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赫章县可乐套头葬墓主人身份试析

一前言
赫章县位于贵州西北部，为贵州省内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区之一。

可乐位于赫章县城西北约
60公里处，地处乌蒙山脉中段的东缘，为一东西走向的山间坝子，海拔高约1800米。

坝子中间有可乐河自西向东流过。

在坝子南北两侧，各分布有一列高50耀100米的小土山，这些小山上目前已发现十余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墓葬群和数处大体同时期的遗址。

这一地区业已成为贵州战国秦汉考古的核心区域之一，许多重要的考古遗存渐次被发现。

半个多世纪以来，贵州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区做了大量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在这里发现了全国仅有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套头葬。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可乐套头葬是国内考古发现中的一种特有的葬式（据说近年在东南亚曾发现有少量案例）。

套头葬，就是用铜釡（鼓）或铁釡套在死者的头部，个别还同时在死者的足部也套一件铜（或铁）釡（或洗）。

故发掘报告将这种奇特的葬式命名为套头葬（图一）。

关于这种葬式的命名，有的学者则将其直接称之“铜鼓套头葬”，［1］继而改称为“釡鼓葬”。

［2］由于习惯上的原因，本文所采用的命名沿用原报告的“套头葬”。

关于套头葬这种奇特葬式所代表的意义，由于其发现的地域范围目前还仅限于贵州赫章可乐地区且数量有限、史籍上又未见记载，加上相关考古材料较少，因此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还较为困难。

之前稍有明确意见的也不多见，席克定先生曾提出套头葬“是一种原始崇拜的反映，反映出人们对灵魂的崇拜，对釡类器物的崇拜。

用铜釡（或铁釡）作为葬具套在尸体头部埋葬，能够给死者带来安宁，能够给生者一种慰藉。

这种套头葬的习俗，不是划分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低，拥有财富多少的标准。

”［3］另一种为杨淑荣先生的看法：“那少数套头而葬和随葬品较丰富者应为氏族中的头人和奴隶主阶级。

”［4］
二“套头葬”墓葬发现情况
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的有关可乐套头葬的材料主要有两部分：一是1970年代发掘的发表在《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上的《赫章可乐发掘报告》；一是2000年发掘的2008年6月出版的《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

两者均将发掘的墓葬分为两类：一是与中原地区汉式墓葬类似的甲类墓；二是具有强烈地方风格的土著墓葬的乙类墓。

据统计，1970年代共发掘墓葬
207座，其中甲类墓39座，乙类墓168座；2000年共发掘墓葬111座，其中甲类墓3座，乙类墓108座。

甲类墓主要分布在雄所屋基、可乐医院、可乐中学、营盘、燕家坪子、马家包包等地。

而乙类墓则主要分布在祖家老包、锅落包、罗德成地等区域。

甲、乙两类不同类型的墓葬虽然间隔的直线距离不远，但到目前为止发现两类墓葬间杂在一处的情况也不多见。

总的看
贵州赫章县可乐套头葬墓主人身份试析
吴小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的乙类墓葬中，约有一成的墓葬采用“套头葬”或其他特殊的葬式。

采用这些特殊的葬式在国内同期遗存中目前仅在可乐发现。

可乐墓地乙类墓中的
25座套头葬及其6座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其墓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是军官或是武士这一类
别，其身份与宗教似无太大关系。

关键词：赫章可乐墓地；套头葬；墓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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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铜釜
2.铜鍪3、9.铜发钗
骨
铜剑6.铁削刀7.铜戈8.铜
柲冒11.头骨碎片12.牙齿13.竹席残片14.朽木15.纺织物残片
来，甲、乙两类墓葬各自处于一个相对集中的小区域内则更为常见。

混杂的情况在2000年发掘时只出现一例，即乙类墓的M282位于锅落包与甲类墓混在一起。

但该墓未出土任何随葬品，发掘报告将其列为乙类墓的主要依据其墓坑规格比
M281、M283和M284这3座甲类墓要小得多。

在可乐业已发掘的墓葬中，其年代早到战国中期，晚到东汉晚期甚至更晚，其间跨度达数百年之久，两类墓偶有混杂也正常。

依目前的材料看，两类墓混杂在一起主要在祖家老包、锅落包和罗德成地，均为少量发现。

这种现象早在1970年代进行发掘时就已发现。

但总的看来这种杂处的现象仍较为少见。

本文所讨论的套头葬，为乙类墓中葬式更为特殊的一种。

到目前为止，在可乐所发掘的乙类墓中，共发现套头葬25座，其中在1970年代发掘20座，2000年发掘5座。

此外还发现其他一些特殊葬式墓葬6座，其中用铜洗垫头1座，用铜洗盖面2座，用铜戈插于头侧地面3座。

即在可乐业已发掘的276座乙类墓葬中，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共计31座。

一直以来，有关采用这种
特殊葬式的意义和采用这些特殊葬式的墓主人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本文拟就对这批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的墓主人的身份问题作一试析，以求教于方家。

