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明与消费主义的反乌托邦———解读《白噪音》

科技文明与消费主义的反乌托邦———解读《白噪音》
作者：高尔聪
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7年第3期
高尔聪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这部美国后现代派的经典小说，运用反乌托邦式的隐喻
揭示了后工业、后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社会的光怪陆离，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危机。

首先，“白噪音”作为小说标题以及时而出现在文本中的意象，隐喻了无处不在的、使人类焦虑
和自我异化的科学技术高度统治的反乌托邦社会；其次，小说中对超市的描写隐喻了这个微缩
版的消费社会使人们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化、同质化，揭示了这个反乌托邦式的怪圈对现代人
主体性的剥夺以及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焦虑。

此外，“毒雾事件”隐喻了圣经中的“末日灾难”，揭示了乌托邦式的“亚当与夏娃”的幸福生活中所隐藏的人类的生存危机。

关键词：《白噪音》；反乌托邦；焦虑危机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7）07-0264-03
“乌托邦”这个词来自托马斯·莫尔的拉丁文长篇小说《乌托邦》（Utopia，1516）。

意
为“乐土”或“乌有之乡”。

西方世界所公认的第一个乌托邦社会则是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

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社会，由于它最初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最开始人们从文学的角度
理解乌托邦这个概念。

到了17世纪时，人们开始将乌托邦与社会规则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霍布斯、哈灵顿、洛克和卢梭都是柏拉图的模仿者，他们都力图根据某种抽象的原则来建构
一个完美的社会，并打算把它付诸实施。

”（谢江平，2007：19）他们展望到了一个美好的未
来世界，想把这一世界变为现实，于是从18世纪起，人们试图将乌托邦思想转化为“唯物”的现实。

反乌托邦是在乌托邦产生之后随之而生并与之相对立的一个概念。

在文学作品中，反乌托
邦描写的是一个极恶的世界，它给人们带来警醒，提醒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会走向一个地狱般
可怕的世界。

如果说乌托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展望，是对人们仿佛已经看见的未来的一
种描绘，那么反乌托邦则是对人类有可能走向的负面的、消极的未来的一种描绘。

随着科技、
工业和文化的发展，现代的乌托邦越来越依赖理性和科学，乌托邦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力量
的现代性的一个成果，而反乌托邦则是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对科技理性的反动。

“乌托邦是建立
在对理性和对科学的信仰之上，但科学和理性并没有兑现人们的美好期望，相反，科技的发展
使人类异化为技术和商品的奴隶。

……反面乌托邦文学就是这种挫折感的产物。

”（谢江平，2007：64-65）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的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1985）就是一部揭露美国后现代社会科技文明与消费主义所创造出的反乌托邦极权社会的文学
作品。

小说以美国中部小城铁匠镇和坐落于该镇的“山上学院”（The-College-on-the-Hill）为背景，展现了一幅美国后工业、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画卷。

小说中多处运用反乌托邦式的隐喻，揭示后工业、后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社会科技与消费的极权对人的控制，警醒人们关注科技的发
展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诱导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精神上的异化。

一、科技制造的白噪音
首先，“白噪音”既是文章标题，也是小说中时而提及的意象，更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
反乌托邦式隐喻。

在词典中，“白噪音”指的是一种功率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

由于此信号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是一样的，类似于白光的性质，因此被称作“白噪音”。

“‘白噪音’也泛指一切听不见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
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

”（德里罗，1985：2）由此可见，“白噪音”是现代尖端科技产物所发出的噪音。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社会进步和变化的主要力量，
它逐步对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上的统治进行“祛魅”，也逐渐成为统治人类的新理性。

它的初
衷是为人类的生活提供自由、便利的理想社会环境，然而它在使人们产生依赖感的同时，给人
们带来了奴役与压迫。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写道：“无论承认与否，技术对我们
的制约和束缚无处不在”（Heidegger，1977：28）。

在小说中，这种科技文明所产生的白噪音现象充斥着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Jack Gladney）的生活。

杰克作为山上学院的一位大学教授，整日生活在被白色噪音围绕的环境中：电冰箱运转时
发出的振动声、粉碎机的马达声、洗碗机和烘干机的运转声，以及电视机和收音机等媒体所传
出的声音等等。

这些科技产品使杰克一家在科技的突飞猛进中享受着富裕、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他们的家务劳动被机器简化了，科技产品提供了生活中的所有便利。

