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

《新华文摘》2009年12期，原载《美文》09年2期_宁明_新浪...
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
舒乙
冰心老人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

她是一个真人。

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冰心老人却做到了，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
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有一次，我正在她的书屋兼卧室和她聊天，来了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姓张，来自西南地区的一个省，是少数民族。

据这对夫妇介绍，小女孩会画画，擅画小鸡，得过不少奖，有一份获奖清单，在报刊上有过许多报导，并说现在有许多孩子都嫉妒她。

冰心老人听到这儿立刻不高兴了。

她指着站在她书桌跟前的小女孩说：“她一进门就看见了我桌旁叫人用的电按钮，问这是干什么用的。

哎呀，多么天真可爱！多可爱的小人儿！会画画，一定很招别人爱的；可是，却遭嫉妒，那都是父母坑的！”
她提起笔来，给小女孩写了几个字：
“愿你像一棵小野花
在大自然里成长“
她忍不住了，劝这对夫妻马上仃止这种展览式的周游，赶快回家去。

父母到处吹捧一定会导致别人的
嫉妒，这是父母的过。

她还说，其实许多人是不懂得怎样作父母的。

“民进”妇女部的干部来求她为“三八妇女节”题几个字，她爽快地提笔就写，然后轻轻地说：“你们应该多下去看看，帮助下面解决一些教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儿童失学问题。

”对方说：“没钱呀，怎么下得去！”这样的事，遇得多了，她酝釀了很久，1987年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都来关心教育。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请求》发表之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纷纷寄到冰心先生家中，持续了半年之多，反映之热远胜过当年的《寄小读者》。

老人认真地读了每一封，有老师们的，有孩子们的，有家长们的。

有的孩子在信中问她：“您说说，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穷。

”老人苦笑：“我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还是去问当地领导吧！”。

她郑重地保留了这些信，最后整整装了一大麻袋，都送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学馆将它们装在一个平柜里展出，塞得滿滿的，极为壮观。

冰心老人八十以后因轻度脑血栓摔坏了腿，治癒后腿脚不便，要靠助行器才能在家里做少量自主活动，绝大多数时间则坐在书桌后面写作和阅读。

她阅读的范围极广，报纸是每天必读的，文学杂志每刊都看，知道几乎所有的新作品的内容和作者，还常常主动写评论和介绍，读《诗经》，读《易经》，看海军方面的专著，看中外哲学书，看外国的和中国古典名著。

而且看了就要说话，比如，看了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息，马上就反问：真的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吗？可信吗？比如，看了有关民主党派的消息就说，民主党派千万别装样子当摆饰，更不是傀儡，要能踏踏实实地参政议政。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老舍先生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兴高采烈，情绪很高，热情地和前来的老朋友们问安打招呼，被围观的观众簇拥着，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并常有风趣的揷话，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
捧面，热泪横流，嚎啕，吓得在场的组织者推起她的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抱上汽车，还在哭，飞快地开，开回家。

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她为福建大学生题词：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不为“
等来人走后，她解释说：
“有的能做：爱国、上进；有的不能做：不爱国、不上进。

知足：生活上、物质上要知足；不知足：知识
上、学习上要不知足。

”
对把稿费捐给谁，冰心先生思考了很久，一开始她要捐给散文奖和儿童文学奖，这两种文体是她的强项，也是她最关心的，捐给这两个奖作基金，对奖掖后来人，繁荣这两项文学事业的创作有好处；但是，后来，她改了主意，问为什么，回答说：“奖给谁，恐怕我作不了主，还是给文学馆吧”。

有一位作协领导人大年初一来拜年，冰心先生正好在吃饭，她对此公一向不感兴趣，便问他：“有事吗？”对方说想求一张字，冰心老人笑一笑，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先生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了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罗隆基是吴文藻先生的同学，解放后曾代表“民盟”要冰心先生加入“民盟”，她不入，认为那里搞政治的人比较多，后来她加入了雷洁琼、叶圣陶、赵朴初等人主持的“民进”党，因为“民进”中教师多。

罗隆基又来问，答已加入“民进”。

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
冰心先生非常坦爽地评价她的上代、同代和下代作家同行们，毫不隐讳，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还有很反感的。