在可乐业已发掘的276座乙类墓葬中，采用特殊葬式的仅有31座（其中套头葬25座），约占乙类墓葬总数的11.2%，即采用这些特殊葬式的墓葬所占比例极小，加上6座采用特殊的葬式的非套头葬式的也不过一成左右。

同时，从可乐乙类墓发掘出土的器物来看，出土的最大型的器物主要就是用于这些特殊葬式所用的铜釜、铜鼓和铜洗这三类容器。

此三类器物应该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重器。

将这些重器用于极少部分人的墓葬中，势必有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

但同时，在所有乙类墓葬中，尚未发现有任何一例用陶釜、陶鼓或是陶洗替代上述三种器物用于类似的葬式当中。

由此可见，采用这些特殊葬式并非是当时流行于当地该人群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文化意义上的葬俗。

叶成勇《黔西滇东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研究》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套头葬虽然有特色，但并不是最流行的葬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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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用木棺作葬具则是最主要的方式。

被学术界看重的可乐套头葬也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品，最多只是一种可供自由选择的随葬习俗而已，尚未形成稳定的规范。

”［5］如果说套头葬是一种葬俗，同时与财富有较强的关联，那么对一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势必会制作出类似的陶质器型用以替代上述几种器型，类似的明器则会大量被生产同时被应用于墓葬之中并采用类似的特殊的葬式，但在可乐发掘的所有墓葬中未曾有此现象出现。

同时，就套头葬分布的地域来看，目前还仅在可乐有发现（据称最近在柬埔寨发现有少量类似案例），其分布地域极小，这也似乎说明其文化象征意义并不强烈，尚不能构成一种稳定的葬俗文化。

当然，更难说其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在可乐发掘的276座乙类墓葬中，随葬品多的如M274出土遗物达90件，［6］少的仅一二件，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墓葬为空墓。

这说明社会逐步走向分化，但并不剧烈。

三墓主人身份讨论
关于这批采用特殊葬式的墓主人的身份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

发掘报告认为其墓主人身份是“部族群体中具有宗教和社会特殊地位的成员”，以及“部族群体中具有武士身份的成员”。

［7］笔者认为，这批墓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是军官或武士。

史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置汉阳县。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派遣唐蒙为郎中将通南夷，置犍为郡，所辖十二县中有汉阳县。

《汉书·地理志上》“汉阳县”原注：“都尉治，山闟谷，汉水所出，东至鄨入延。

莽曰新通。

”《华阳国志·南中志》“汉阳县”下注：“有汉水入延江”。

据清汪士铎《水经注图》所标示的汉水位置为今六冲河。

而可乐境内的可乐河即为六冲河的南源。

延即就是延江，即指今天的乌江。

可乐河的位置、流向与上述诸说都相符。

同时，自春秋战国以来，可乐境内的各类同期遗迹就遍布其境。

说明可乐极有可能就是汉阳县的治所所在地。

1988年发掘的可乐粮管所遗址，曾出土1件带有“建始”铭文的瓦当。

［8］“建始”为西汉成帝年号，河平年间汉成帝派人诛杀了夜郎王兴，夜郎国就此被灭。

“建始”瓦当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汉中央政府在此设置郡县汉阳县统治该地区的遗物。

这也侧面印证了可乐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汉阳县治所所在地。

当时的汉阳县，实行的是“都尉治”，都尉系掌管全县军事的长官，这种以军治政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时现实所需。

说明当时在该地区军事冲突较为突出。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在可乐甲、乙类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兵器，正是此背景的真实反映。

在采用特殊葬式的31座墓葬当中，除了出土有如铜釜（图二）、铜鼓、铜洗等大型容器外，其中29座墓葬中均出土了兵器（图三，表一），只有M45、M272未出土。

出土兵器的墓葬所占比例竟然高达93.5%，这个比例远远高出整个乙类墓所出兵器墓葬所占墓葬总数的比例27.8%（2000年发掘时，乙类墓共有30座墓葬出土兵器）。

显然，对采用特殊葬式的墓主人，用兵器随葬俨然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程序。

而且从出土的兵器来看，均为实用器物而非明器，极有可能这些兵器在被埋入墓葬前就随同墓主人一道南征北战多年。

这些兵器是墓主人生前的挚爱之物，所以在主人战死疆场之后，一并随主人被葬入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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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特殊葬式墓葬出土兵器统计表
出土兵器中，又以剑的数量为最。

