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两汉“倭”义变迁略考

战国两汉“倭”义变迁略考
王升;任军利
【摘要】作为最早记载“倭”的古籍,《山海经》《论衡》《汉书》的相关记载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是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考察其中“倭”的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期刊名称】《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3(000)001
【总页数】8页(P87-94)
【关键词】《山海经》;《论衡》;《汉书》;倭;抽象地理概念;抽象族别概念;文学形象"九夷"
【作者】王升;任军利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南昌33001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3
汉字传入日本前，日本有语言而无文字，导致其对本民族的早期历史无法以文字形式记载并予以保存。

追溯日本早期历史须对历史资料加以复原，最具史学意义的则
是对“倭”及其时代的考究。

史家考究“倭”，主要以古代汉籍关于“倭”的记载为文献线索，如《山海经》《论衡》《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

上世纪中叶起，日本学者基于上述文献结合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等领域，在中国很多地区进行综合性考察，相继地提出关于“倭”起源与迁徙的诸多论点，典型的有“广义倭族说”①、“倭越渊源说”②、“云南倭乡说”③等，其核心可表述为——
围绕中国渤海、东海沿岸以及日本海西岸为中心，向大陆延伸至中国北部(甚至是
蒙古和西伯利亚)、中部和西南等内陆地区，曾经生活着一个所谓“倭”的古老族群，并存在着一条神秘的迁徙路线。

其后我国也有学者基于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角度，提出与日本学者类似的观点，即产生对“倭”作不同层面的扩大解释的倾向［1］，但区分“倭”字与“倭人”“倭族”的认识更加细致，从民俗学角度进一步说明“倭族”可能源自于我国古代族群中的一种或一支，如“百越”④“濮僚”⑤“秦人”⑥等，此外，还从语言学上的通假字现象出发，指出某些古籍有将“濊”字误读为“倭”字之嫌⑦。

中日学者作为实证理论依据的诸文献因时代差异，“倭”的历史涵义也十分复杂，涵括笼统的地理概念，族称、国名甚至通假为汉字。

本文综合考证梳理文献中“倭”的相关记载以模拟“倭”在东汉前史籍中特定涵义的变迁轨迹。

一、《山海经》中的“倭”是西汉中晚期才成熟的抽象地理概念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早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补;《汉书》与《论衡》成
书于东汉早期;《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补注于南朝刘宋时期，大量引用三国
时期的《魏书》《魏略》等;《后汉书》除“八志”引取西晋的《续汉书》，余皆
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

上述古籍对“倭”的理解与认识过程大致按照成书年代先后，呈概括性了解渐进为具体性认识的发展路径。

“倭”概念首次出现于《山海经》。

然《史记》却未提及“倭”，直至东汉初年的《汉书》才第二次提及，其数百年间的断层不知去向何处?为何司马迁没有在《史
记》中提及“倭”?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是否参考过《山海经》?如果司马迁参考过《山海经》，何以《史记》中找不到“倭”的踪迹?
《山海经》系“山海图”基础上的述图之作，版本甚多，图文对照之后出入也甚大，校对各版本统一文本工作最后由刘向刘歆父子完成。

记录“倭”的《海内北经》远为简略，行文逻辑性欠缺，似多为断章取义。

随举一例，在《海内北经》中有如下描述，“大蟹在海中。

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

大鯾居海中，”这些也必可溯本追源，即在地图表示“海”的部分画一大螃蟹，再画一美人鱼和喷水鲸鱼。

［2］“倭”想必也是在地图的某处(也许在陆地，或在海洋或海岛，抑或海陆交界处)大致标注一个“倭”字，表明此地便是“倭”，却缺乏有关的解释说明，缘于
先秦至西汉以来人们对中原以外地理极其陌生。

有学者怀疑，“倭”在先秦史书中可能被详细记载过，也许曾记载于燕、齐、吴、越等沿海诸侯国的史书中，或许原本在《山海经》中详细记载过，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大部分文字被烧掉，才有了西汉刘向父子校订和补注《山海经》将其残本再次收编成书，然内容残缺不全，描述过于简单，缺乏逻辑甚至荒诞不羁。