我记得，他对我说过纳兰性德、黄遵宪、龚自珍、王国维、鲁迅、胡适、周作人、巴金、老舍、茅盾、曹禺、杨振声、陈衡哲、郁达夫、沈从文、丁玲、沙汀、凌叔华、袁昌英、周扬、叶圣陶、萧乾、徐志摩、戴望舒、熊式一、杨沬、王统照、李广田、宗璞、臧克家、赵清阁、草明、王蒙、刘心武、王安忆、张贤亮、铁凝、琼瑶、三毛等等。

她让孩子们叫伯伯的有两位：舒伯伯（老舍）、罗伯伯（罗常培），叫舅舅和叔叔的有三位，李叔叔（巴金）、饼干舅舅（萧乾）和赵叔叔（赵朴初）。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三不怕开除党籍，我不是共产党员，就剩下杀头了，谁还要杀我的头呢，我都这么老了，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

”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

”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

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

”“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

”“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权，权过于集中，过于大，不是好事，是坏事，会走向反面。

解放初，我们认为一切都很好，包括大跃进等等，好得很，但越来越不行，可见，权过于集中过于大是件坏事，才三十几年就搞成‘文革’那个样子，还搞什么“引蛇出洞”，太不像话。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能让人走向反面。

”“有人生前不得了，死后却被人骂；有人生前很冷，死后却名声很大。

对曹操，对诸葛亮，人民自有评说，几千年不变。

总之，还是那两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人民写的。

”
冰心先生常说：“透明度越差，明智度也越差，成正比。

”
周扬重病时，冰心老人去看过他两次，之后，说：“以后不去了”。

吴文藻先生重病住院，有痰，呼吸困难，切了喉管插上呼吸器，头上到处是管子，看了很难受，冰心先生心痛之极，但又不能说不，只是说：“如
果轮到我自己，我就要求安乐死。

”
“是因为太难受吗？”
“不，因为已经没希望，绝对没希望了。

”
长城饭店美方经理曾邀请她的小女儿吴青去作中方经理人，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和吴青本人都不干，
认为还是教书育人好，说“人是不能为钱而活的！”
如孟子所说：“匹夫不可夺志也”。

高洪波拿来《人间小品丛书》中的《冰心集》，她看了以后说其中只有两篇好：一为《到青龙桥去》，二为《观舞记》，其余都“幼稚”，现在看了脸红，不好意思。

石家荘河北人民出版社替冰心先生出了一套《冰心选集》，有六卷，她看了第六卷，是评论和序跋集，她说“无聊”，我以为是书出版得不好，她说，不是，是自己“写得无聊”，不好意思看下去，一再说“无聊、无
聊”。

这是冰心先生晚年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评价，这种话她说过不止一次，是极真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一再重复，而且公开地讲。

她说她的作品现在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如前所述不再写风花雪月，二是
越写越短，短到甚至一篇文章只有一百多字。

冰心先生说她早年文字有的许多修辞是自己发明的，在别人看来很新颖，或许很难懂，甚至有些奥秘，句子一般也比较长。

她说现在写东西力求简明，越写越短，几乎不用形容词，说明白了即可，平舖直叙，直截了当，不说废话，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清清爽爽，通俗易懂。

冰心先生眼睛很好，多小的字都能看，而且看得仔细。

我替她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是本小书，由梁凤仪的“勤十缘”出版社出版。

给冰心先生送去样书之后，第二个星期再去时，她把样书还给我，说“上面有四十个错！”我打开一看，她已一一用圆珠笔在错的地方标出，并一一改正过来，字写得很小。

她由头到
尾一字不落地认真读了一遍。

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

比如尊重妇女。

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教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

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

又比如她永远要干净整洁，毫发不乱，自己的衣裳朴素大方，永远整整齐齐，端庄大气，颜色或白或灰或兰或有小碎花，着布鞋。

一次正在家里拍电视，她突然叫仃，指着根本拍不着的窗帘说，请把搭在暖气片的一角整理一下，要摆正。

我于九十年代初在张自忠路中剪子巷33号找到了冰心先生早年的旧居（原14号），这是她少女和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而且在此成名，先后住了十六年。

