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文化最典型特征-北京大学中国

⽂化冲突：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化最典型特征-北京⼤学中国
真正的标准是，如何满⾜扩⼤再⽣产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所提⽰的剩余价值的秘密，其实正是现代社会⼯业化⼤⽣产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式也沿⽤了资本主义的这⼀逻辑，唯⼀的区别是创造和分享剩余价值的主体发⽣了变化。

第⼆，20世纪以来，⼯业化⼤⽣产经历了从“⽣产主义”到“消费主义”的历程，但“消费主义”的实质仍然是“⽣产主义”。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属于⾃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整个思想⽂化背景可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作的分析：既赚钱，⼜禁欲（追求财富和克⼰节俭同时被视为新教伦理所肯定的正⾯价值）。

这就会导致⼀个问题：如果每个⼈都禁欲，都节省，那就不可能有充⾜的消费能⼒；如果没有⾜够的消费能⼒，随着⽣产能⼒的不断提⾼，势必会带来⽣产能⼒的过剩。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为什么后来必然⾛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其实也正是为了解决⽣产的问题：更低廉的成本，更充⾜的消费。

因此，基于新教伦理的⽣产主义的逻辑肯定是⾛不通的，最终必定将消费推到前台来。

这就是资本主义从⽣产主义向消费主义转变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产主义的基本特点是重⽣产、轻消费的话，那么，消费主义的基本特点则是重消费、促⽣产，并且形成以“追求体⾯的消费、渴求⽆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的消费主导下的⽣产格局。

鲍德⾥亚在《⽣产之镜》、《消费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理论的批判和超越也基于此。

不过，正如⽣产的根本⽬的是为了扩⼤再⽣产⼀样，消费主义的逻辑仍是为⽣产服务的，其实只是⽣产主义的⼀个变种⽽已。

因此，“⼈民⽇益增长的物质⽂化需要”中哪些是⼈民真实的需要，哪些是被制造出来的或者说需要被制造出来的需要，哪些是因为⼈民群众的节省观念⽽导致的消费不⾜，哪些⼜是因为⼈民群众过度消费之后仍然⽆法满⾜⽂化再⽣产的需要？内需的不⾜恐怕并⾮真正⽂化消费的萎缩，⽽是消费需求满⾜不了城市⽂化扩⼤再⽣产的需要，这确实是⼀个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

第三，⽂化⽣产具有其⾃⾝的独特性，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以城市为中⼼的⽂化⽭盾问题时，必须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

长期以来，⽂化⽣产被视为精神⽣产的同义语，如马尔库什在谈到“⽂化⽣产”问题时，就特别做出注释：“⽂化⽣产［geistige Produktion（德语，精神⽣产之意）］”［1］。

因此，在马克思那⾥，“⽂化⽣产”（同“精神⽣产”⼀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它同物质⽣产⼀样，遵循⽣产的⼀般规律；其⼆，精神⽣产也具有⾃⼰的独特性，与物质⽣产具有不平衡性，甚⾄在某些⽅⾯与物质⽣产相敌对。

不过，在涉及“⽂化再⽣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尚语焉不详，究竟⽂化再⽣产遵循哪些再⽣产的⼀般规律？具有哪些独特性？⼯业再⽣产（物质再⽣产）究竟在哪些⽅⾯制约并影响了⽂化再⽣产（精神再⽣产）？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城市⽂化⽣产中最为重要的形态就是⽂化产业，其⽣产特征已经变成了物质⽣产与精神⽣产的混合体，甚⾄被纳⼊到整个物质⽣产的体系之中。

这就给我们讨论城市⽂化⽣产与消费的⽭盾提出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化产业（⽂化⼯业）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那⾥，还是在隐喻或者类⽐的意义上讨论⽂化⽣产（精神⽣产）完全遵循了物质⽣产（⼯业化⼤⽣产）的逻辑，使得所⽣产出来的⽂化变得均⼀化、标准化、标签化、图式化了的话，那么，当前所推动的⽂化产业振兴计划，则实实在在地使之成为物质⽣产部门之⼀来看待，⽂化产业的评价标准⼏乎完全遵循其他⽣产⼀样的评价标准，进⾏成本收益分析，讨论其经济贡献度了。

那么，⽂化产品中⽂化价值与其交换价值之间的不对等性（300页的学术名著和300页的通俗读物，在定价上是相等的，但⽂化价值却有天壤之别）、⽂化传承中的“经典现象”和⽂化市场中的“长尾效应”与物质产品扩⼤再⽣产所需要的更新换代、技术升级和收回成本、重新投⼊之间存在明显的⽭盾。