但秦始皇所烧书籍为《书》《诗》等诸子百家和各国史书，地理、巫卜、医农等书籍不在被焚范围内［3］。

沿海诸侯国燕、齐、吴、越的史书如有涉“倭”的详细记载，《山海经》可能或多或少征引充实列国史籍资料，或其文字中多见“燕、齐、吴、越”等地名，可《山海经》少见周代的地名(除偶见“燕”等)，而且寥寥十一个字就道尽“倭”之一切:“盖国在钜燕南，倭北。

倭属燕。

”其重点在于表述“盖国”的地望，因“钜燕”方位之确定，所以“盖国”的地望可以明确(按:据袁珂疑称，乃朝鲜境内之“盖马山”［5］)。

虽然“倭”的具体方向可从本句反推出“在‘盖国’南边”，但正南、东南抑或西南却未予挑明;“盖国”不像《山海经》其他地名那样列出两地间距或民俗风情(按:例如“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等等)，因此其明确点是“倭属燕”句，对“属”有学者称不必机械理解为直接或间接统治，解释作“服属”、“隶属”为合适
［4］，另许慎《说文解字》解:“属，连也，从尾，蜀声。

”据此至少说明“倭”与“钜燕”相连——接壤抑或毗邻?但如此“倭属燕”又与《汉书》载“乐浪海中有倭人”相矛盾，《海内北经》继而说“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

列阳属燕”始提及海洋，《山海经·海内北经》对“倭”略施一笔，是以其充当说明“盖国”地
望的抽象地理概念，并非实指日本。

《海内北经》对地理术语把握极为严格，不似巫语，涉及国家、山脉、宫殿、河流、森林、湖泊，甚至部落和城市的地名，均以“国”“山”“台”“渊”“林”“泽”“邑”和“市”加以对应，例如“犬封国”“鬼国”“林氏国”“盖国”“射姑国”“蛇巫之山”“凌门之山”“帝尧台”“帝舜台”“从极之渊”“有汜林”“大泽”“明组邑”“大人之市”等。

“钜燕”“朝鲜”“列阳”在西汉初已为汉境，唯“倭”是没有用地理单位加以限定的西汉境外地名，足以说明其时“倭”只是一个抽象地理概念。

关于司马迁有否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参阅过《山海经》，清代学者毕沅(1730－1797)曾言《山海经》“其名久也，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就提及此书”。

《史记·大宛传》中，司马迁曾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东汉王充在《论衡·谈天篇》中所引司马迁之言为“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王充又说:“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凡事难知。

”王充距司马迁不过百多年，以史学常识应采信王充的《山经》说。

《山海经》是刘向、刘(歆)父子校注之后所取的书名，分《山经》五篇，有“五臧山经”之称，又以《海内经》四篇和《海外经》四篇合编为《海经》八篇;而《大
荒经》四篇与《海内经》一篇则是西晋郭璞(276～324)校注《山海经》时所添加。

因此，司马迁所参阅的仅为《五臧山经》，不可能获悉《海经》中的“倭”。

《海经》中的“倭”概念应该成熟于西汉中后期。

“倭”概念的产生可能与汉武帝经营朝鲜分不开，其时海洋知识极度匮乏致“倭”的形象十分模糊。

二、《论衡》中的“倭(人)”乃泛指“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
《后汉书》载:“(王充)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

”王充是班固之父班彪的学生，长于班固，写就《论衡》也应略早于班固之《汉书》。

《论衡》乃继《山海经》之后第二部提及“倭”的古籍。

然《论衡》充满“批判汉儒复古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学术观点。

充满神话巫术色彩的《山海经》之所以谓汉代儒化最少的古籍［2］，得益于西汉时期充满宗教神秘主义的儒学思想［6］。

两部著作都提及的“倭”出入甚大。

北京大学沈仁安教授将《论衡》涉“倭”条目分列比较，用做论证《论衡》之“倭人”为古代日本人的材料［1］。

但欲对《论衡》之“倭”全面分析，就不能仅列有“倭”的条目，单从“倭”字入手显然脱离《论衡》言及事物之客观性与整体性，应从《论衡》中探寻出关于“倭”的一个侧点切入，即以“倭人和越裳分别向周成王献畅草(及鬯)和白雉”这一具体事件为线索，串联有关条目。