我带了个电视小分队去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录像给冰心先生看。

冰心先生大为高兴，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散文，叫《我的家在里？》，说她一生住过许许多多地方，能在高龄时进入她的梦乡的偏偏是这座院子，可见这才是她的“家”。

哪知道，录像放着放着，她又突然叫仃，说不看了，为什么？只因看着心痛，说现在的居
民怎么可以把房子住得这么脏，这么乱，太不像样子，简直惨不忍睹，不看了不看了。

那个院子现在住了不止一户人家，还搭了小厨房，从不修缮又疏于打扫，显得脏乱不堪，叫她老人家看不下去。

臧克家先生说冰心先生既便在湖北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将袜子套在裤角外面，很利索，在逆境中也风
度不减，一付正气凛然不卑不亢的样子，让人敬佩。

这正是她的人生态度。

实际上，冰心先生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

她外表很慈祥，很温柔，从不说什么过于的严厉的话，而且爱说爱笑，生性活泼，高兴起来像个“人来疯”，很容易接近，很容易让别人敞开心扉，但她内心是很刚
毅的，倒像个男的，一点也不“淑女”。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说“我怎么向巴金先生交待”，还一直找到
负责宣传的主管，一定要讨个说法。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

十一岁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要着女装，
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冰心先生从来没化过粧，只在美国当学生演《西厢记》时化过一次粧，是闻一多替她化的。

她主张素面朝
天。

说“描眉画眼的，干什么！”
她认为天下以福建女子为最美。

福建女子均光脚，着茶衣，不化装，是干活能手，什么活都干，头上有三根簪，一前二后，银的，很长，可以当尖刀使，便于防身，叫“三把簪”。

冰心小时候，有一回，一位福建大嫂来冰心父亲的花园挑糞和赏花，竟将孩子生在了花园里。

大嫂自己咬断了脐带，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也忙坏了，连忙为她找来热水和干净的旧衣服。

她将孩子包好之后，梱在扁担上自己挑回了家。

冰心先生说：我走遍全世界，美洲、欧洲、亚洲，福建女人最美！
问：福建男人哪去了？答：在家抱孩子和吃甘蔗。

冰心先生在福建的时间很短，生下来之后的七个月和十一岁以后，这次也不到两年，连她曾祖父的老家长乐县的横岭村也没去过，所以她自己说，她对福建知道得并不多。

会听福建话，但不会说。

但她以自己是福建人为荣，心中常常惦记着福建乡亲们的安康，哪遭災，哪发水，都马上要捐钱捐物。

我有一次去看她，发现家里只有她和女婿陈恕的大姐陈玙两人。

见我来了，立刻吩咐大姐快出去，（我们大家都跟着一起叫她“大姐”，连冰心先生自己也这么叫），问干什么，说福建发大水，恰好刚收了一笔稿费，请大姐赶快上邮局寄去救災。

大姐在冰心身旁邦了大忙，晚上在另一张床上陪她睡，白天就在她身旁忙里忙外，情同手足，冰心永远都在誇她。

大姐却只抿着嘴笑笑，话很少。

冰心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

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闰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遇见中日甲午海战。

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阵亡通知书一类的东西。

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因脐带消毒不好，都没有留住。

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的家门口。

因为没有牵掛，冰心母亲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大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

公公看在眼里，派冰心的两名年纪较大的堂姐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以防不测。

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口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的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

另一段故事是“来远号”上的故事，父亲
在“来远号”上当差，是枪炮二副，海战打响之后，父亲的一位远房亲戚也在舰上当水手，日军的炮弹打过来，把他的肚子炸破，肠子飞到军舰的烟筒上，贴在那里，战后，同志们把那烤焦的肠子由烟筒上撕下来，
塞入屍体内埋葬了他。

