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胎换骨借身铸魂——浅论《聊斋志异》重构本事”的救世思想

夺胎换骨借身铸魂——浅论《聊斋志异》重构本事”的救世思想
作者：李军宏
来源：《蒲松龄研究》 2013年第4期
李军宏
（齐鲁书社，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近五百篇的《聊斋志异》作品中，根据近人考证，可从前代或与蒲松龄同时代人的
作品中找到“本事”者百余篇；但这不等于说《聊斋志异》是生搬硬套、照样抄袭“本事”，
或者只是在“本事”的基础上点缀几个漂亮的“笔花”以取巧于世人。

《聊斋志异》之所以被
称为一部“动天地、泣鬼神”之作，就在于蒲松龄能够利用“本事”的身体躯壳而铸就自己的
思想精魂，也就是说，《聊斋志异》的字里行间实是凝结着蒲松龄厚重的思想感情。

这种感情
就是流露在《聊斋志异》中的深沉的救世婆心。

关键词：本事；聊斋志异；救世婆心；思想精魂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19文献标识码：Ａ
《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空前绝后之作”［1］（P389），不仅是由于它具有高超圆熟的叙事技巧，还在于《聊斋志异》的笔痕墨迹之间闪耀着灿烂的思想光辉。

诚如马振方
先生所言：“然而《聊斋》毕竟不同，比它以前和以后各种形式的短篇小说都更注重思想的因素，注重思想的艺术表现，也就是立意。

大批佳作闪着强烈的思想之光，具有明晰的思想结构，在很高水平上达到形象与思想的艺术的统一。

”［2］（P2）那么，蒲松龄流露在《聊斋志异》中的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呢？这种思想又是如何在“本事”①的母体之中孕育出另一种精神的呢？
蒲松龄的长子蒲箬在缅怀老父时，曾充满敬意地说道：“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
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
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
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

呜呼！意良苦矣！”［3］“知父莫若子”，蒲箬发自肺腑的话语，把深深渗透于父亲血液与生命中的东西——虔诚的劝世精神
和深沉的救世婆心表露了出来。

尽管蒲松龄一生命运多舛、生活多艰，然而由于承传了几千年
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其头脑中的深厚积淀，遂形成了蒲松龄愤世嫉俗、悲天悯人而又积极入
世的儒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不公社会、不平人世的痛心与愤慨，更表现在他因这痛心和
愤慨而引发的“积极关心现实，努力投身对现实的改造活动”［4］（P92）方面；余英时先生说：“‘士志于道’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
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

”［5］确实，虽然家境贫寒，体弱多病，但在面对着“花面逢迎，世情如鬼”的社会时，蒲松龄却始终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以自身“为圣人徒，怀君子泽”——自觉地继承先圣先哲的“善仁”之心，自觉地以“力挽颓风，复归淳古”为首任。

一、行善向福，标榜仁义
蒲松龄信奉和笃行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所以他对人性的认识和崇尚也是以孔子的“性善论”为最高目标的。

蒲松龄曾引用古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①来劝诫世人从善弃恶。

《聊斋志异·汤公》篇的主体与陆次云的《北墅奇书·汤聘》、徐岳的《见闻录·汤聘再生》
都写汤公出入冥间的神奇经历，字里行间并无明显的思想寓意，但唯有蒲松龄能独出心裁自嵌
立意，在文章的开头，特插入了一段汤聘“抱病弥留”进行的人生反省：“如一善，则心中清
净宁贴；一恶，则懊忄农烦躁，似油沸鼎中，其难堪之状，口不能肖似之。

”②忆善，就心平
意舒；念恶，则心恼意惨。

就像但明伦在篇末所评：“人为善时，其心清净宁贴固已。

即为恶
之人，其始亦未有不懊忄农烦躁者……清凉多，则虽死犹未死也；烦躁多，则自家心下已过不去，况更有许多烦躁罪孽，令其消受耶？”通过嵌入独特的艺术内容，蒲松龄把对“善”的褒
扬和对“恶”的鄙弃深深地贯注于行文之中，从而达到惊警世心的目的。