(1)(周)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

幽厉衰微，戎狄攻周，平王东走，以避其难。

至汉，四夷朝贡。

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

夫以成王之贤，辅以周公，越常献一，平帝得三。

(《论衡·恢国篇》)
(2)夫金之性，物也，用远方之贡为美，铸以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泽不
逢恶物，辟除神奸乎?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

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奸? (《论衡·儒增篇》)
(3)秬鬯之所为到，白雉之所为来，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于三王，不加王号，岂天恶人妄称之哉? (《论衡·感类篇》)
(4)前世有严夫子，后有吴君商(亦作“吴君高”)，末有周长生。

白雉贡于越，畅草献于宛，雍州出玉，荆、扬生金。

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

(《论衡·超奇篇》)
(5)使畅草生于周之时，天下太平，(倭)人来献畅草。

畅草亦草野之物也，与彼桑榖何异?如以夷狄献之则为吉，使畅草生于周家，肯谓之善乎!夫畅草可以炽酿，芬香
畅达者，将祭灌畅降神。

设自生于周朝，与嘉禾、蓂荚之类不殊矣。

然则……与畅草无异，何以谓之凶?
(《论衡·异虚篇》)
(6)周家越常献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

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
廓土，牧荒服之外。

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物。

……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
(《论衡·宣汉篇》)
整合以上六条有关“畅(鬯)草”的资料，可以发现三个侧点:(1)从文字的表面行间
上看，西周以来，“畅草”已为贡品且与“白雉”并列出现;(2)从文字的表述内涵
来看，“畅草”所引出的政治涵义是西周的“五服制度”——朝贡体制，即王充
重在以“畅草”“白雉”为切入点比较周、汉两朝的国际影响力;(3)从文字的具体
细节来看，王充分别点出“畅草”的贡献国为“倭”，但别篇中又用“宛”来表示，两字是否属于通假字有待探究。

针对侧点(1)，笔者认为《论衡》中的“畅草(鬯)”应不为“倭”所贡，至少不是“倭”的惯贡。

一方面站在“畅草”和“秬鬯”的角度以观“倭贡”。

贡品既是两国政治外交和文化来往的象征，更是两国物产、风俗、民情交流与传播的标志。

除能象征两国尊严、增进邦交外，须是足以代表一国的地缘物产，也就是“特产”。

较之“畅草”和“秬鬯”，越裳处多山湿热之地所贡“黑白雉”(即黑、白野鸡，
实为一种鸟，专以上古帝王祭祀用)更具代表性;《尚书·大传》和《韩诗外传》也均记载周成王时，越裳重译来朝(按:据陶维英认为越裳的后裔包括越南民族，而黄现璠考证汉代的越裳为缅甸与老挝一带［7］，但笔者认为周初之越裳为百越一支，西汉之越裳为越南南部，从民族迁徙的角度看，两者也许存在渊源)。

但是，“倭人”贡“畅草”“秬鬯”，能否象征“倭”之物产、风俗及民情呢?畅草，即郁金，又称“姜黄”，属姜类(按:与“郁金香花”不同种)，作中药材和香料使用，生于中
国南方的亚热带及热带地区，日本地处北温带与寒带在绳纹晚期(相当于西周时期)是否自然生长或已经移植呢?沈仁安教授认为畅草可能生长于日本九州，但据彭双
松的实地调查发现日本有兰、姜类植物，但都是在秦汉，甚至更晚时期从中国南方移植过去的。

另一方面是站在“倭贡”的角度以观“畅草”“秬鬯”。

除了《论衡》将“畅草”视作“倭贡”，自《汉书》以降的任何有关“倭贡”史料皆未有“畅草”或“秬鬯”一物复载。

举汉、魏“倭贡”为例，《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倭
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

