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渝方志民俗文献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论巴渝方志民俗文献的内容及研究价值
李昇
【摘要】巴渝主要指重庆市及周边地区,是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其方志记载的民俗内容是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至民国的巴渝方志目前能看到的有30多种,其中除少数方志外,大多数巴渝方志都记录有民俗内容,包括冠礼、婚礼、丧礼、节序等.研究发现,冠礼在巴渝久废,但在古代巴渝男女成婚前一日,为男命字,为女加笄,是为加冠,但只通行于乡绅家庭.婚礼中的六礼在巴渝各地不尽相同.丧礼中的“复山”为古代部分巴渝地区独有民俗.节序中的“倒牙”流行于川蜀而不流行于巴渝地区.从中可以看出,巴渝方志民俗文献有其研究价值,不仅能从巴渝方志中考察民俗演变过程,还可以从中找到演变原因,探讨巴蜀民俗的异同,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
【期刊名称】《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6)003
【总页数】7页(P30-36)
【关键词】巴渝;方志;民俗;研究价值
【作者】李昇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杨浦20043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1
巴渝自古以来就是个范围比较广大的地域名称，尽管它还包括今天的湖北西部、贵州北部、陕西南部地区，但主要是今天的重庆市[1]3。

重庆自先秦时就称巴郡，隋
代时简称为渝，后来有了巴渝的别称，并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巴文化。

研究巴文化先探究该地域的文化，而重庆地方志中记载的民俗文化是最直接、最广泛、最需要集中整理的传统文献，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

巴渝的核心地区重庆，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官网介绍的行政区划，有26个区和12
个县（自治县），其中万州区、黔江区、涪陵区、江北区、巴南区、长寿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大足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开州区、梁平区、武隆区，以及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等地方县志中保留有民俗资料。

虽然丁世良、赵放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辑录了重庆市6种县志、江津地区8种县志、涪陵地区8种县志、万县地区8种
县志，但明显不全。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印行）、《上海图书馆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出版）、《重庆图书馆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梳理1949年之前主要的巴渝方志民俗相关文献，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同一地方方志归并在一起。

（一）《重庆府志》，张文耀等檄修，邹廷彦纂修，明代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刻本，《上海图书馆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二○九册，卷三“风俗”，
对巴县、江津县、长寿县、大足县、永川县、荣昌县、綦江县、南川县、黔江县、安居县、璧山县、合州、铜梁县、定远县、忠州、鄷都县、垫江县、涪州、武隆县、彭水县等进行了简单的风俗概括。

（二）《重庆府志》，王梦庚等修，清代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册，卷一“舆地志”风俗篇，引述了《华
阳国志》《巴县志》《江津县志》《长寿县志》《永川县志》《荣昌县志》《綦江县志》《南川县志》《合川县志》《涪州县志》《铜梁县志》《大足县志》《璧山县志》《定远县志》《江北厅志》等内容。

（三）《巴县志》，清代张九镒总裁，王尔鉴纂修，清代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单行刻本，卷十“风土”习俗篇，包括士、工、冠、婚、丧、祭等。

（四）《巴县志》，民国时期朱之洪、吴恩鸿等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六册，卷五“礼俗”风俗篇，包括冠
履服饰、饮食酬酢、居处、娱乐游戏、岁时、迷信等。

《重庆图书馆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所收《巴县志》二十三卷即此刻本的稿本。

（五）《夔州府志》，刘德铨等纂修，清代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修，清代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重刻，《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册，
卷十六“风俗志”，辑录其他关于夔州风俗的文献而成，还有四时风俗和方言。

（六）《垫江县志》十卷，夏梦鲤修、董承熙纂，清代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刻本，重庆图书馆编《重庆图书馆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十五册，卷二“舆地志”风俗篇，包括力农、穷经、饮食、衣服、赌博、盗贼等。