《雹神》篇中，当王
筠苍“以接壤关切”而“离席乞免”不要降下冰雹时，天师先以“此上帝玉勅，雹有额数，何
能相徇？”而断然拒绝；但其后又“垂思良久，乃顾而嘱曰：‘其多降山谷，勿伤禾稼可也。

’”神仙本是高高在上的，他的旨意本是不能违抗不可更改的；但“念及生民、顾惜禾稼”的“善念”一发，则不仅生民毫发无损，而且庄稼也免遭于难：“公别归，志其月日，遣人问
章丘，是日果大雨雹，沟渠皆满，而田中仅数枚焉。

”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龄写神仙，并不为
突出他们的“凌驾世人，能量超凡”；相反的，他笔下的“天师”、“雹神”却是多具“善”情、多行“善”事。

通过此篇，蒲松龄又一次透露了他的“劝世”、“救世”之意：神仙尚“善”，何况人世中的普通人！神仙尚“谋福百姓”，何况现实中的“食俸禄者”们！王士祯《池北偶谈·谈异七·行雹》同样写的是雹神行雹，但由于“作者过于拘泥传统志怪小说的写法，对来源于同一题材的故事，就不如其他作家写得更富于小说的情味。

”［6］（P281）所以，他笔下的神仙就是与世人迥异的“殊方异物”，他表现的就是神仙的“超凡脱俗、怪神异常”：“……见神人数十辈形状诡异，各驾一车。

……车中皆冰雹，……方撒之顷，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须臾不知行几百里。

……始知李卫公行雨非妄。

”而无复《聊斋志异》同类题材中所蕴含
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丰富的劝救精神。

孟子曾说：“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孟子·告子章句上》）就是说，“仁者，其生之性”（程颐语），“义者，其行之宜”
（朱熹语），若舍义则无仁，若不仁则不义。

可以说，“仁”与“义”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拓宽加深着儒家的处世治世之道。

而作为对儒家思想浸淫极深的蒲松龄，当然就
要高举“仁义”大旗，标榜它们，赞扬它们，以达到自己“劝世、救世”之目的。

《刘全》篇
中的“牛医侯某”，就是以“仁之心、义之举”来行世的：“……至野，有风旋其前，侯即以
勺掬浆祝奠之，既尽数勺。

”“又一日，适城隍庙，闲步廊下，见内塑刘全献瓜像，被鸟雀遗粪，糊蔽目睛。

侯曰：‘刘大哥何遂受此玷污！’因以爪甲为除去之。

”侯某知道风魂“焦渴”，即“以勺掬浆见饮”；看见刘像“玷污”，即“以爪甲除去之”。

其“仁心义举”不仅
使自己逢凶化吉、得免活生：“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

”而且更使自己精神矍铄、天命长延：“后年至八旬，尚强健，能乘马驰走。

”此篇中的“刘全”是蒲松龄特意从吴承恩的《西游记》第11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度孤魂萧瑀正空门”中借鉴而来的，但主旨不为“刘全身死献瓜”，而是以“刘全厚报侯某”的情节来热情赞扬侯某的仁心义行。

《赵城虎》篇，蒲松龄以浓厚的
笔墨塑造了一“义虎”形象：先是，它因噬掉赵城妪的独子而深感“愧疚”，自愿伏法：“出
缧索系虎颈，虎贴耳受缚。

”又知老妪“残年垂尽”，无法生活，故“以身代子”，竭尽“孝”道：“妪……迟旦启扉，则有死鹿。

妪货其肉、革，用以资度。

……时衔金帛掷庭中，妪从此
致丰裕。

奉养过于其子。

虎来，时卧檐下，竟日不去。

人畜相安，各无猜忌。

”这是一幅多么
奇特怪异而又温馨感人的“母子图”啊！而当老妪身死，这只“义虎”又“直赴冢前，嘷鸣雷动，移时始去。

”从“噬子”到“悔祸”，从“奉养”到“送终”，虎之举动可谓“奇”矣！
可谓“义”矣！但明伦在篇末评道：“虎代子职，生而能养，死且尽哀，奈何以毛里顾复之人，而竟不如虎！”可以说深得作者意图。

