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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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如何入史
———以中国古地图为例
成一农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包括地图在内的图像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图像所反映的其与被绘制的社 会、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图像这些方面史料价值的思考才能更为深入的挖掘图像与众不同的史料 价值，也才有可能从一些不同的侧面回应重要的史学问题。当然，对图像史料价值的挖掘，需要我们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需要我们对历史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认知，这些都涉及到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史料不 是救世主”，如果有“救世主”的话，那么也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
当然，也有学者利用古地图史料，对学界主流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如葛兆光在《宅兹中国》 一书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地图中对于异域、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认为“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 格局，大体上就是，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 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者诸夏， 第三圈是夷狄；第三，地 理 空 间 越 靠 外 缘，就 越 荒 芜，住 在 那 里 的 民 族 也 就 越 野 蛮，文 明 的 等 级 也 越 低。”③又如管彦波的《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一文，提出“古之舆图……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 法”，对宋人在地图中表达的天下秩序和天下观进行了挖掘。问题在于，葛兆光和管彦波的研究虽然 利用古地图研究了史 学 主 流 所 关 注 的 问 题，但 这 些 问 题 已 经 通 过 传 世 的 文 本 文 献 得 出 了 相 似 的 结 论④，利用古地图进行的研究只是对既有结论的佐证和细化。
关键词：图像史学；古代舆图；以图证史；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Ｋ９９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８
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以往被忽视的史料被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如民间 文书、简帛等，其中当然也包括图像史料。虽然图像史料得到了研究者的推崇，但与其他史料相比，这 一领域一直没能取得太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更未能产生一些具有影响力或者颠覆性的成果。上 述情况，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图像入史”的焦虑。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上述研究基本局限于“看图说话”，即试图从地图的图面内容中发掘出 以往史学研究所忽视的问题，从而力图对以往的历史认知进行修订、增补，甚至重写。但问题在于，留 存至今的古地图基本都是宋代之后的，尤其集中在明代晚期和清代，而这一时期也是文本文献极为丰
①参见［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 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②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 ③华林甫：《德国柏林庋藏晚清华北舆图的价值》，《历史地理》第 ３２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５
安徽史学 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富的时期。虽然明代晚期尤其是清代，留存下来大量与水利工程、军事行动、海防、边防以及皇帝出行 等所谓“重要事件”存在直接联系的地图，但这些“重要事件”并不缺乏文本文献的记载。因此，文献 和地图的留存情况决定了，仅从图面内容挖掘史料价值的话，并不能对已经通过文本文献获得的历史 认知进行重写、甚至重大的修订，而只能在细节上进行补充，也就注定了这样的“地图入史”必然不能 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外，中国古代的很多地图是根据文本文献绘制的，或者在绘制时就存在与之配 套的说明文字，只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两者分离开来，在对文本材料已经进行了广泛发掘的今天，地 图与文本之间这样的关系进一步弱化了图面内容的史料价值。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研究者意识到作为图像的地图史料相较于文本文献的优势在于，其对地 理要素及其空间分布描绘的直观性，因此将同一时代的多幅地图并置在一起，可能会发现某一时代某 些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或者将不同时代的一系列地图并置在一起，则有可能会发现某一地理要 素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变化。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徐苹芳在《马王堆三号汉墓 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①一文中，对七幅汉代城市图进行分析之后，提出“汉代地方城 市中的官吏府舍为 城 市 的 最 重 要 部 分，外 围 多 用 垣 墙 包 绕，形 成 了 城 内 的 另 一 个 小 城，即 所 谓 ‘子 城’”，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子城”起源的一种新认知。又如本人在《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②一文 中，通过分析宋元明时期的城市图，提出自宋至明，地方城市中衙署的分布有着从集中到分散布局的 趋势。虽然这两篇论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认知，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多关注，究其原因，应当 在于这两者提出和解决的都不是学界主流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总体而言，以往“地图入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而言，多集中在“看图说话”，从研究的问题而言， 或集中于以往通过文本文献已经得出结论的问题，或集中于学界主流不太关注的问题。因此要真正 使得“地图入史”，那么必须要解决上述这两个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古代地图基本被从“科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由此“地图”被看成为一种科学的、 客观的材料，但这一视角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① 随之，地图日益被看成是主观性的 材料，地图也就成为了一种“图像”。本文即以地图为例，对“图像入史”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讨论。
一、“地图入史”的瓶颈
将地图作为史料进行史学问题研究，早已得到中国古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研究者的认同，并产出了 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华林甫的《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②一文，利用英国国家档 案馆所藏 ５幅清军围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和 １幅长沙攻守形势地图，结合文献记载，分析了 １８５１年 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总数、“古束”地名的写法、长沙兵勇壕坑的实际走向等问题；《德国柏林庋藏晚清 华北舆图的价值》③一文，以德国柏林所藏晚清地图为史料，讨论了义和团起源的地点、华北地区地理 环境的变化，以及这批地图对于复原晚清县界的史料价值。
