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1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部分主要参考书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 王秉钦.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3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4 谢天振. 中西翻译简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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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历史。

不同学者对我国的翻译史有不同的划分。

马祖毅（陈福康，2005：v））：五四运动（1919年）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西学翻译。

陈福康（2005：v ）：古代、晚清、民国、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

我们综合学者的见解，根据历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和翻译的不同内容，将中国翻译史分为：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建国以后的翻译五个时期。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2004：19)。

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东晋到隋（发展时期）、唐代（全盛时期）、北宋（结束时期）(马祖毅，2004：22)。

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
我国有规模的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开始的。

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清（即安世高）和娄迦谶（又名：支娄迦谶，简名：支谶）。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

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要人厌世，
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

儒教：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礼，君子，小人
道教：通过修行各种道术以求长生不死，得到成仙。

符咒，占卜，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主流意识形态
译文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

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

安世高通过附会中土文化的名词概念，藉以实现其翻译目的。

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文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胡：古代泛指西域各民族。

西域：包括今新疆、中亚及中亚以外部分地区）。

支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有名的人。

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三国时佛经翻译家。

东汉末年，避乱入吴，博览群书，通晓六国语言，才学深澈，内外通备，得到孙权赏识。

有意识地变通原文，删减原本中繁复的表达，减少胡音在译本中的比重，改‘胡音’为汉意，减少胡语即音译在译本中的比重，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

其译文：文质调和。

（质朴文丽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

即直译与意译）
从支谦开始，佛教翻译开始兼顾形式与意义，更加注重译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

支谦过分追求美巧，而且删削较多，在很多程度上损害了译本的忠实性。

但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使佛教普及化，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支谦所作《法句经序》，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早期译经特点：
佛经翻译初期译者没有原本，全凭外来僧人“口授”译者多来自中亚和中国新疆的僧人，宗教知识渊博但中文程度低，像安世高等那样的人才凤毛麟角。

常集体翻译，“译场”，民间活动
初期翻译一般采取直译，“弃文从质”，“尚质”。

依附主流意识形态，顺应中土文化，往往从当时流行的道家著作中寻找哲学名词、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的名词。

消解文化陌生感，以利于佛教的传播接受。

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
从东晋到隋朝，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

东晋僧人。

形貌奇丑，博闻强记。

东晋时被前秦王符坚（所以又称符秦时代）带到长安，因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又称释道安。

是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

到了东晋时期，佛经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官办译场开始出现，佛经译本日多，但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到处可见刻板死译、增删无度的现象。

针对此道安提出著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五失本(five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指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
三不易（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时俗有易，而删古雅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既须求真，又须求俗）；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佛智悬隔，契合实难）……
大致为：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

一方面描述了由于时空距离和受众知识水平所导致的矛盾和困境，另一方面也阐述了佛经文本的特殊性，译家须心存敬畏虔诚方能为之。

鉴于此，道安主张，翻译佛经必须谨慎从事，他反对删繁从简，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

同时他认为佛经翻译须合乎原文本意，主张“尽从实录，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明确提出了“敬顺圣言，了不加饰”的直译原则，主张严格的直译。

钱钟书认为，我国开宗明义论述翻译的首推道安，支谦的《法句经序》仅发头角而已（陈福康，2005：10）
道安虽有此主张，但他的弟子仍利用儒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

时至鸠摩罗什，佛教传入内地已有400多年，已基本上为中土文化所接受，佛教不必再
依附玄学以求肯定认可。

在这种境况下，佛学界开始批判此前的各种宗派，首当其冲便是译本的勘误和审订。

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民间信众，都对旧译本产生了怀疑。

后秦僧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

幼年出家。

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

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

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

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

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

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

所译经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也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的影响非常巨大。

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真谛三藏到中国后20余年适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多部重要经论，是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贡献最大的译师。

,前后译经一百多卷，并总结历代翻译经验，著《辩正论》，是今存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

彦琮在《辩正论》《辩正论》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直译的。

彦琮在古代译论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在《辩正论》中提出了“八备”(eight qualifications)，即一个合格的佛经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八项条件：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其备一也。

（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助人济事，不怕费时长久。

）
……
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二也。

（博览佛教诸典，通晓其义旨，消除暧昧不清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三也。

（旁涉经典史籍，加强文学修养，不使译笔生硬）；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
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

（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

译德、译才，德才兼备，方为合格的译者。

也就是说既包含人格修养，又包含学识修养八备把译经活动同译者主体的道德风尚、学识修养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

有学者认为，八备开创了主体性（subjectivity) 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统治者开始接受和弘扬佛教，到了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全国
兴建了许多寺庙，有诗云：“千盏青灯映卷红，万山兰若沐西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真谛释不空”，说的就是这种盛况。

