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和谐社会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弗洛姆和谐社会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全球军事扩张与世界大战的惨绝人寰，必将陷人类于灭顶之灾的潜在核战争的永久威胁，人的异化、丧失自我与逃避自由，技术宗教对人的精神统治，极权主义的无孔不入，生活领域的各自分裂，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交织成弗洛姆和谐社会思想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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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裔美国人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那里，和谐社会、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健全的社会只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而已。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和谐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对于处在原始的和谐与新的和谐之间的病态社会而言，和谐社会则是健全的社会。

他认为和谐社会就是符合人类真正需要的社会。

他将和谐社会的实现诉诸政治的、经济社会的和文化的同时变革与进步，而非单纯依靠政治经济的措施。

和谐社会思想构成了弗洛姆全部思想的核心与灵魂。

任何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哲学尤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那么，弗洛姆的和谐社会思想赖以产生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弗洛姆的犀利文笔勾勒出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如下图景。

第一，现代人迷失自我。

在高生产与高消费之下，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不仅生产商品而且产生种种人为的而非真正源于人性的需要，人们将“买自己没钱支付的东西”这一祖辈和父辈眼中的恶习变成了一种美德，将自我价值根基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上。

“即使生活在这个经济制度下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拥有远远超出他们可以用的东西，他们仍感到贫困，因为他们赶不上生产或生产众多商品的脚步。

这样的情形刺激了诸如嫉妒、贪婪的消极作用，最终产生了一种内心虚弱、自卑与无能为力的感觉。

一个人自我感觉只是建立在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

”［1］“他对‘存在’（being）与‘成为’（becoming）远不如对‘有’（having）更有兴趣。

他需要一个好的职业，更多的权力，更多的钱，更受人尊敬。

”［2］现代人远离了人的本质，他意识到的只是人的虚假的本质；他缺乏通过成为一个自由人即不仅摆脱了各种锁链而且也能自由地发展其全部潜能这一生活目的本身以发现他与他的同伴以及与自然的新的内在联合的人的条件；在意识中，他成为“社会人”，而在无意识中，由于解决其存在矛盾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由于偏离了他的真正的本质，现代人普遍感到孤立、焦躁、迷茫、自卑、空虚和无能为力。

第二，现代社会严重异化。

弗洛姆指出，现代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世界，但人的全部创造物却高于并控制着他；国家被官僚式的管理人员及其异化精神所征服；工人与自己的劳动和产品相异化；社会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同样被异化；人与他的同类以及他自身或者说他真实的本性相异化……总之，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看到的异化，几乎是无
孔不入，异化渗透到人与自己的劳动、消费品、国家、同胞以及自身的关系之中”［3］。

第三，现代生活支离破碎。

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病态文化造成了各种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分裂。

对此，弗洛姆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例证：“收音机、电影和报纸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刚刚播完某个城市遭到轰炸及人员伤亡的消息，接着就是香皂或酒广告，有时甚至在播新闻时突然无耻地插播广告。

同一个播音员，用同一种诱惑性的、讨好的、权威性语调，刚刚向听众展示完政治局势的严峻性，又接着向听众鼓吹某种牌子香皂的优点，因为厂商付了广告费。

随关于鱼雷快艇的新闻片接踵而至的是时装表演片。

报纸报道重要的科学或艺术新闻，但也以同样的篇幅煞有介事地登载陈腐的思想或初出茅庐的女演员的早餐习惯。

凡此种种，我们听到的与我们不再有真正的关联。

我们不再兴奋，我们的情感和批判判断被捆住了手脚，最终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也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了。

在‘自由’的盛名下，生命丧失了全部结构，它由许许多多的小碎片拼凑而成，各自分离，没有任何整体感。

”［4］
第四，技术宗教鸠占鹊巢。

现代西方人对技术的顶礼膜拜取代了对上帝的虔诚信仰。

“技术成了新的上帝，或者说人自己正成为上帝，而太空人是这个宗教的高级牧师”；“新的宗教并没有去宣扬任何道德原则。

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契约，成为我们道德的真正源泉”［5］。

然而技术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却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人们变得浮躁不安，深层的心理原因在于，“人们有一个按道德行事的根深蒂固的需求”，“不道德将使他们失去内心的平衡与和谐”［6］，而技术宗教所宣扬的道德恰恰是不道德的——成功、冷酷、自我中心、不施舍、不分担等原本被基督教或犹太教视为不道德的东西反而成了道德。

第五，极权主义登峰造极。

弗洛姆认为，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性是现代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极权主义势力的发展对其构成潜在威胁，不仅如此，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温床——个人的微不足道感和无能为力感不但存在于德国，而且也存在于欧美现代民主社会。

20世纪不但有希特勒那样的大暴政，而且有小暴政——在日常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和感情淡漠的那种徐缓的暴政。

这类小暴政就孕育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

“在这个结构中，人越来越被缩为一个符号，一个齿轮牙，一个官僚主义剧本中的小角色。

他无决定可做，无责任可负。

一般来讲，他只是做官僚主义政治机器为他安排好的事。

他越来越不去思考，不去感觉，不去设计自己的生活。

他考虑的仅仅是他利己主义的产物，这些产物必须牵涉到下列的问题：我怎样才能获得成功？我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我怎样才能更健康？他不去问自己：作为一个人，什么对我是好的呢？作为一个政治集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呢？在古希腊和古雅典的传统中，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所有的思想都追求解决这些问题。

这里的思想不是作为增强对自然控制的工具的思想，而是作为回答下列问题的工具的思想：生活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什么可以加速人类进步，使我们最好的权力得到发展？普遍的消极状态与不参与影响我们个人生命与社会生命的决策——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或类似的运动（我们往往在事后才能知道它的名字）得以生长的土壤。

”［7］
第六，家长制陷入危机。

在弗洛姆看来，不但从《旧约》及罗马时代至今的
西方世俗社会是家长制的，即父系结构，而且自《旧约》以来西方的宗教世界也是家长制的，上帝被描述为人们必须服从的伟大权威。

作为内在化权威的道德观与家长制社会如影随形。

内在化权威可追溯到父亲的权威。

他指出，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伴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新的生产方式、从法国革命开始的一系列政治革命、女权革命等等导致了西方传统价值的瓦解和家长制的权威主义的秩序危机。

最重要的是，家长制社会富裕得足以为人们提供到月球访问的服务，却无力防止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局部战争，它不仅纵容而且实际上促进了导致人类走向灭亡的进程；家长制社会存在于过剩的富裕与贫困之间，工业化国家过着愉快奢侈的生活，而非工业化国家则处于饥饿状态……这些都是家长制社会无能的表现，这种无能已经严重破坏了对家长制权威主义秩序的结构和力量的信仰。

在他看来，19世纪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表征的正是这一点；而20世纪的问题则更加严重——自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人，主要是年轻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社会是不合格的”［8］。

第七，核战阴霾挥之不去。

20世纪上半叶，人类特别是欧洲人接连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人在战争中死于非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枚原子弹顷刻间毁灭了几十万日本人的生命。

人的存在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之后这样渺小和微不足道：人类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在用核武器武装自己，潜在的核战争一旦爆发，人类的命运可想而知。

然而谁都感到无力改变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