”又言:“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亦作“师”)
升等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愿请见。

”又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魏景
初二年(公元238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携生口十人、土布两匹向魏天子“朝献”;魏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卑弥呼又派遣使者上贡给魏帝“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丹、木犾、短弓矢”;此后，壹与女王也派使者向魏帝朝贡“男女
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勾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此外，魏国两次遣使访倭，并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对倭的物产做了详细的记录:“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

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出珍珠、青玉。

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枥、橿、乌号、枫香，其竹篠(筱)簳(竿)、桃支。

有
薑(按:即姜或生姜，与郁金或“姜黄”不同)、橘、椒、蓑荷，不知以爲滋味”。

“倭贡”“倭产”清单皆不见“畅草”或“秬鬯”，王充所以在《论衡》中再三例举是为强调“秬鬯”珍贵之极。

我国古时祭祀灌地所用的酒——“鬯”，以郁金
草［1］P22(畅草)合黍酝制而成，色黄而芳香，亦为帝王赏赐有功大臣的象征至
高荣誉的九锡之一(按:另八锡为车马、衣服、虎贲、乐器、纳陛、朱户、弓矢、铁钺)。

如此贵重的皇家贡品“畅草”和“秬鬯”何以在贡献周成王以后绝迹于华夏，然“越裳献雉”却延至汉平帝?这只能说明“畅草”和“秬鬯”不是“倭贡”，或
者仅为“倭”的偶贡。

同为“倭贡”的“生口”属于自然物产，却成为东汉以来每
贡必献的“特产”，足见“生口”较与“畅草”更能体现“倭国(人)”在绳纹和弥生时期的物产、风俗及民情。

那么到底是谁惯献此物于周成王的呢?笔者认为“畅草”和“秬鬯”极有可能是东
夷所贡，“倭(人)”本为“九夷”之一，王充以其为泛指东夷的代名词。

西周初年建立“五服制度”。

《史记·周本纪》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候服，侯
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可知此中“夷蛮”，即东夷和南蛮“要服者贡”。

“贡”即进贡，是夷蛮对周关系得以续存的纽带，这基于西周对夷蛮数次规模浩大的武力征服［8］，尤其东夷在西周军事打击下屡受重创。

《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
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既绌殷命，袭淮夷”，“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鲁周公世家》又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周公乃奉成王命，
兴师东伐”。

以上所载“东夷”、“淮夷”、“奄”、“薄姑(蒲姑)”等皆属东夷族群。

东夷与殷商为唇齿，故周对其大力打击。

其中“奄”为殷商故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王南庚、阳甲曾建都于奄，至盘庚才迁到安阳的殷墟［9］，因此常称“奄”为“商奄”，如《左传·昭公九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

有
学者称“奄”的故都在曲阜，后为周公之封地鲁国。

“淮夷”为东夷之一，由于联合殷商遗属(即武庚、奄、薄姑)及管蔡叛周而遭伐，后又屡次叛周。

《诗经·鲁颂》有云“明明鲁侯，淮夷攸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
获”“憬彼淮夷，来献其琛”“淮夷蛮貊，莫不率从”“淮夷来同，鲁侯之功”，无不是西周统治者屡伐淮夷的见证。

“薄姑”又称“蒲姑”，班固《汉书·地理志》对其有载:“殷末有蒲姑氏，为诸侯，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

”此“四国”即以奄为首的管、蔡、淮夷、奄联盟。

有学者称“薄姑”的故地，后纳为齐国。

东夷叛周又与商遗“武庚”有极大关系，据《史记·殷本纪》载“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殷民大悦。

”又于《周本纪》载:“武王为殷初定未
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就是说，武庚(按:即“禄父”)延续殷商的香火，但由管、蔡监督治理，后来联合作乱，被周公诛杀，改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

“九夷”之一的“倭”为何又与殷遗、东夷牵上关系呢?《史记·宋微子世家》
载:“箕子者，纣亲戚也”“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箕子曾率一部分殷
商移民迁徙到朝鲜，而箕子为武庚之叔族，东夷与箕子又有着甚大的渊源，以至于《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皆将朝鲜归为东夷，即属“九夷”之一，与“倭”同属。

