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对文学研究影响

文化背景对文学研究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同组成社会的人群息息相关，同人群的社会变迁步趋相续；这些正是文化赖以存在的空间和时间。

季羡林先生认为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

文学现象本身是多层次的、多类型的，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的研究。

深层次地进行文学研究离不开对文化背景的考察。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和“五四”文学运动都是在一种文化启蒙运动的深化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

“五四”文学运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学参与历史的能力，文学的政治指标不断上升，从为人生的文学到革命文学。

国内战争期间的文学，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基本上失去了自我，成为运动、口号的宣传稿。

1980年第四届文代会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而提“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学开始返回自身。

文学在冲破禁区之后，一切都要从头来，它需要探索自己的内在机能方面来把握自己的命运。

同时，这种文学发展的趋势又是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有紧密联系的。

“文革”后，文学向现实主义复归，兴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热潮，新时期小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敢于正视民族生活现实的一种文学。

八十年代又掀起了文化热，文坛上出现了寻根文学等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探索语言革新和艺术创新。

随着变幻莫测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对人们观念的渗透，文化价值观念也急遽变化。

当前的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的提出，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早已不再是政治斗争或政治运动，而是商品经济和市场制约和调节作用。

后工业社会的各种高科技的渗入，使得人们的传统时空观念极大地改变了，在当今这个资讯社会，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

王宁在《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中指出，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结束，以文化代码和文学自身的动作规律为依据的“后新时期文学”已经开始。

后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主流的权威话语已失势，单一的文学主潮已不复存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或者说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以激进的实验为使命的先锋派文学依然在继续自己的艺术探索，但其中大多数作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向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妥协，或试图在冷酷的市场规律和纯真的高雅之夹缝中求得活动的空间；而以描写日常生活真实为己任的新写实文学仍然致力于弘扬一种“平民意识”，力求以“贴近生活的原生态”为原则描写平民生活。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可以考察文化的时代差异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投影，而在文化的空间性上依然可以看出其对文学研究产生的深层作用。

中国各地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也使各地的文学呈现不同的气象。

在寻根文学中，贾平凹写出了商州系列。

商州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其气象比关中灵秀却不及江汉潇洒，比安康—汉中厚朴却不及中原通达。

总体看来，又兼有四方气脉，自然形象别具气韵。

商州的通道作用，沟通着古代两大文化体系：秦文化和楚文化，形成其独有
的文化特质——丰富的包容性、古拙的浑朴性、进取的开拓性，商州的文化特质经过贾平凹心理图式的变形和折光，使他商州系列小说走向浑朴，走向神秘，在艺术上具有开放和进取性。

以《商州初录》、《商州世事》、《商州》为代表的那批作品奠定了他的美学风格的基本格调，表现为透露着文化生命意识的犷野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