主要有铜剑、铜柄铜剑、铜柄铁剑和铁剑几种类别（图四）。

从形制上看，这些剑均以典型的“巴蜀式”剑为主，少量滇式剑，如蛇头形茎铜剑。

此外还有兼具两种风格的镂空牌形茎首铜剑和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这种剑的剑身通常为巴蜀式铜剑，剑柄则具有强烈的地方风格。

同时，乙类墓里出土的器物如铁刀、铁削等器形也与巴蜀地区的同类器物器形一致。

关于这些兵器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主要从巴蜀地区直接输入，此来源可能占据主要位置。

《史记》曾有巴蜀商贾“窃出市夜郎”，程郑、卓王孙“即铁山鼓铸”、“贾椎髻之民”的记载。

一是当地土著在掌握了一定铸造技术之后对其进行仿铸。

但其仿铸技术
尚未十分
娴熟，以至于自铸的部分兵器稍
显粗糙和滥制。

如镂空牌形茎首铜剑和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就应该属于后者。

汉人自中原地区入主西南夷地，其过程恐怕并非如报告上所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初，基
本方针是采取和平方式进入”［9］
这一形式。

相反，
极有可能是一段充满血雨腥风与刀光剑影的悲壮历史。

从甲、乙两类墓葬的分布来看，虽然偶有杂处现象，但总的来看是各处一地，彼此分开。

1.M356∶3
2.M277∶7
3.M299∶
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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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器物来看，甲、乙两类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兵器，且兵器的形制差异甚大，说明当时夷汉民族间可能经常冲突与战争。

夷汉之间的激烈冲突使得汉人加强了对兵器的严格控管。

当地的土著居民很难从汉人手中获得更为先进的汉式兵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只能与巴蜀两地以“窃出市夜郎”这种方式进行输入。

而且以“窃”输入的都是些便于携带与伪装的短兵器，如剑、戈、刀等。

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乙类墓葬中那些采用特殊葬式的墓主人的身份和随葬兵器等有关问题。

可乐乙类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都不多。

1970年代发掘的168座墓葬中仅出土陶器29件；
2000年发掘的共出土陶器16件，其中有4件采集于耕土层，1件出土于不明性质的K4，真正墓内出土的仅11件，每墓最多出土1件。

器形均以罐为主，另有杯和瓶、砚等（图五）。

陶质主要有夹砂陶、夹炭陶、夹砂夹炭陶和夹炭夹砂陶四类。

在出土的陶器中，一部分陶器与甲类墓葬里面出土的一致，如2000年发掘的乙类墓葬中出土的陶砚和E 型罐；一类与云南昭鲁坝子的陶器类似，如2000年发掘出土的陶瓶和D 型罐；另一类为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器物。

总之，在可乐墓葬中陶器出土数量少、器形单一是普遍现象。

这现象极有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正如前文如述，汉人刚进入这一地区时，并非是以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进入，而是经历了一场场战争才逐渐立稳了脚跟。

而可乐，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汉夷之间相互争夺的一个前沿阵地。

因为冲突时有发生，才会导致像诸如陶器这样的易碎品出土较少，取而代之的是如铜釜、铜鼓、铜洗这些不易被损坏的大型容器。

同时，在可乐的各类早期（西汉中期以前）墓葬中，金银器出土十分少见，装饰品出土也不多，取而代之的都是以生产生活方面的实用器为主，明器系统也不发达，这都说明可乐一直是处在一个战事频发的地区，至少在西汉中期以前应该是这样。

西汉中期以后，汉人在这一地区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汉文化普遍被当地土著居民所接受，汉式墓葬中的明器系
1.M365∶5
2.M308∶
3
1.K4∶1
2.DT0905采∶1
3.M292∶1
4.M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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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始大量出现并不断发展。

在可乐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墓内出土大量明器，如干栏式陶屋、水田模型、摇钱树以及大量陶俑等。

同时诸如鎏金器物，漆器等“奢侈品”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些应得益于这一地区战事的减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很显然，西汉中期是这个地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一区域内，乙类墓葬的减少并最终消失也正是起于这一时期。