然而，杰克却并未感到幸福，当他意识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被高科技产品所占据的时候，他时常感到迷茫与困惑。

当杰
克与家人一起通过电视机观看妻子芭比特教健美操时，“迷茫、恐惧和震惊充满了我们的面部
表情。

这是什么意思？她在那里干什么？她的影像是黑白的，四周还有整齐的边框。

难道她死了，失踪了，还是灵魂出窍了？难道这就是他的灵魂，她的秘密自我，依靠技术力量推出的，
通过电视波段和电能的流动而释放出来的某种两维复制品，现在稍作逗留，到荧屏上来和我们
说声再见。

”（德里罗，1985：116）与其说杰克无法理解活生生的妻子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小的盒子里，不如说他无法接受科技将鲜活的人类以两维的复制品形式输出。

杰克的儿子海因里
希（Heinrich）在雨中仍不敢确定是否在下雨，对科学理论的过分依赖使他不愿相信自己的感官。

来自家庭的压力与母亲死亡的阴影使杰克的妻子芭比特产生对死亡的恐惧。

这种恐惧压倒
了道德的约束，这使芭比特背着心爱的丈夫和孩子与相貌猥琐的格雷进行性交易以换取据说可
以克服死亡恐惧的高科技药物“戴乐儿”。

《白噪音》展现了20世纪末一个人们对科技产物顶礼膜拜的反面乌托邦世界，揭露并批判了这种“科技之上”主义：过量的科技产品不能为人们
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反而造成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走向了一个被科学技术高
度统治的反乌托邦地狱。

二、消费文化的奴役
科学、理性和进步史观能够为人的解放提供动力之源，是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也是乌
托邦思想所依赖的根本原则，在科学推动下，新概念、新技术促进了商品和消费社会的发展，
也为富足、美好的理想社会构想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当消费逐渐发展到意识层面上、并且对
人的意识层面产生作用的时候，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便被整齐划一地物化了，逐渐沦陷在消费
主义极权的统治之下。

在《白噪音》中，德里罗把主人公杰克一家对于商品与消费的崇拜感描写到了极致。

超市
作为一个微缩版的消费社会，也是美国人寻求存在感与幸福感的微型乌托邦社会。

超市的商品
琳琅满目、包装光鲜、廉价而且可以自由选购，在诱惑人们尽情购物的同时体现出其民主、自
由与亲民的特色，人人都能在超市中找到快乐，一切看起来自由而美好。

在这里不需要个性，
个体只需要融入到集体中去即可。

超市是杰克一家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们迷恋去超市
购物，沉浸在购物使他们获得的满足感之中。

杰克“觉得，芭比特和我所买的一大堆品种繁多
的东西、装得满满的袋子，表明了我们的富足；看看这重量、体积和数量，这些熟悉的包装设
计和生动的说明文字，巨大的体积，带有荧光闪彩售货标签的特价家庭用大包装货物，我们感
到昌盛繁荣；这些产品给我们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德里罗，1985：21）然而，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得到快乐的乌托邦乐土中，却处处充斥着消费主义的白噪音，“我意
识到这地方充斥着噪音，种种杂乱的声响；购物车轮滚动时刺耳的吱吱声，扩音喇叭声和咖啡
碾磨机的嘎嘎声，儿童的哭叫声。

在一切声音之上，或在一切声音之下，还有一种无法判定来
源的沉闷的吼声，好像出自人类感觉范围之外的某种形式的密集群居生物。

”（德里罗，1985：38）这种看不见的喧嚣隐藏的是个人在个性上的缺失以及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缺失，表面快乐的
群体只是一大群孤独的个体的集合，沉浸在各自的幻想中，生活中的迷茫困顿和对死亡的畏惧
更让他们迷恋去超市疯狂购物并笼罩在这种消费文化的白噪音之中，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在
此忏悔、祈祷甚至重生。

而人与人之间仅仅通过共同的购买欲望以及消费能力进行沟通，精神
层面的沟通与幸福感被物化了，最终走向了精神层面上的自我异化。

乌托邦的“乐土”所呈现
出来的实际上是反乌托邦的孤岛。

来自消费社会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导向造成了人们对物质
符号性的追求，人们利用消费来体现阶级归属和社会身份。

杰克与芭比特生活富裕，但精神上
没有快乐可言，对物质的消费并不能治疗他们精神上的空虚，他们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满足感、
治愈他们的精神困顿而去超市消费，反而使他们陷入饮鸩止渴的怪圈，一个可怕的反乌托邦式
的梦魇。