（七）《垫江县志》，谢必铿修，李炳灵纂，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七册，卷一“舆地志”风俗篇，
包括民风、农、百工商贾、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元日、上元日、清明、四月、端午等时序。

（八）《补辑石柱厅志》，王槐龄纂辑，清代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七册，卷六“风俗志”，节录旧志补风俗。

（九）《城口厅志》，刘绍文总裁，清代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一册，卷六“风俗志”，概括谈论民士
之风。

（十）《江北厅志》，宋煊等修，清代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册，卷二“舆地志”风俗篇，主要记录了节序
内容。

（十一）《江北县志稿》十卷，民国年间稿本，《重庆图书馆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五册，卷六“礼俗志”风俗篇，包括冠礼、婚、县俗、节序等。

（十二）《开县志》，李肇奎等总纂，清代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一册，卷十五“物产志”后附风俗，寥寥几
十字的记载，概括该地风俗为“俗重田神，地无医药”。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七一号亦收录此版本。

（十三）《綦江县志》，清杨铭总修，清代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七册，卷九风俗，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节序等，另附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增修的内容，有《禁妇女做会告示》《财主辨》《劝民歌》等。

（十四）《酉阳直隶州总志》，王鳞飞等修，冯世瀛、冉崇文等纂，清代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八册，卷十九“风俗志”，包括风俗总论，有《酉阳州志》《秀山县志》《黔江县志》《彭水县志》各州总论，然后列举了士习、民风、农事、女功、工役、商贾、饮食、衣服、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祈禳、节令、村市赛会等。

（十五）《璧山县志》，寇用平、陈锦堂等撰，清代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五册，卷一“舆地志”风俗篇，主
要记载节序。

（十六）《万县志》，范泰衡等纂修，清代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一册，卷十二“风俗”，包括士民之风、婚
礼、元旦、拜年、元宵灯会、三月三、清明、端午等。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七九号亦收录此版本。

万县今属重庆市万州区。

（十七）《涪州志》，吕绍衣等修，王应元、傅炳墀等纂，清代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六册，卷一“舆地志”风俗篇，主要讲节序。

（十八）《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施纪云等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七册，卷七“风土志”习俗篇，包括农、商、工、游手闲人、妇女、民风、礼、丧、演戏、迷信等。

（十九）《忠州直隶州志》，侯若源等总纂，柳福培纂修，清代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三册，卷一“方舆志第一”风俗篇，寥寥几十字概述。

忠州今属重庆市忠县。

（二十）《彭水县志》，庄定域等修，清代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九册，卷三“风俗志”民俗篇。

（二十一）《铜梁县志》，清陈昌等编辑，清代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二册，卷一“地理志”风俗篇，包括士习、民风、工役商贾、衣服饮食、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岁时等。

（二十二）《荣昌县志》，清施学煌等总纂，敖册贤纂修，清代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六册，卷十六“风俗”篇，包括耕织营生、婚礼、丧礼、祭礼、士习、民风等。

（二十三）《大宁县志》，高维岳总修、魏远猷等纂修，清代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二册，卷一“地理志下”风俗篇，包括士、农、百工、商贾、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节序、服食等。

大宁县今属重庆市巫溪县。

（二十四）《永川县志》，清马慎修总纂，清代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刻本，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二册，卷二“舆地志下”风俗篇，包括士、农、工、商、冠、婚、丧、祭、饮食、衣服等。

（二十五）《巫山县志》，连山等主修、李友梁等纂修，清代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二册，卷十五“风俗”，包括士、农、工匠、商贾、节序等。

（二十六）《奉节县志》，曾秀翘主修、杨德坤等纂修，清代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二册，卷十七“风俗”，先列举旧志、《华阳国志》等涉及该地风俗的文字，然后谈时序、冠、婚、丧等。

（二十七）《梁山县志》，朱言诗纂修，清代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四册，卷二“舆地志”风俗篇，包括婚娶、丧葬、节序等。