笔者认为，实际上，东夷各支(按:徐中舒曾言:“奄、薄姑、淮夷、徐戎、徐夷、东夷实为一族，即‘徐’”［10］)在西周连续多次的军事打击之下，为免受
灭族之险，暂屈从“五服体制”以缓和对周关系。

这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得
到孔子证实，其载:“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

’”虽然箕子朝鲜为东夷之一，但是周武王授以免贡的特权，即“不臣”之权，故而《论衡》中言及贡献“畅草”“秬鬯”不用朝鲜之名，而且西汉的疆域观念在汉武帝时出现改变，认为朝鲜已为汉灭，则不能称为“夷”，而以“准汉朝疆域”视之。

司马迁也许考虑到先秦之东夷融入华夏者甚多，且东夷史料甚稀，故将“东夷”与“东越”“南越”“匈奴”“大宛”“西南夷”等同列传。

《论衡》写的是西周之事，须有东夷，顾及西周以后，奄灭，蒲姑融，淮夷徐夷相继失势，因此只择取同以“断发文身”为习俗的“倭”泛指“九夷”，以为避免假托、尊重史实的最佳办法，西汉中后期，“倭”的具体地望虽模糊不清，但无碍于“倭”作为地理概念的使用，用以强调朝贡者地处遥远，以与同属“要服者贡”的“越常(裳)”之“重译献雉”的事例构成形象的对照。

两汉以后，“东夷”成为惯指朝鲜、日本及我国东北地区诸民族之泛称，偶尔还成为日本的代称。

至于侧点(3)，即《论衡·超奇篇》中有“白雉贡于越，畅草献于宛”中的“宛”与《论衡》他篇中的“倭”冲突。

该句中的“越”，我们容易理解为“越裳”的简称
(按:闻宥认为古文献牵涉族称的词序颠倒是常见的，有时共称在前，别称在后，有时反之，如“骆越”又称“越骆”，此外诸见“越摇”“越沤(瓯)”“越俚”(俚人)等皆可依此解释，它们都是百越之一，据之，“越裳”共称为“越”，别称为“裳(掸)”［11］，也属百越)。

《论衡》之“宛”乃指“倭”也。

首先“宛”在
句中作地名来解。

汉代的“宛”字作地名，既可指国名“大宛”(读“yuān”，西域古国名，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也可指县名“宛县”(可读“yùn”，先属楚国，后秦置县，秦汉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还可指郡名别称“宛林”(读
“yù”，“宛”通“郁”)，即西汉郁林郡(今广西大部)。

可见，汉代的“宛”根
据三种发音，可分别指三个异地，但发音相近，皆偏向拼音“y”(同“淤”音)的
发音。

其次，从地理上分析，“畅草”的贡献不可能在大宛，大宛为西域三十六古国之一，以高原、草地、戈壁、雪山为主，植被干枯，所贡之物多为马、牛、羊、酒及玉石之类;地处中原之南阳郡宛县辖属西周之境，东周之畿，即使生长“畅草”，按照“五服制度”，也无须“要服者贡”;然则宛林，即郁林郡，西周时期
为百越之地，亦产“畅草”，但越裳已重译来贡“白雉”。

王充所指的“宛”势必在东夷。

《汉书》中说:“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
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班固引孔子之言，说明东夷顺从于“五服”，常
以“要服者贡”。