蒲松龄不惜笔墨全力打造这一“义虎”形象，正在于告
诉世人：虎，一蠢笨之物而犹能具“仁”行“义”，则人为万物灵长，更应“杀身以成仁，舍
生以取义”（《孟子·告子章句下》），蒲氏的用心可见一斑。

二、子孝感天，妻贤有报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给志士仁人们规范的理想人生之路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就是说，士人在完善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后，首先要在家里发挥作用，使家
庭内部建立起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的充满人伦温情的伦理秩序，而后才可以
“治国、平天下”，即“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蒲松龄自幼
便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所以儒家的这种“齐家”理想就深深地扎根于头脑之中，成为他信奉
和追求的“家和”的最高目标。

从蒲箬的《祭父文》以及《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
泉公行述》等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儿子，蒲松龄在“母病笃，气促逆不得眠，……转侧
便溺，事事需人”时，能够“扶持保抱，独任其劳，四十余日，衣不一解，目不一瞑”；作为
悌弟，蒲松龄在兄长“早世故去”时，“悲痛欲绝，……做诗焚之，其词怆恻，见者无不感泣”；作为丈夫，蒲松龄“口咏‘浣衣更惜来生福，丰岁时将野菜挑。

’”来表达对妻子刘氏
的“俭德”之赞；作为长辈，蒲松龄又能“耳为提，面为命，循循善诱，无倦色无惰容也”……蒲松龄不仅身体力行着儒家的“齐家”之道，而且在《聊斋志异》中，他更是把这种
伦理理想当做了因感于当时宗法伦常的失序、混乱而想企图挽救的有力武器。

《考城隍》取材于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修文舍人传》以及李昌祺的《剪灯馀话·泰山
御史传》。

后两者通过夏颜卒后在冥间成为修文舍人和宋珪卒后在冥间成为泰山司宪御史，旨
在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命数的安排，非人力能为之；虽有“秾丽丰蔚，文采烂然”（《剪灯馀话·序》）之味，但由于文章极力宣扬因果之报轮回不爽，故仍不
脱说教之嫌。

《考城隍》虽也有类似的故事情节，但却能在思想内涵上荡开笔锋，打破旧统，
以伦理之主旨“公……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

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
天年，惟听录用。

’”代替“命数”之安排，“盖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吾知顺受而已，岂敢
非礼妄求哉？”以“尽孝”之完美“后九年，母果卒。

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

其岳家……
忽见公镂膺朱帻，车马甚众，……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

”代替“生死”之冥冥，“至正二
十年秋八月望，珪家居，忽见黑云四合，迷亘其屋，旌幢麾节，拥一神人，……呼珪出曰：
‘岳帝特招子为泰山司宪御史。

’珪莫测所以，俯伏听命。

”（《剪灯馀话·泰山御史传》）
夏颜在“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的冥间“峨冠曳佩，风采扬扬，”（《剪灯新话·修文舍人传》）表现的是作者企图在公平公正的阴世来获得因在现实中所遭受的不平待遇的心理平衡——瞿佑在永乐年间因诗获罪，谪戍保安长达十年之久，直至洪熙元年（1425）才遇赦放还。

《考城隍》中的宋公在人世有“仁孝”之举而使自己的生命境界得以升华，表现的却是蒲松龄
对现世道德的不回避思考和不逃脱精神。

但明伦评价《考城隍》为“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见宇宙惟仁孝两字，生死难渝。

”正说明了蒲松龄对人世伦理道德所进行的积极关注与思考。

陆机在《文赋》中说：“立片言之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而蒲松龄将大写“仁孝”的
《考城隍》放置《聊斋志异》之首，则其“良苦之心”、“救世之意”可谓彰矣！
在《林氏》篇中，蒲松龄以自己的道德价值尺度刻画了一“贤妻”形象：林氏。