梁山县今属重庆市梁平区。

（二十八）《黔江县志》，张九章等修，清代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九册，卷五“风俗志”，包括习俗、月令、通礼等。

（二十九）《潼南县志》，夏璜等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五册，卷六“杂记志第十”风俗篇，包括婚礼、
葬礼、祭祀、岁时等。

（三十）《江津县志》，程德音、宋嘉俊等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五册，卷十一“风土志”风俗篇，包括冠、婚、丧、祭、岁时、杂俗（讼匪、迷信、缠足、服饰、哥老会、赌博、嗜好、宴会、演戏等）。

（三十一）《南川县志》，民国柳琅声等修，韦麟书等纂，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九册，卷六“风土”有“杂俗”篇，包括节序、居处、衣服、饮食、交际、戏剧、会集、家庭、妇女、
儿童教育（附私塾读书议）、称呼、恶俗、苗俗、邪教。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八九号亦收录此版本。

南川县今属重庆市南川区。

（三十二）《重修丰都县志》，黄光辉等修，郎承詵、余树堂等纂，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七册，卷十
“礼俗志”，包括社会风俗、家庭风俗、节序风俗等。

（三十三）《长寿县志》，民国汤化培修，李鼎禧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石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八三号，卷四“人事部第一”礼俗，包括婚礼、丧礼、祭礼、祝寿、四时杂事等。

（三十四）《长寿县志》，刘君锡总纂，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七册，卷四“风土”礼俗篇，包括冠礼、婚礼、杂婚、丧礼、祠祭、相见礼、杂俗。

（三十五）《云阳县志》，刘贞安总纂，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五十三册，卷十二、十三“礼俗”，包括婚、冠、丧、祭、士、农、工、商等。

（三十六）《大足县志》，郭鸿厚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二册，卷三“风俗”，包括民风、婚丧
祭礼、四时节序、宗教。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八四号亦收录此版本。

（三十七）《合川县志》，张森楷、李昌运等纂，民国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四十四册，卷三十“掌录十八”风俗篇（按该县志目录卷数
与正文不符），包括婚礼、丧礼、岁时、游戏、忌讳、方言、场期、折扣、风教、世风等。

当然，还有一些县志内容上却没有“风俗”。

如《秀山县志》，清王寿松等修，李稽勳等纂，清代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刻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三八六号；《再续万县志稿》，佚名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稿本，
《重庆图书馆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一、二册；《四川綦江续志》，民国戴纶喆编辑，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七册。

这些应算是特例，因为从明代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朱棣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开始，修志时应撰写风俗的规定就以官方的形式形成了[2]177。

以上方志有的以“风土志”或“礼俗志”独立成卷，有的则将“风俗”包含于“舆地志”或“地理志”中，巴渝民俗文献内容就记载于这些方志“风俗”篇之中。

其编纂体例一般是先总论、后分论，总论往往引述旧志以及涉及本地风俗的其他相关文献。

比如，清代光绪年间《奉节县志》卷十七“风俗”开头便说：“地有刚柔燥湿，俗有奢俭贞淫，而其风皆自上倡之。

邹鲁之文学、秦楚之强悍、唐魏之勤俭，风尚所趋，习俗屡易，岂徒地气使然？抑亦主持政教者之责也。

志风
俗。

”[3]644此后，便转引旧志中关于“风俗”的语句：“绅士无事不至公庭，
恒以奔竞为耻。

间有一二好事者，乡党即薄其人而心拒之”“民以无事为福，不喜健讼（王龟龄诗：夔峡民醇狱讼稀，使君无事只吟诗）”。

除旧志外，还引述了其他相关文献，如《华阳国志》：“地与楚接，人多劲勇，有将帅材。

”《杜甫诗注》：“峡土硗确，暖气晚达，故民烧地而耕，谓之火耕。

”最后分述“风俗”中的节序、冠礼、婚礼、丧礼等，而这恰恰保留了大量民俗相关内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巴渝方志中分述的风俗内容主要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节序、士风、民风、百工、商贾等，其中礼俗和节序的内容最重要。