1993年冰心先生开始准备写甲午之战，对我说要写一部“大作品“，这让我大吃一惊，知道她越写越短，怎么突然又要写一个“大作品”，她说要纪念甲午之战一百年。

她估计大概只有她能写，只有她知道那么多真实细节。

她桌上有大本的海军参攷书，还专门请海军军官到家里来，搞调查。

她爱海军，爱看海军行礼，爱看海军军服，爱看描写海的书。

她过去上过一切带“海”字的军舰。

在还向海军军官借来的书的时候，她赠给这位军官一幅字，上有两句描写水仙的诗：生意不须沾寸土，通词真欲讬微波“。

名是写水仙，实际放在海军身上也很合适，非常巧妙。

冰心老人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写了这首诗之后，余兴未尽，拿起铅笔又在日历纸的背面默写了另一首咏花的诗，说这首也好：”十里散香苏地脉，万花低首避天人，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圆到十分”。

由1991年准备起到1993年动手写甲午之战，前前后后写了半年的样子。

多次起头，多次大哭，多次搁笔。

我有两次看见她眼睛红红的，问大姐怎么回事，悄悄回答说，昨天大哭过，今天又哭过，刚刚止住。

为什么？冰心先生只回答三个字：恨死了！气死了！
她是说她恨死日本军国主义，恨死日本侵略者，想起来就生气。

就这样，后来，冰心先生身体不适，频频住院，一部大作品就此流产，只留下了很少的草稿片断。

一个真人！真人才有这样火热的情感，真人才有这样强烈的激愤，真人才有这样不可压抑的袒露。

冰心老人知道许多海军将领的事情，背得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在的舰艇名字。

最经常提到的是萨镇冰将军，中国近代海军统帅。

她父亲谢葆璋先生是萨镇冰将军的同事，当过他的副手，知道萨氏非常多的事情。

她写过一篇小的《记萨镇冰先生》文章，后来一直想写一部大的详传，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也未如愿，是她的另外一个想写海军的遗憾。

她还经常提到张伯龄和黎元洪的名字，这二位都是谢葆璋先生在天津水师学堂一块学习的同班同学，后来二位在近代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张伯龄学驾驶，黎元洪学轮机，谢葆璋学枪炮。

一般聪明的学驾驶，笨的学轮机。

驾驶的工作在船的上面，而学轮机的工作在下面。

所以，遇到海军学校的，一般都会先问是学驾驶的还是学轮机的。

张伯龄在重庆的时候，和冰心先生同是参议员，有一次他搂着冰心的肩高兴地对旁人说（用一口天津官话）：“塔（她）的父亲是我同搬（班）”。

冰心先
生最爱学张伯龄先生说的三句话是：
“今儿难楷（今南开）
枕难楷（真难开）
缺介个”（缺这个）
说到最后一句，用大拇指和食指圈一个圆圈，意思是钱，言缺钱。

冰心先生说，凭这句话，张先生一辈子募集到了许多钱来办教育，为中国人自己办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冰心先生还认识许多福建藉的先辈
名人，但她说她恐怕没见过严复和林纾。

冰心先生由父亲、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刚毅的性格，使她一生挺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也创造了几个“第一”。

早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她是第一个走上文坛的女大学生，那时她刚好十八岁，正读大学一年级，接着她发表了新诗集《繁星》、《春水》。

在燕京女校，周作人先生在课堂上讲解《繁星》、《超人》，他的学生，一位名叫谢婉莹的姑娘红着脸低着头在下面听讲，周先生不知道她就是冰心，她自己在学校也从不用
冰心的名字。

由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教书，当讲师，是“小字辈”，她的同事全是她的老师，她被称为“婴儿”，开教授会的时候，她自己老坐在门口，但学生们喜欢她，她的年龄和他们相仿。

凡是南方学生，广东来的，福建来的，都塞给她，冰心先生教他们说北京话。

她小时候和保姆们学的北方绕口令此时派上了用场：“妞妞爱吃豆，吃什么豆，吃红豆，什么红，高粱红，什么高，年糕粘，什么粘，臭胶粘，什么臭，你的屎臭得不得了。

”全班笑得一团。

她从来不出一般的作文题，如“我的父亲”等等，而是，譬如让学生们自己去编一本杂志，一定要别出心裁。

1945年以后跟吴文藻先生到日本去，当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是东大的第一位女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专讲古典的反战诗歌。