物质⽣产和精神⽣产的⽭盾已成为⽂化产业的内部⽭盾，⽽这正是我们分析当前城市⽂化⽭盾问题的难题所在。

以上分析表明，我们不能停留于简单地肯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基本⽭盾判断的有效性，⽽应进⼀步从理论和实际出发，对这⼀基本⽭盾的性质、具体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进⾏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从⽽充分展开和剖析其内部的复杂性，使之更好地指导各个城市、区域乃⾄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化发展。

参考⽂献：
［1］G.马尔库什，孙建茵译.马克思主义与⽂化理论.世界哲学，2010（2）.
⽂化冲突：发展起来之后的
中国城市⽂化最典型特征
□李杨，北京⼤学中⽂系教授、
博⼠⽣导师
对于“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
城市⽂化⽭盾”这样的命题，我
们可以⽽且应该在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甚⾄统计学的层⾯
做出解答，但它同样也是⼀个⼈
⽂学的命题。

⽐如对社会状况的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不同量化
指标指数的设置，都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这些统计学分析解答不了价值层⾯的问题，包括城市的⽂化理念、发展理念、幸福理念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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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框架中展开⾃⼰的学术⼯作，⽽⼈⽂学——
—可以具体到“⽂化研究”，则具有将这些学科框架历史化和问题化的能⼒。

⽐如对“城市化”乃⾄“发展”理念本⾝的反思。

最近有学者指出中国近年来民主建设滞后导致⽭盾丛⽣，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惧怕民主，⽽在很⼤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

这个判断是很有道理的。

⽤福柯的话来说，“理论并不是表达、解释或服务于应⽤的实践：它就是实践”。

⾯对层出不穷的城市⽂化⽭盾，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改⾰的决⼼和勇⽓，同样还需要包括反思能⼒在内的理论想象⼒。

“发展起来之后”这个看起来⼀⽬了然的概念，在⽂化研究的视域中就有进⼀步辨析的空间。

即何谓“发展”，什么是“后”，或
⽈“发展后”。

表⾯上看，这只是对⼀种现实和历史的描述⽅式，但使⽤这⼀概念，则意味着对⼀种历史观念——
—也就是线性历史观念的⼀种默认，或者说，是将现代西⽅的线性历史观念⾮历史化了，将其理解为我们讨论中国现实的基本框架和前提。

在这个并⾮客观的历史框架中，“发展后”对应的就是“发展前”，⼀个可以互换的概念是“后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卷序⾔中曾指出“⼯业较发达的国家向⼯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就是线性的进步历史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本⼈认同这种历史观。

他的博⼠论⽂研究伊壁鸠鲁，强调⾃由的“抛物线”，恰恰是反必然性的。

马克思强调的⾃由，⾸先是要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只有深刻认识到这种必然性，我们才会获得⾃由，否则只能处于启蒙之前的蒙昧状态。

我们只有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产⽅式的这种“铁的必然性”，才能够去批判，去纠正，才能够不被“异化”，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由”。

这种对框架的质疑，理应成为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城市问题的重要前提。

所谓“发展后”与“后发展”，对应的只是资本主义⽣产⽅式的不同历史阶段。

城市⽂化不过是不同时期⽣产⼒和⽣产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化表征。

当代中国城市与西⽅成熟的发展后城市的区别不应被忽略。

⼀⽅⾯，中国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这样的⼤都市在许多技术指标上早已达到了“发展后”城市的标准，有的甚⾄远远超标；另⼀⽅⾯，在很多技术指标上，中国城市却还处于“后发展”城市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公共服务⽅⾯，户⼝、教育、医保等等。

也就是说，发展起来后的中国城市，其实还是后发展城市向发展后城市的⼀个过渡阶段。

正因为这⼀过渡性质，城市⽂化的⽭盾表现出了深刻的紧张关系。

⽂化冲突就是其最典型的特征。

例如前⼏年⼴东增城四川⼈和本地⼈之间的冲突，缘起于同⼀个⼯⼚⾥的四川籍员⼯和⼴东本地籍员⼯之间⾮常简单的⼯作冲突，为何却演变为⼀个成千上万的四川籍员⼯和本地员⼯之间的⼤规模地域族群⽂化之间的冲突呢？这当然不
是什么四川⽂化和⼴东⽂化不同的问题，⽽是在这种过渡性的中国城市中不平等的⽣产⼒和⽣产关系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不平等的表现。