其次，有的方志记载了戏剧、游戏等内容，从民俗学角度看来同样很重要。

以下对此做归纳。

（一）冠礼
礼俗是巴渝方志中重点记述的内容，涉及冠礼时往往置于礼俗之首最先讲述，但这并不代表冠礼在巴渝礼俗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情况正好相反。

据涉及冠礼的巴渝方志记载，冠礼在巴渝地方久废。

清代乾隆年间的《巴县志》：“冠礼不行，匪
独巴邑。

”清代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成童则加冠，古三加礼，久
废。

”[3]645清代同治年间《綦江县志》：“冠礼不行，匪独綦邑。

”[4]666
虽然冠礼在巴渝久废，但自有独特的民俗传承下来。

清代同治年间的《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古礼久废，间有行之者，惟邀乡党中耆年硕德，属其命名、命字，无三加之仪。

《秀山县新志》载‘三加之礼无行之者，惟合卺前一日祝告祖考父兄，以成人之言相劝勉，因为加冠。

’《黔江县新志》未载。

《彭水县新志》载‘先期男家于族党中择有德望者，命字；女家亦择贤妇上笄。

’”[5]764也就是说，巴
渝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民俗习惯，即在男女成婚前一日，为男命字，为女加笄，是为加冠。

清代光绪年间的《大宁县志》记载最为详细：
婚嫁先一日，父兄率子弟告祖，为之加冠、命字，坐子弟于客位，择戚友家子弟未娶者四人陪之，曰伴郎。

戚友或醵金制匾对相赠，例拈子弟名号二字为联语，曰送号匾。

赠花红者，曰簪花。

设宴款戚友，曰簪花酒。

女家亦先一日告祖，为女束发加笄，设席亦如之。

延戚友家室女四人相陪，曰伴女。

赠奁仪者，曰添箱。

加冠、加笄尚有古人醮子醮女之遗意。

[3]49
由此可见，巴渝地方加冠礼虽不及中原地区那样礼制严格，但命字、加笄、送号匾、簪花、簪花酒、添箱这些民俗却是很具地方特色的。

不过，这些民俗并不普及。

清代光绪年间《铜梁县志》载：“醮子命妇，鲜有行之者。

”[6]615清代光绪年间《永川县志》进一步解释说：“旧志自三加礼废，冠服由俗。

荐绅之家惟于受室日，亲友赠字或戒，乡先生加冠服，祝以格言，即谓之冠。

今时人思复古，或于受室前一日行之，然仪节不如古之详备。

至于乡民，则仍未有行此礼者，非所以重成人也。

”[6]69所以，巴渝地区有着具有地方特色的冠礼只在乡绅之家执行，普通百姓家里仍无此礼。

（二）婚礼
巴渝婚礼习俗近于中原。

其过程一般是先通媒妁之言；然后求女庚，又曰插香；女
方给男方文房钱币，曰打发；男方择吉日备礼物送女方，曰报期；至迎亲前几日送衣饰酒果至女方家，曰过礼；女方以奁具等陈放于男方家中，曰送嫁妆（见清代光绪年间《大宁县志》卷一）。

这些内容在巴渝方志中虽都为六礼，但记载都不相同。

同为清代光绪年间刊行的《铜梁县志》载：“结姻之始，媒妁通言换庚赠物，名曰插香。

”[6]615铜梁县是男女双方互问庚赠物，才曰插香，这与大宁县男方单方
面问女庚不一样。

清代同治年间《璧山县志》却记载：“男家凭媒往说，既允诺，往女家拜允，谓之插香。

”[7]279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巴渝各地婚俗是不一样的。

在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南川县志》中还出现了“杂婚”的记载，其云：杂婚，一曰“养媳”。