中国诗歌中没有歌颂战争的，都是讲边塞苦的，苏武牧羊之类，特别强调反战，把这些编成一门课，讲给日本学生听，还有讲义，可惜已经
遗失。

冰心先生虽然出身并不寒苦，但一生也有各式各样的关坎和磨难。

她小时候多病，由母亲那儿遗传下来一种支气管血管扩张性出血的毛病，常常大口吐血。

在美国留学时犯得很严重，孤身一人躺在床上，静养，加上想家，十分郁闷。

从此养成了怕热喜冷的习惯，在美国医院里，冬天开窗睡觉，空气清新，室外零下摄氏18度，醒来时嘴上往往有冰碴儿，但她挺了过来，顺利复读而且取得学位。

在重庆，吴文藻先生重病，送至医院，高烧十三天，脉搏只跳三十六下，奄奄一息，冰心先生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里里外外，镇静对待，做了最坏的准备，终于转危为安，她自己后来把这段历险记写进了文章，称为“命悬一线的万幸”。

女孩子到了恋爱年龄也是人生一大关口，尤其是对冰心这种成名很早的女孩，走到哪儿都被崇拜，被包围，被当作议论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处理不当会有很大的危险。

冰心自己有一整套的办法来对付。

她收到的情书多得不得了。

一般男同学写信第一封是谈作品，第二封是谈哲学，第三封是谈爱情。

所以不能回信。

如果是在家里，看都不看就交给母亲，如果是在学校，也是看都不看就交给女部训育主任。

但是，有一条，绝不当面去揭露或有意给对方下不来台，一定不去伤害他。

如果当面问起来，就客气地说，下次不要写了。

所以冰心的男朋友最多。

她的哲学是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

她对交男朋友的确很慎重。

她弟弟的育英学校男同学曾对弟弟说，你姐姐真是颜如桃李，冷若冰霜。

“冰心”这个笔名，表面看是出自“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个典故，含意也很不错，但冰心自己说，恰是那个冷若冰霜的意思。

文人一般都很有才有情有趣，但不可以太风流，太过多情，搞不好会毀掉自己。

有一些冰心同代的女作家就吃了这个亏。

冰心在这方面，包括她的恋爱、婚姻、家庭都堪称典范，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

“反右”时，她一家三个男人被划为“右派”，丈夫、儿子和三弟。

开人大会时，在福建团里，冰心先生遭到围攻，责问她吴文藻是怎么成为右派的。

冰心先生气得不行，去找周恩来总理评理。

此前，听说吴先生被打成“右派”，周总理曾把冰心先生接去，要她帮助吴先生，当时，周总理也不好说什么别的。

冰心先生说：“如果吴文藻是100分的反党，我起码是50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邦不了他。

”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

”现在冰心来告状，说福建团的人大代表不像话，连天无理围攻她，“我是我，他是他嘛”。

周总理说：“我知道了，我和他们说。

”结果，福建团的王亚南代表等等一个一个跑到冰心先生家里来，好像赔礼道歉，解释一番，其实冰心先生心里很清楚，背后主要是谁在搞鬼。

家里三个最亲密的人被打成右派，冰心先生心里非常难过，一点也想不通，她说吴文藻先生是一个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正派人，完全是个大好人，纯粹是因为他是个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人，在哲学上是不能容忍他的存在的，先是他的得意门生潘光旦被打成右派，后是另一个学生费孝通，到1958年4月才把祖师爷吴文藻先生也划成右派，整个学派从此全军覆没，澈底被摧垮。

冰心先生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强挺过来。

当然，到了“文革”，又是被抄家，又是被揪斗，说她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最后被下放劳动。

还是周恩来总理借口要迎接尼克松访华，要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给毛主席看，把吴文藻先生和谢冰心先生中途由干校叫了回来，以后又集体翻译了《世界史》和英国文豪的《世界史纲》，算是熬过了“文革”。

改革开放之后，冰心先生在仃笔十年之后又恢复了创作，她写小说，写散文，写随笔，写评论，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

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她又碰见了针对她的“删改风”，曾有几次大的删改让她火冒三丈，在社会上和文艺界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个时候，极“左”思潮并未完全退净，一些报刊单位领导人和主管人思想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遇到冰心先生这么一位思想很敏捷很开放又很犀利的作家，总是疑虑重重，动不动就想砍，想把她的棱角磨掉，就像巴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