[17]。

第三节述评及创新
综上所述，目前一部分文献是定性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一具体政策的现状、问题、对策，规范分析缺乏深度；另一部分文献围绕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设置、免征额变化的福利效应开展定量研究，方法各异，福利效应的研究结论也远未达成共识。

并且，研究免征额的变动如何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效应的定量研究还很少，本文尝试构建考虑居民异质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实证分析免征额的变动政策对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一是思维方式上，二是研究内容上。

本文的思路是在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出台之前研究适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免征额，并模拟评价这种政策的效应。

就时间跨度上而言，本文的研究是超前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是一大创新之处。

研究内容上，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原则来确定免征额而不是凭主观感觉是本文异于其他研究而能够成为特色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与以往生产函数中的要素同质假定不同，本文考虑居民劳动的个体异质性，将收入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收入群体，另一类是低收入群体，并将要素分为资本、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

第三章税收机制及福利效应
第三章税收机制及福利效应
第一节税收作用机制
3.1.1税收制度的累进性
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实践看，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多地被赋予了调节收入分配功能。

收入再分配力度的大小又受个人所得税自身的累进性影响。

税收的累进性是一个衡量个税负担效应的重要指标，累进性与平均税率有关，当平均税率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逐步提高时，则说明税制具有累进性。

Kakwani（1977）定义了纳税额集中系数C，并使用纳税额集中系数C与税前基尼系数G之间的差额来衡量税收的累进性。

该差值大于零表示税制是累进的，小于零则表明税制是累退的[18]。

Suits（1977）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将X轴定义为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后的累计百分比，将Y轴定义为税收百分比，再画出税收集中曲线，用税收集中曲线下的面积除以对角线下三角形的面积，得到的比值就可以作为累进性的衡量指标[19]。

岳希明等（2012）利用MT指数分解发现，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降低效果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他还认为，超过35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会削弱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8]113。

此外，Musgrave,Thin（1948）提出用税后基尼系数和税前基尼系数的比值（又称MT指数）来衡量税制再分配效应[20]。

徐建炜、马光荣和李实（2013）动态地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

利用MT指数方法，他们认为1997—2005年，在税制保持不变而居民收入增长时期，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增强；2006—2011年期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恶化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21]。

3.1.2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功能
3.1.2.1增加财政收入
从世界范围来看，个人所得税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799年，英国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而首次向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平时期个人所得税制屡兴屡废并
第三章税收机制及福利效应
延续至今。

目前，英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大约为总税收收入的1/3。

自英国以后，个人所得税制为其他国家所借鉴。

为了缓解南北战争军需激增带来的财政收入压力，美国国会于1861年通过了《1861年收入法案》，开始对个人征收所得税。

同样出于战争需要，法国1913年也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比而言，如今个人所得税制是美国的一大主体税种，而法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因征管较为宽松而未能成为主体税。

3.1.2.2收入分配调节器
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再分配的力度大小取决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高低，更准确地讲，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越高，能实现的再分配力度越大。

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和综合征收，高收入人群的多元化收入难以避税，从而承担了较高的税负，由此提高了个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构成了收入分配调节的调控基础。

从实践上看，OECD国家的税后基尼系数比税前基尼系数下降0.1，可见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很大。

3.1.2.3经济内在稳定器
所谓内在稳定器，又称自动稳定器，指的是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它能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自动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

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财税制度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由于个人所得税制具有累进性，经济高速增长时个人所得税增加的速度会超过个人收入增加的速度，可以自动遏制通货膨胀；而经济疲软时，个人所得税减少的速度会高于个人收入的减少速度，可以阻止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因此个人所得税制度具有稳定经济波动的作用。

3.1.3改革的福利效应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福利效应可以分为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

前者指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宏观经济总量变量如消费、投资的影响；后者指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个人的福利影响，经常用CV（补偿变量）和EV（等价变量）来衡量。

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效应的衡量指标很多，例如，比较个人所得税改革前后的税负变化就是衡量改革效应的有效指标之一。

许志伟、吴化斌、周晶（2013）
第三章税收机制及福利效应
认为税后收入变化不等于福利变化，简单比较税后收入的大小不能精确地评估个税改革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影响[9]39。

他们认为比较税后收入只刻画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局部均衡效应，而忽略了个人储蓄增加导致资本市场供需变化而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也就是说忽略了一般均衡效应。

第二节上调免征额的积极作用
3.2.1刺激居民的消费和投资
根据凯恩斯的收入消费理论，居民消费作为收入的函数，与收入的大小成正比。

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发达国家的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通常为80%左右，而中国的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过大，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约为50%，可见中国的内源性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并且，社会投资的过度造成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又加剧了产能过剩。

增加消费的有效办法就是提高个税免征额，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上调会增加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由此刺激居民的消费，并且居民会将除去生活必需的消费之外的收入增加用于投资活动，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3.2.2有利于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收入初次分配采用按要素分配的制度，就业人员因个人能力、所处行业、工作内容等的不同而获得不同水平的收入。

但是这往往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开始，如果政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再分配调节，那么显然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会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对于他们的个人福利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机制缺陷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调节作用失灵，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坚信提高个税免征额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的积极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以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为内容之一的个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