女子家贫，订婚太早，亲属尽亡，舅姑不得已迎至家养之，谓之“闲坐”。

俟成年，乃延宾与子成婚。

此固由早聘为累，然遇舅姑仁慈，善教习于勤俭，后多能佐夫成家，无大害也。

二曰“上门”。

小户妇人夫死，薄有资产，有子女，不乐再适依人，则招鳏夫入门，行夫妇礼，借以应外。

以后生育子女，乃为后夫之裔。

然上门之夫，多游荡无业，借此耗妇资产，或为妇所弃，或为前夫族人所驱，易合易离，不敢争较，不如正式童婚之胶固也。

三曰“小叔承嫂”。

与兄同居，兄死即就兄妻作室，亦小户所为，宗族乡党皆得干涉之。

然已成事实，难于强离，往往纳贿以免。

狡黠者本无正伦之实心，而借此索财，伦之所以益不正也。

[8]257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长寿县志》记载了相同的内容[4]61。

其中出现
了“童婚”一说，根据上下文意，应指“女子家贫，订婚太早”这一情况的养媳杂婚，并非是一种新出现的婚俗。

清代嘉庆年间的《江津县志》中对此也早有解释：“女方襁褓，辄以许人，谓之‘童婚’”。

[8]223这些杂婚形式不为明清巴渝方
志所详细记载而出现在民国方志中，说明婚俗观念的转变。

（三）丧礼
巴渝丧礼亦是各地不一，但从各地方志中却也能钩稽出相同的丧俗。

比如，“复山”。

同治二年《綦江县志》：送葬后，孝子往送火烟，三日再往，谓之“复
山”[4]666。

光绪元年《铜梁县志》：三日上塚，名曰“覆山”[6]616。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合川县志》：葬后三日，每夜必燃火、香烛于墓前，曰“送火”。

至三日，买山纳契，曰“复山”[9]52。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江津县志》：既葬之三日，又有“复山”之俗。

复山者，恐坟有圮毁，复至山看之也，亦名“圆坟”。

是日，孝家内外无大小，皆集哭祭于坟前，亲戚中亦有至者。

复山事毕，召道士就坟前安神谢土焉[7]791。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云阳县志》：葬后三日，丧主男女皆衰服诣墓所，具牲醴、楮币，哭祭于墓，亦为酒食以劳姻党，谓之“圆坟”，颇似初虞礼，而古制不可复矣[10]110。

可见，巴渝部分地区有下葬三日后再上坟的习俗。

这一习俗产生时间待考，其延续时间较长，从清代延续到民国，而复山的内容各地又不尽相同。

根据这些地方志的记载，长寿县是复土坟上便是“复山”，而合川县是要买山纳契才叫“复山”，江津县和云阳县的“复山”习俗倒是有些相同。

（四）节序
节序是巴渝方志风俗中记载最详细的部分，各地记载大同小异。

需要注意的是，巴渝与川蜀临近，民俗亦相近，但有些节序川蜀有的，巴渝却没有。

比如“倒牙”，四川很多县志如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西昌县志》、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合江县志》、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宣汉县志》等都记载了
每年农历十二月十六“倒牙”的习俗。

这一日工商业者会为学徒具肉食，是谓“牙祭”，“倒牙”意即“牙祭”，于是日终止。

这一习俗不见于巴渝方志中。

巴渝地区有的县志修得很粗糙，风俗篇寥寥几十、几百字，而且笼统概述。

但大部分巴渝方志民俗文献还是值得整理研究的。

以下对此进行总结。

首先，从方志民俗记载中看其演变的过程。

从巴渝方志中很容易发现民俗演变的过程，有的可从历代方志中发现一地之民俗演变。

如清代乾隆年间的《巴县志》：“惟葬后虞祭尚未通行，但演戏、聚赌诸恶习尚不染。

”然而，清代同治六年《巴县志》：“丧礼……近并有演剧、聚赌恶习，所当禁止者。

”[8]29巴县丧礼由原
先的“恶习尚不染”到“当禁止”，这其中当地习俗的历史演变可见一斑。

有的可从方志中发现民俗形式的演变，如上文所述“插香”的婚俗，在今天发生了形式上的演变。

如《彭水县志》：“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青年谈婚时，男方须按约定时间由介绍人陪同带着礼物到女家‘取同意’，让女方家长看看未来的女婿。