———以中国古地图为例
成一农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包括地图在内的图像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图像所反映的其与被绘制的社 会、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图像这些方面史料价值的思考才能更为深入的挖掘图像与众不同的史料 价值，也才有可能从一些不同的侧面回应重要的史学问题。当然，对图像史料价值的挖掘，需要我们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需要我们对历史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认知，这些都涉及到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史料不 是救世主”，如果有“救世主”的话，那么也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
当然，也有学者利用古地图史料，对学界主流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如葛兆光在《宅兹中国》 一书中，阐述了中国古代地图中对于异域、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认为“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 格局，大体上就是，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 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者诸夏， 第三圈是夷狄；第三，地 理 空 间 越 靠 外 缘，就 越 荒 芜，住 在 那 里 的 民 族 也 就 越 野 蛮，文 明 的 等 级 也 越 低。”③又如管彦波的《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一文，提出“古之舆图……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 法”，对宋人在地图中表达的天下秩序和天下观进行了挖掘。问题在于，葛兆光和管彦波的研究虽然 利用古地图研究了史 学 主 流 所 关 注 的 问 题，但 这 些 问 题 已 经 通 过 传 世 的 文 本 文 献 得 出 了 相 似 的 结 论④，利用古地图进行的研究只是对既有结论的佐证和细化。
关键词：图像史学；古代舆图；以图证史；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Ｋ９９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０５Ｘ（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８
近年来，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以往被忽视的史料被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如民间 文书、简帛等，其中当然也包括图像史料。虽然图像史料得到了研究者的推崇，但与其他史料相比，这 一领域一直没能取得太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更未能产生一些具有影响力或者颠覆性的成果。上 述情况，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对“图像入史”的焦虑。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上述研究基本局限于“看图说话”，即试图从地图的图面内容中发掘出 以往史学研究所忽视的问题，从而力图对以往的历史认知进行修订、增补，甚至重写。但问题在于，留 存至今的古地图基本都是宋代之后的，尤其集中在明代晚期和清代，而这一时期也是文本文献极为丰
①参见［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 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②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 ③华林甫：《德国柏林庋藏晚清华北舆图的价值》，《历史地理》第 ３２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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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史学 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
富的时期。虽然明代晚期尤其是清代，留存下来大量与水利工程、军事行动、海防、边防以及皇帝出行 等所谓“重要事件”存在直接联系的地图，但这些“重要事件”并不缺乏文本文献的记载。因此，文献 和地图的留存情况决定了，仅从图面内容挖掘史料价值的话，并不能对已经通过文本文献获得的历史 认知进行重写、甚至重大的修订，而只能在细节上进行补充，也就注定了这样的“地图入史”必然不能 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此外，中国古代的很多地图是根据文本文献绘制的，或者在绘制时就存在与之配 套的说明文字，只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两者分离开来，在对文本材料已经进行了广泛发掘的今天，地 图与文本之间这样的关系进一步弱化了图面内容的史料价值。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一些研究者意识到作为图像的地图史料相较于文本文献的优势在于，其对地 理要素及其空间分布描绘的直观性，因此将同一时代的多幅地图并置在一起，可能会发现某一时代某 些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或者将不同时代的一系列地图并置在一起，则有可能会发现某一地理要 素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变化。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徐苹芳在《马王堆三号汉墓 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①一文中，对七幅汉代城市图进行分析之后，提出“汉代地方城 市中的官吏府舍为 城 市 的 最 重 要 部 分，外 围 多 用 垣 墙 包 绕，形 成 了 城 内 的 另 一 个 小 城，即 所 谓 ‘子 城’”，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子城”起源的一种新认知。又如本人在《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②一文 中，通过分析宋元明时期的城市图，提出自宋至明，地方城市中衙署的分布有着从集中到分散布局的 趋势。虽然这两篇论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认知，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多关注，究其原因，应当 在于这两者提出和解决的都不是学界主流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总体而言，以往“地图入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而言，多集中在“看图说话”，从研究的问题而言， 或集中于以往通过文本文献已经得出结论的问题，或集中于学界主流不太关注的问题。因此要真正 使得“地图入史”，那么必须要解决上述这两个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古代地图基本被从“科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由此“地图”被看成为一种科学的、 客观的材料，但这一视角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① 随之，地图日益被看成是主观性的 材料，地图也就成为了一种“图像”。本文即以地图为例，对“图像入史”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讨论。
一、“地图入史”的瓶颈
将地图作为史料进行史学问题研究，早已得到中国古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研究者的认同，并产出了 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华林甫的《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②一文，利用英国国家档 案馆所藏 ５幅清军围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和 １幅长沙攻守形势地图，结合文献记载，分析了 １８５１年 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总数、“古束”地名的写法、长沙兵勇壕坑的实际走向等问题；《德国柏林庋藏晚清 华北舆图的价值》③一文，以德国柏林所藏晚清地图为史料，讨论了义和团起源的地点、华北地区地理 环境的变化，以及这批地图对于复原晚清县界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