从这批墓葬的时代来看，31座墓葬中，M104的时代未定，余下的30座墓葬当中，除了M198是战国前期和M298是战国中期以外，余下的28座均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这一时间段正是汉人从中原地区开始渗入到入主西南夷的时候，期间汉夷之间的冲突也应最为激烈。

这一时期的墓葬分布也最为密集，甲、乙两类墓之间的风格差异也最为明显。

西汉中期以后，汉人和汉文化在这一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土著人口的逐渐减少和被汉化并最终退出了这一地区的统治舞台。

这一现象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自西汉中期以后，乙类墓葬锐减并最终消失。

自西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在这一地区发现的遗存与中原地区逐渐趋于一致。

土著文化因素也极少有被遗存下来。

可乐地区的土壤偏酸性，经测定，可乐墓地土壤标本的PH值大致在5.47耀6.3间。

［10］由于酸性土壤的腐蚀性较强，一般情况下的人骨标本都很难历经千年能完整保存下来。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发掘时，采集到的人骨标本极少，同时未作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测定。

2000年发掘时，采集到的人骨标本也十分有限，发掘者仅对其中
9座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中的人骨标本进行了鉴定与分析，结果如下（表二）：
表二可乐墓地特殊埋葬方式与墓主性别尧年龄对照表［11］
从对上述9座墓的人骨标本鉴定的情况来看，墓主人均以青壮年为主，除M331、M351未采集标本外，在其余7座墓中，青壮年所占的比例高达77.8%。

但在性别方面，因绝大部分不明，尚不便下结论。

但就通过年龄来分析，采用特殊葬式的墓主人均为青壮年，很显然他们的身份可能和宗教、社会等级无关。

就一般性常理而言，无论是宗教方面的领袖、抑或是部族首领，他们的寿命应该比普通人更长一些。

而这些年龄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墓主人，一定是从事着某种高危职业才会生命如此短暂。

青壮年人历来是战争的主角，这些墓主人身前的职业，极有可能与军事有关。

或许是因为在生前曾立过赫赫战功，或许在生前曾是一员虎将，战死疆场之后，对其采用这种特殊的葬式以示尊敬和缅怀。

并把他生前所拥有的作为一名军人所必须配备的兵器一同随葬。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这类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中，出土兵器的墓葬所占的比例会如此之高。

尚没有专门的烟囱，烟和火焰通过窑顶自然排出，对空气量的控制比较差，在窑室内造成氧化气氛和大量的游离烟，使得烧制的陶器火候较低，质地欠佳，陶色不均匀，反映出当时陶器烧造技术总体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

四川盆地已知的商周时期窑址多见于峡江地区，结构如此清晰的商周时期窑址在金沙江流域尚属首次发现，无疑为研究这一时期该区域的陶器制作技术、烧制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对于揭示金沙江流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研究蜀文化的南渐和完善整个四川盆地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掘:辛中华王涛张燕丁社民
修复:代兵
绘图:曾令玲王静
摄影:辛中华
执笔:辛中华王涛张燕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屏山县斑竹林遗址M1汉代画像石棺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5期。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文物出版社，2009年。

［3］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凡县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

［4］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第171~20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172~208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6］a.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三辑，第293~339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005年雅安沙溪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

［7］刘志岩：《金沙江下游与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

［8］宝鸡博物馆：《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9］同［2］。

［10］同［6］。

［11］同［3］。

四结语
通过从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数量及其所占的比例、墓内出土的随葬器物的种类和器型风格、以及采用这种特殊葬式的墓主人的年龄等几个方面对这批墓葬的墓主人身份进行分析，笔者初步认为，赫章可乐墓地乙类墓中的套头葬及其他6座采用特殊葬式的墓葬，其墓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是军官或是武士这一类别，其身份与宗教可能无太大关系。

注释:
［1］张合荣：《夜郎“套头葬”试探》，《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

［2］张合荣：《“釜鼓葬”内涵试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

［3］席克定：《灵魂安息的地方》，第4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4］吕大吉、何耀华主编，于锦绣、杨淑荣分卷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考古卷》，第5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5］叶成勇：《黔西滇东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研究》，第57页，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9年。

［6］该墓在发掘时将出土的骨珠和玛瑙珠一颗按一件计算，其中骨珠20颗、玛瑙珠8颗、玛瑙管19颗，这三种器物，出土时基本在同一位置，应该是成串在一起的，如果按成件或是成套计算，其数量可能要远小于报告中统计的件数。

［7］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第405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8］张元：《贵州赫章可乐出土的西汉纪年铭文瓦当》，《文物》2008年第8期。

［9］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第405页。

［10］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第250页。

［11］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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