她具有冰
雪贞操，在面对着外来的强暴时，不惜以死捍卫自己的清白；对于妻子的这种贞烈行为，“素
佻达，喜狎姬”的丈夫不禁悔恨交加：“卿万一能活，相负者必遭凶折！”由此而痛改前非：“曲巷之游，从此绝迹。

”夫妻之间琴瑟和鸣。

然而，数年不能生育致使夫家香火断绝，又让
林氏深感愧疚与不安，在明说硬劝丈夫纳妾置婢却不得通的情况下，林氏采取了软计暗策之法：阴以婢海棠代己，“襆被卧其床下”，不料遭拒，又明言己为“海棠”，还是失败，再“使婢
托己往就之”，更受斥责，“戚……知为婢，又咄之。

”而终以“林灭烛呼婢，使卧己衾中，……事已，婢伪起溺，以林易之”才得以成功。

为了能够延续夫家子嗣，林氏可谓使尽了
千般“智慧”，费尽了万般“周折”。

虽说林氏的“借腹生子”与今天的道德价值观完全相悖，但是在那个“好妇人，细思量，无儿劝夫娶二房”（《醒闺篇》）、“新妇成婚后，数年无子，……须及早劝丈夫娶妾或饰婢以进之”（《新妇谱》）的封建正统社会里，林氏的所作所
为无疑就是贤至惠极的；她使得夫妻和顺，使得夫婿有子，使得家人共享天伦。

所以蒲松龄在
篇末赞其曰：“古有贤姬，如林者，可谓圣矣！”蒲松龄把林氏提升到“圣”的地位，不仅是
他自己伦理价值观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他劝诫世之妒妇、悍妇“大醒”而争做“贤姬林氏”
得以“家睦人和”的苦心体现。

聂石樵在比较《林氏》与“本事”的优劣时曾经说过：“蒲松
龄所写与（褚人获）《坚瓠集·江西毕氏》所记基本情节相同，内容也相似，都是赞扬女子的
贤惠。

而蒲松龄却创造了林氏这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她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丈夫，取得丈夫对自
己的衷情，又暗中以侍婢代替自己生儿育女，以传宗接代。

”［1］（P203）确实，尽管《坚瓠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多彩”［6］（P337），但由于它多方涉猎、采集广泛，所以又有“博而不精”［6］的缺憾；故在《江西毕氏》中，作者虽也有赞毕氏贤惠之意，但在极为简单且又纯客观记录的句里行间，此意非常微茫与隐约，而且作者的思想意图、道德倾向也无从窥视，只是专为记事而记事。

三、清官能吏，天下太平
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广大知识分子们，在完成了“正心、修身、齐家”的基
础之后，便把人生目标锁在了高远的“治国、平天下”上：即积极参与政治，努力做到对君主忠，对同僚信，对百姓爱，使国家安泰，百姓富足，世风昌明，天下太平。

这是古代士人笃信
追求的儒家理想的最高目标。

然而，对于蒲松龄来说，他的这种“食禄天家，为国效力”［1］（P610）的救世济民抱负却最终因科举的“半世蹇且连”［1］（P600）和功名的“病困于场屋”而没能实现。

虽然儒家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用世、入世思想根深蒂固的
蒲松龄却是“达也兼济天下，穷更匡世救民”，这就是他把自己“报国恤民”的热情和希望寄
寓给“清官能吏”所呈现出来的明显意图。

他曾作诗曰：“时值太平终岁苦，唯翘白首望‘清官’”。

虽身处太平安世，百姓却依然受冤搭命，而惟有“清官”、“能吏”能够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专为他们立“名”扬“威”，表现的正是他企望“政治
清明，世道盛稳”的强烈心愿。