如无意见，再走‘回回儿’。

不‘插香’但要放鞭炮，走了三次回回儿后，双方便可登记结婚。

”[11]754古时“插香”意为订婚，今天则以“回回儿”的形式代替了。

其次，从方志中探寻民俗演变的原因。

巴渝方志风俗志中概述本地民风往往用民风淳朴概括，而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石印本《长寿县志》对古代风尚的产生做了解释：“旧志云男耕女织，不事浮华，又云农务耕嫁而厌末作，士崇文学而贵科第，礼尚简易，不事繁缛，有古朴风等语。

今按：俗尚俭朴，不喜纷华，固缘于生计之薄抑。

”[12]276虽然解释过于绝对，但也可备一说。

巴渝地区风俗各异。

《华阳国志》曰：“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精致轻疾。

上下殊俗。

”很显然，这与明清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实有关。

所以，有些巴渝民俗的产生是受外来民俗的影响所致，这些情况也被记载在巴渝方志中。

民国年间的《合川县志》记载：“剪帛与亲友族人，缠头兼制白衣者，曰开孝，有力者，开孝至多……乡间有以男拌女入丧次，自称寄女或寄孙女，诣灵前跪地哭泣，挪劝不已，必待孝家给以孝衣，而后破涕为笑者，曰噫嘻。

”[9]52这其中记载了制白衣、送孝衣这一巴渝习俗是如何产生的。

笔者发现，可从民国十七年
（公元1928年）《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中找到原因。

其云：
（光绪）九年，有湖北烟号庄客邓某死，某绅为主张举贡，各绅均送孝褂。

相沿得孝衣者服之，再叩头以谢，诸绅受之，服以拜赐。

此风一开，丧家备客孝衣过百件，族人贫者或不给，以为显客则送之示敬，得孝衣者亦谓为敬己，不知其义奚取。

[8]241
从这条方志记载中可知，巴渝丧礼中制送孝衣的习俗与湖北民风的传入有关。

不研究此方志，这些已消亡的巴渝丧礼民俗怕是很难找出形成的原因了。

再次，从巴蜀方志中可以比较巴蜀民俗异同。

上文曾举例“倒牙”习俗见于川蜀而不见于巴渝。

同样，有些习俗见于巴渝而不见于川蜀。

巴渝地区的丧葬礼中有演剧的习俗，上引清代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巴县志》中已记载。

民国年间巴渝方志亦有丧礼中演剧的记载。

民国年间《合川县志》记载：“未葬前数夕，招僧道焚化楮钱，曰烧更纸，金鼓喧天，坐唱戏剧，曰打围鼓。

”[9]52相关记载在四川方志中未见。

这似乎可看成是巴渝地方特色的民俗。

当然，巴渝方志民俗文献的研究价值远不止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

从巴渝方志中，我们可以辑录出已消亡的民俗，如清代光绪年间的《巫山县志》：“巫山女子皆善吹箫，嫁时，众女子治具送之，吹箫数日为乐，今则久不闻有此风矣。

”[3]358
这一民俗今天只能在方志中看到了。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南川县志》记载了苗俗的内容，这在明清巴渝方志中是见不到的。

这也证明了修志时人们的民族观念、民俗观念的转变。

【相关文献】
[1]张万仪，庞国栋.巴渝文化概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2]黄苇.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3]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52册[G].成都：巴蜀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