从东晋到隋代，佛经翻译逐渐脱离了私人的小规模翻译变为大规模的译场，促进了译经事业的更大进步。

译经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选拔大批人才参加译经活动，佛经翻译由私译转入官译。

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

从鸠摩罗什起，佛经翻译开始脱离对本土文化的依附，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佛经译者探求外来佛教本意的兴趣逐渐增强。

南北朝学者对佛经的研习解说已自成体系，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逐渐相互渗透，在隋唐时发展为八大宗派。

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是唐代，是我国佛教和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

我国佛经翻译的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有两名都出现在唐代（四人中最突出的是罗什和玄奘）。

在译经的数量和译论贡献方面皆无人出其左右。

也是我国历史上促进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首屈一指的人物。

河南人，唐太宗贞观三年从长安出发，西出敦煌，四年后展转到达印度，至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

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尽艰辛，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带回佛经650余部，数量之多，品类之富，空前未有。

谢绝官职，献身译经事业。

技巧，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

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文字表达出来”。

“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坐在灯下圈点第二天要译的经论。

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了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

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陈福康，2005：31）玄奘开创了我国译经史上的新风格、新局面。

佛教史学界将玄奘及以后的翻译称为“新译”。

玄奘针对佛教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失真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五不翻”（transliteration in five cases): 所谓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即不翻之翻。

“五不翻”就是用音译的五种情况。

在翻译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宜译为汉语，只可用音译的办法来处理。

五不翻分别是：“秘密故”原文一些词语其义微妙难以揣测，不能用意译来翻；“含义多故”，原文某些词语含义多，不能选择哪个具体的意义来翻译；“此无故”，原文所指词语在中土没有，只能音译；“顺古故”，有的特有名词前代翻译已经为大家广泛采用，只需沿用无须翻译；“生善故”，原文有些词汇能唤起人的尊敬之心，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们轻贱它们，用音译进行保留。

用现代语言来说即：一词多义或多义词；文化局限词或外借词；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为追求特殊效果的词语。

玄奘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我国的佛经翻译，到了玄奘可说已登峰造极。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随后宋元，佛经翻译逐渐走向衰退，像唐朝时期的大型译场已早已不见。

宋代虽设译经院，但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

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导致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从11世纪开始迅速衰落，译场时代也随之结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结束了。

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
佛经翻译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语言：
汉语中90%的四字成语源于佛教。

因缘，涅槃，刹那，瑜伽，瞬间，弹指，魔鬼，魔头，魔掌，心地，心田，心猿意马，
心心相印，天花乱坠，随机应变，作茧自缚，一生一世，一尘不染，人间地狱，清规戒律，三生有幸等等。

促进了汉语构词方式。

自从佛经翻译盛行的魏晋之后，开始出现更多的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四字格成语更是明显增加。

佛经翻译丰富了汉语的音韵、语法和文体，为现代汉语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平、上、去、入四声是西域输入的。

佛经译者根据梵文字母创造了汉语的拼音方式。

句法方面，佛经翻译使用大量的倒装句、提问句和解释句。

“如是我闻”。

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
佛经翻译常使用一种散文和韵文交错的口语化文体，译者选用句子字数整齐来代替句末押韵，节奏感强，朗朗上口，随着佛经的普及而流行，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奠定了重要的文体基础。

佛经翻译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兴盛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志怪小说”，这些志怪小说记录的内容涉及神灵鬼怪、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都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

佛经翻译以无法预想的各种方式丰富着中国的文学题材。

如佛经中的芬陀利花。

莲花座，莲台，莲剎，莲花手，莲花戒，舌上生莲。

莲花成了佛教的代表意象，被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心如大海无边际，广植净莲养身心”，“珠桂浮明月，莲座吐芙蓉”，“明窗高挂菩提月，净莲深栽浊世中”。

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等，佛经中有相似的描述。

佛经中还有很多寓言，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又一个题材源泉。

中国明代的白话小说《西游记》更是文学题材受佛经翻译影响的典型代表。

不仅小说的主线围绕着佛教的传播，主要人物和故事也基本取材于佛经。

《红楼梦》人生一场大梦，“万法皆空，世事无常”。

空空道人甄士隐贾宝玉“有形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虚幻的”。

随着佛教的普及，中国的很多文学即使不直接取材于佛经，也都或多或少带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人生是苦，万法皆空等佛教观念。

很多诗人和文学家在思想上受佛经影响，王维诗佛，唐代诗僧禅诗
佛教典籍的翻译不仅引发了中国翻译史上历时长久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学、文化的构建与创新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由此可以看出翻译在接纳、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