这种⽭盾，今天可能发⽣在⼴东⼈和四川⼈之间，明天可能发⽣在湖南⼈和河南⼈之间，如此等等。

在⽂化研究的视域中讨论这⼀问题，可能不仅仅需要聚焦当下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结构分析，⽽是将其放置在⼀个更⼴阔的全球化的政治⽂化空间中进⾏讨论。

英国著名的批评知识分⼦⼤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书中将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联系在⼀起，将“资本累积”解读为“地理事件”。

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围绕着资本的增长与累积，资本主义就是不断发掘新的⽣产⽅式/⽣产线、新的⽣产科技、新的资本运⾏⽅式、新的盈利⽅式，也促使⼈们在地理空间上远征新的殖民地，在⽇常⽣活内容上组织新的⽣活⽅式。

由于资本的累积产⽣了“不均衡的地理发展”，这是资本对利润敏感性本质所决定的。

地理空间的划分过程，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在地球表⾯运⾏的历史。

并且，资本在⽆可避免地膨胀和扩张，成为⼀种推动世界不断改⾰的⼒量，也同时不断改变我们以⼆元对⽴为内核的时间意识：1.宗主国/殖民地之⼆分（19世纪）；2.先进地区/落后地区之⼆分(19⾄20世纪)；3.第⼀世界/第三世界之⼆分（20世纪）；4.全球城市/⾮全球城市（20世纪末开始）；5.在城市空间内：城市中⼼与边沿地区之⼆分。

在哈维看来，这种划分的标准，虽然有很多⾮常细化的技术指标，但是其得以建⽴的基⽯却是“发展后”与“后发展”所界定的“进步”历史观，这种进步观成为资本主义衍⽣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它以⽣产（科技）的进步及发展、经济的增长和扩张为正⾯价值取向，成为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在国家建设、社会及⽂化建设各个⽅⾯的圭臬。

⽆疑，我们如果不能摆脱这种线性的进步历史观，不能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产⽅式的“铁的必然性”，我们未来就会陷⼊韦伯所说的“铁的牢笼”。

哈维从蜜蜂的⼯作⾓度，提出了⼀种“辩证乌托邦”的主张来解决资本主导的地理扩张与区域空间的碎⽚化问题。

在他看来，蜜蜂的⾏为最接近其⽣命发展的核⼼规律与⾃然历程。

很多城市的建筑师通过想象建筑出来的怀旧性建筑，不过是满⾜了少部分⼈对“世外桃源”的怀旧⼼理，它与⽣活在这座城市的⼤多数市民或产业⼯⼈没有关系，根本不可能改善城市居民的⽣活状态。

例如城市改造拆迁导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不得不远离城市，只能到城市的边缘⽣活。

哈维认为，我们要寻找⼈类的“蜜蜂”⼀样的“类存在物”，这就是⽤“⾃然、社会等多元乌托邦”责任下的“⽣命之⽹”来构建⼈类的“辩证乌托邦”，以使⼈类获得“平等⽣存的机会”。

他强调，⼈类要学会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个与众不同的⾃⼰”，同时要关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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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统⼀性。

只有这样，把个⼈与⾝体的⼒量扩展开来，并带着具有⼈类⽣态学的特征，才能彻底解决⽬前城市的糟糕的空间格局。

在这⾥，哈维和马克思⼀样，强调理论的武器必须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这其实也是康德对启蒙的要求，⼀要敢于运⽤⾃⼰的理性，⼆要敢于⾏动。

与哈维在⼈类⽣态学⾓度提出“希望的空间”类似，美国⼈类学家阿帕杜莱则倾向从⼈类学的视⾓观察全球⽂化经济中的“散裂”与“差异”。

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化维度》中指出，当今全球互动的核⼼问题是⽂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冲突，建基在这⼀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具有复杂的、相互交叠的散裂的（disjunctive）特征。

当今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即与这种经济、⽂化和政治间的某种根本性散裂有关，⽽我们才刚刚开始从理论层⾯研究它。

阿帕杜莱提出了五个维度探究全球⽂化流动的散裂：1.族群景观；2.媒体景观；3.技术景观；4.⾦融景观；5.意识形态景观。

后缀“景观”⼀词强调了它们流动的、不规律的形状，它们并不是客观给定的关系，并⾮从各个⾓度看来都⼀成不变，⽽是根据观点构建的，深受不同类型⾏动者的历史、语⾔和政治处境所影响；这些⾏动者包括民族国家、跨国团体、流离者社群、亚民族团体和运动（⽆论有关宗教、政治还是经济），甚⾄村庄、邻居和家庭等关系亲密的、能⾯对⾯交流的组织。