然而，“东夷天性柔顺”又如何与“宛”有牵涉呢?还须对“宛”字的其他涵义与
发音做出更深的分析。

“宛”除了以上三种发音之外，还有“wǎn”的发音，《说文》中说:“宛，屈草自覆也。

”意思为将草弯曲覆盖，因此“宛”有“曲折”之意，如“委宛”，《史记·司马相如传》有“宛宛黄龙”，即弯弯曲曲的黄龙。

再
看“委”(发wēi)字，《说文》说:“委，委随也”，即委随犹委蛇之意，就是像蛇一样弯曲爬行。

《史记·天官书》曰:“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其中“委曲”
就是弯曲的意思。

再看“逶”(发wēi)字，《说文》说:“逶，逶迤，袤去之貌”，
意思说弯曲而绵延不断的样子;《楚辞·九思·逢尤》有“望旧邦兮，路逶随”，此“逶随”同“委随”，意为行走于弯曲的小路;再看“倭”，《说文》说:“从人，
委声，顺貌，”即有“顺从”之意，又有“倭迟”(发wēi yí?)一说，同“逶迤”，因此，可证“倭”通“逶”。

此外，“宛”(发wǎn)有“宛约”、“宛顺”之意，即顺从之意，与“倭”之“顺貌”略同;“宛”还有“积聚”之意，如《史记·扁鹊
仓公列传》有“寒湿气宛”，亦如“宛财”即“聚财”之意;而“委”(发wēi)亦有“积聚”“委积”之意，两者甚同。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汉委奴国王”印中的“委”即“倭”，乃最好的通假字之例。

当“宛”字作形容词时，与
“委”“逶”“倭”同发拼音“w”(念“乌”音)且意思完全相同，如“弯曲”，
且有些存在联系，如“顺从”“积聚”“委奴国”。

从“宛”的另一涵义与发音分析，发现“宛”通“委”通“逶”通“倭”，以此可证实“宛”为“倭”——王
充脑海中一个地望模糊不清的东夷国家。

三、《汉书》之“倭人”是历史与文学混合形象中的“九夷”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燕地·玄菟·乐浪》的末尾以十九字结束“玄菟”“乐浪”二郡的描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是“倭(人)”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按:笔者认为，当时的“倭”尚不可称为“国家”)首次见于中国古代正史。

不足二十字却包藏三条信息:(1)“倭人”行走或来往于乐浪海中(按:以往，学者都解释为“生活于乐浪海域”，笔者认为不妥);(2)“倭人”分许多个部落(按:古文“百馀”应作虚词，释为“许多”，“国”解为“部落”);(3)“倭人”有
时贡献朝见(按:“岁时”本意虽为“每年”，但仍作虚词，实解为“有时”)。

《汉书》至少给出了大致的地望、国情以及外交往来。

重注《汉书》中的“倭人”须沿着班固写作《燕地·玄菟·乐浪》条的逻辑性，梳理整条内容。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

殷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

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穀偿;相盗者男没
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

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

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馀条。

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
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
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本条末:“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此言分别引自《论语·子罕》和《论语·公冶长》。

《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公冶长》云:“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据“子欲居九夷”和“乘桴浮于海”两句，有学者认为孔子晚年欲渡海去东夷隐居，因年迈而未如愿［12］。

“九夷”之典型应为“朝鲜”，无须“浮海”，鉴此很多学者
推测孔子欲去的“九夷”应为“倭”。

但“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句话似证实孔子说的“九夷”乃“箕子朝鲜”。

“箕子朝鲜”素有“君子之国”的美称。

从《汉书》文中所见，孔子欲居九夷，也许受到箕子的影响。

但班固一面反复暗指孔子欲居朝鲜，一面却强调“设浮于海”，造成一种地理概念上的矛盾，作为大史家能编写囊括半个亚洲的《地理志》，怎会不知东北一隅，且在两汉时期，欲往朝鲜无需渡海是常识所知。

笔者认为，这种交通误识的发生可能由于班固本人受箕子朝鲜的影响颇深，与孔子受箕子的影响无关，为达到“以孔贵箕”的目的，将孔子在《子罕》和《公冶长》中的言说演化为“欲居九夷，桴浮于海”的典故。

“倭”之“十九字”记述于“玄菟、乐浪”条尾意在以“设浮于海”自圆其说，隐射乐浪海中的“倭”乃孔子欲居之“九夷”。

这“十九字”所描述的“倭”也缺乏史实的支撑。

其一具体地望存疑，班固只说是“乐浪海中”，却没有点明是乐浪东南海中还是西南海中，依照西汉乐浪郡的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