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诗经：《思文》原文译文赏析

国学宝典诗经：《思文》原文译文赏析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菲尔极。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

陈常于时夏。

【注释】
⑴文：文德，即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功德。

后稷：周人始祖，姓姬氏，名弃，号后稷。

舜时为农官。

⑵克：能够。

配：配享，即一同受祭祀。

⑶立：通“粒”，米食。

此处用如动词，养育的意思。

烝民：众民。

⑷极：极至，此指无量功德。

⑸贻：遗留。

来：小麦。

牟：大麦。

⑹率：用。

⑺陈：遍布。

常：常规，此指农政。

时：此。

夏：中国。

【译文】
追思先祖后稷的功德，
丝毫无愧于配享上天。

养育了我们亿万民众，
无比恩惠谁不铭刻心田？
留给我们优良麦种，
天命用以保证百族绵延。

农耕不必分彼此疆界，
全国推广农政共建乐园。

【赏析】
《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

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无须赘述。

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落嘉种”、“是获
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生民》中便有详尽
的叙述与颂扬。

《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
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周颂（包括《思文》）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周代先王的颂扬尤为热烈。

周武王以“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在牧野伐灭“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的纣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万民于水火。

王室为光宗耀祖，
百姓为感激解放，这就造成了对新政权、自然也包括对新政权先王们
热情讴歌的盛况。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历代众多学者形成了《思文》为周公所
作的强有力的共识。

诗篇是盛朝的颂歌，作者是盛朝的大圣人，这一
共识的形成也极自然。

《诗经》中的多篇作者都归之于周公，此处不
具论，而《思文》一篇却未必如是。

孔疏引用《国语》，说“周文公（即周公旦）之为颂曰‘思文’”，其实不确。

《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所说的一段话中，原
文是：“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并未言是周公所作。

到了韦昭注中，才成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
其功乃能配于天”。

但是韦注本意仅仅说《思文》的内容乃反映周公
所“思”，并非即指为周公所作，应当不难分辨。

看来，是孔疏将
《国语》原文与注文误融为一体，牵涉周公，并认定《思文》出自周
公之手。

这一误认，影响大而长远，以致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共识，
虽无伤大雅，总不免让人感到一丝遗憾。

说无伤大雅，是因为《思文》确实也体现了周公的思想。

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于强国、灭商、平乱，功勋卓著，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

可见，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确实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周公；但是，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终究不可取。

要确认周公为《思文》的作者，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国语》同时的确凿证据，因为现有的确
认不过是基于《国语》的不可靠的误认。

《诗经》中凡无确凿充分证
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观。

据《毛诗序》所言，《思文》是“后稷配天”的乐歌。

后稷之所
以“克配于天”，在《生民》序中说得再明白不过：“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

”“后稷配天”的祭祀称为郊，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

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配享，因
为人王被视为天子，在配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王权乃天授
进一步确认，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政权内容的具体落实，
而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

这种天人沟通的努力，今天看来虽
然过于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顺利
的时期，其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

试想，祭祀的程
序随着乐歌（这里是《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是何等庄严，人们会感觉置
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
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
完成的：“帝命率育。

”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
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

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
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

在《思文》产
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自然不是说《思文》毫无艺术性）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自然是这种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

昌盛的、
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

扩展阅读：
诗经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
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
愤之所为作也。

”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
“诗三百”。

之所以改称《诗经》，是因为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