这些景观正是构建所谓想象世界的基本砖⽯：全球各地的个体与群体基于历史处境⽽想象并建构出的多元世界。

阿帕杜莱的“想象”和哈维的“希望”具有同样的解放⼒量，并且都指向现实⽣活世界的复杂性，但阿帕杜莱⽐哈维更进⼀步，
把“想象”理论化为⼀种分析概念，他承继从涂尔⼲等⼈类学家将集体表象视为社会事实的传统，认为集体表象超越个体意志，承载着社会道德的重量，是客观的社会现实。

阿帕杜莱进⼀步指出，基于近百年来的科技变化之上，想象已成为⼀种集体性的社会事实。

这⼀发展转⽽为想象世界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在后电⼦时代，想象拥有了崭新的重要地位，它早已突破了艺术、神话及仪式这些特定表达空间，在许多社会中已成为普通⼈群⽇常精神活动的⼀部分。

它在当今世界具有现实的社会⼒量，曾被排除在⽇常⽣活的逻辑之外，现已回到这⼀逻辑之中。

所以，当我们讨论“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城市⽂化⽭盾”这⼀问题时，⾸先是要认识到这⼀⽂化⽭盾背后的深层⽣产机制，即哈维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产⽅式所决定的资本积累，所导致的不均等地理发展的“时间—空间修补”关系。

但在哈维这⾥，“⽂化”还基本上是⼀个“名词”，⽽阿帕杜莱则强调⾃⼰是在“形容词”意义上来使⽤“⽂化”这⼀概念。

⽂化的名词形式暗⽰着⽂化是某种对象、物质或实体。

⽽阿帕杜莱更强调⽂化的维度性，强调境遇化的差异，即相对于某种地⽅的、具体的、重要的
事物⽽⾔的差异。

⽂化的⼒量之所以具有对抗资本⼒量的可能性，就在于它的反抗性，它通过差异重写全球⽂化经济秩序的历史，⽇益呈现出流离与散裂的⾯貌，从⽽破除线性历史的进步史观。

适时顺应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
主次⽭盾变化
□徐清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研
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后
既对⽴⼜统⼀⼜顺时转化的城
市⽂化⽭盾，是城市⽂化发展的前
提和动⼒。

在城市化运动促进城市
膨胀扩⼤、城市发展逐步进⼊现代
化轨道的初期，决定城市⽂化发展
的主次⽭盾⽅⾯，必然会与业已进
⼊深度城市化和后⼯业化、业已引
发公民社会发育成长和“城市再造”的当下，形成略有不同乃⾄截然相反的⽭盾位序变化。

然⽽，在现实的城市⽂化发展实践中，特定的城市管理者及城市建设者群体，因受阶段性的社会环境、发展理念及传统背景的影响，在处置城市⽂化发展相关⽭盾关系问题时，往往会沿袭曾经⼀度“管⽤”或“有效”的处置套路和办法，不懂得适时⾃我调整并努⼒顺应城市⽂化发展实践中的主次⽭盾位序变化，使城市⽂化发展价值认同及其具体实践陷于本末倒置、流于事倍功半。

当今我国城市⽂化发展所处阶段
已经发⽣今⾮昔⽐的变化，我们必须适时顺应“城与⼈”、“官与民”、“⽂化GDP与软实⼒”、“单⼀与统筹”等诸对⽭盾中的主次位序转换客观诉求，调整与之相应的价值认同，以便更好地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

第⼀，辩证地理解“城市让⽣活更美好”
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活更美好”的主题演绎，给⼈留下了有关城市⽂化未来的⽆尽憧憬和美好想象。

“城市”仿佛注定就成了⼈类栖居的“天堂”。

将“城市让⽣活更美好”作为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世博主办地之特⾊营销宣传主题，虽然未尝不可，但如果要将其作为⼀种社会发展理念、⽣活⽅式理念来纳⼊实践，则就有必要加以辩证地理解，否则会将⼈们带⼊“城市⾄上主义”的机械唯物论认识误区。

在实施城市化运动、推进城市形态功能拓展的阶段，以尊重⼈与城的基本关系张⼒为限度，适当将城市⽂化发展的⽭盾焦点放在城市上，可能会有其阶段的合理性。

不过到了“城市再造”的发展阶段，假如依然坚持这种路径依赖，则可能会陷⼊城市⽂化浅薄化的徘徊困境。

毕竟城市是为⼈服务的，⼈不是城市的附庸，⼈与城的主次位序不容持续地颠倒。

城市⽆节制、失理性地扩张，只能带来稀奇古怪“城市病”顽疾的⼤量涌现和城市各阶层⽭盾的⽇益激化，根本不可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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