《冤狱》篇中，眼见被屈打成招的朱生就要押赴刑场之时，“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视令
而大骂曰：‘如此愦愦，何以临民！’”在“兔起鹘落”的精彩行文之中，蒲松龄直接把一
“明察一切”的神异之人插了进来，他痛斥令邑，“昏官若动，既便诛却！”他秉公办案，
“杀人者乃宫標也，与朱某何与？”他为民伸冤，“及问其人，则宫標也。

搒之，尽服其罪。

”寥寥几语，大言豪语，真可谓“灵异极矣，爽快何如。

”（冯镇峦语）此篇中的“神人”是蒲
松龄借“关帝前周将军”之身躯塑造而成的，但蒲松龄一不表现其“板肋虬髯”的神威仪容；
二不表现其“遇将军，如拨云雾而睹晴天，愿步随，虽万里不辞”的赤胆忠心；三不表现其
“驱大船而来，撞翻小船，跳入水中，生擒德上”的骁勇善战——而这，正是其“本事”彭宗
古《关帝外编》里所极力表露的。

蒲松龄独独表现周仓“为民做主，替民昭雪”的“清官”神采，用意昭然。

《胭脂》篇中，蒲松龄以全副的笔墨盛赞了师长施公愚山的为官之道：首先，他不迷信济
南吴公的判决，因此，在接到宿某的诉词之后，并没有马上驳回，而是“反复凝思之”，终于
断定“此生冤也！”于是“请于院、司，移案再鞫。

”在其后的审理过程中，施公又巧施妙计：“使人以毡褥悉幛殿窗，令无少隙，袒诸囚背，驱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命自盥讫；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

”而终于查出真凶“少间，唤出验视，指毛曰：‘此真杀人贼也！’……
施以毒刑，尽吐其实。

”至此，“冤案”平反，真相大白。

但明伦在篇中评道：“事虽假以鬼神，而神明何以加此？人只脍炙公之判语，而岂知其拍案称冤之后，费尽许多心血哉！”施公
费尽心血，妙手布巧局，智判奇案，“李不代桃僵”。

此智此慧、此清此明，正是世间为官之
人所要具备、所要俱全的。

唯其具备，方能救民；也唯其俱全，方能救世。

相对于《胭脂》的
人物重采和立意突出，“本事”明代黄瑜的《双槐岁钞·陈御史断狱》明显逊色，文中只一句“人以为神智”来突现御史断案的机智和神明，且多带有神秘和灵异色彩；既没有充分、细详
地展示人物的智慧与才能，更没有作者明显的寓意在其中。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儒家对现实人生以及客观实践的重视，使得小说表现
的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生哲学。

所以鬼怪小说也不例外，在《聊斋志异》中，作为深受儒家精
神熏染和浸渍的蒲松龄，他对灵类异物的道德、情感、伦常以及悲欢离合的描写实际上都是现
实社会的真实折射；对它们的或赞或讽、或爱或刺实际上也都是他救世婆心的深刻体现。

相对
于那些“中不寓讽刺，意短情不宣。

览者既终卷，浑不知针贬”［1］（P610）的“本事”而言，
蒲松龄不但是“有意为文，非徒纪事”［1］（P582），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于千方百计的叙事空间中极大地纳入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和劝诫之心。

歌德曾经说过：“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7］（P112）而蒲松龄正是时时处处用幽冥的赏美惩丑来体现他福善祸淫的道德原则和劝救思想。

正如王培荀所说：“嬉笑怒骂皆具救世婆心，非以口笔取快一时也。

”［1］（P351）蒲松龄“对于他选作内容的那个意义的内在本质，以及他用来以比喻方式去表达这内容的那个外在显现形式的性质，都认识得很清楚”（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所以能于摇曳多姿的艺术世界中渗入自己最虔诚的劝世精神和最深沉的救世婆心，从而使《聊斋志异》折射出耀眼的思想火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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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