三、后工业社会的“末日危机”
讨论乌托邦社会构想与现代性的联系，就绕不开现代性的双重性问题。

20世纪末，科技的
发展和大规模的消费为人类创造了享有安全、优质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的阴暗面也同时暴
露无疑。

科技产品的泛滥和无节制的消费导致了工厂不断扩大工业生产，而后工业时代生产力
的发展则形成了一个潜在着大规模毁灭物质的环境。

生态系统的问题看似与乌托邦社会实证并
无关系，然而，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危机正是反乌托邦预言家们对现代性阴暗面的担心的验证。

从乌托邦的基督教起源来看，在希伯来文中，亚当和夏娃居住的伊甸园中的“伊甸”一词意为“喜悦”或“极乐”，因此伊甸园即是乐园的意思，它从词源上看就有乌托邦的性质。

亚当和
夏娃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建立在静止无为、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的。

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的一
切都依赖上帝，他们只是上帝的豢养物。

一旦他们的子孙们犯下罪孽惹怒上帝，便会招来灭顶
之灾。

“在《圣经》中，反乌托邦作为乌托邦的对立面就随同乌托邦一同出现。

”（谢江平，2007：63）早在几千年前，圣经中对基督教地狱般的“末日灾难”的描绘，就是一个极恶的反
乌托邦社会。

在“唯科学论”的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了新的上帝，人类越来越依赖它，
成了它的豢养物，而一旦人们违背了它的操作规律，就会引起末日灾难，《白噪音》所描绘的“毒雾事件”便暗喻了圣经中的“末日灾难”的场景，给读者展现了一场后现代的末日危机。

小说中，杰克一家六口的生活虽然隐藏着精神上的焦虑与不和谐，但看上去是平静的，然而，“毒雾事件”却打破了这种平静。

引起杰克居住的铁匠镇居民恐慌的“毒雾事件”是由于
一辆罐车出轨导致一种名叫尼奥丁衍生物的化工废料泄漏而造成的。

在对这场生化灾难的描写中，暗含着许多隐喻圣经中“末日灾难”的场景和心理描写。

首先是在这场灾难中，杰克一家
举家驱车逃往灾民安置点，而在这一过程中，杰克在车里看到步行去安置所的人们“跌跌撞撞
进入纷飞的大雪之中”，“怀着悲怆坚定的神色行进着”（德里罗，1985：134），“好像是某种古老的命运的一部分，在厄运和毁灭中，与人类在荒原上苦难跋涉的整部历史相联系。

他们
身上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使得我第一次对于我们困境的规模感到迷惑。

”（德里罗，1985：135）作者以杰克迷茫而又悲伤的视角描绘出一幅好似末日临近的画面，诉说着美国的后工业社会让
人们品尝其自身酿下的苦果和造成的灾难的悲剧。

小说中当人们正面看到毒雾时，杰克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他认为：“那个巨大的黑团犹如
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的死亡船只等级……伴随我们恐惧的是一种近似宗教的敬畏感。

”（德里罗，1985：140）“……这就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死亡，它性质明确并且可以量化。

”（德里罗，1985：141）对死亡的恐惧让杰克产生了宗教般的敬畏，然而，这种宗教中严肃神圣的、或上天堂或下地狱的死亡竟然是实验室里制造出、并可以量化的物质。

在这里，作者继续了讽刺
“唯科技论”的论调。

揭示了实验室中以进步、解放、正义的名义来进行的科学实验给人类带
来的潜在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

小说中最直接地将“毒雾事件”与“末日灾难”联系上的情节是杰克在安置灾民的童军营
遇到的到处传教的黑人男子，他问杰克计划怎样度过“复活后的一生”（德里罗，1985：150），并称“哈米吉多顿善恶大决战”后“上帝拯救的人们互相通过整洁和矜持来辨认。

”（德里罗，1985：151）这使杰克困惑并自问，“难道这就是哈米吉多顿善恶大决战的关键？……我并未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这场大决战，但是我为那些感觉到它的人担忧，他们强烈地渴望着，不断地向
四处打电话，从银行取出存款，随时准备着。

”（德里罗，1985：51）小说描绘出一幅“末日
灾难”的众生相，人们在灾难面前不知所措。

杰克的妻子芭比特依靠吞食高科技药品“戴乐儿”来消除恐惧感，他九岁的女儿斯泰菲（Steffie）依靠阅读超市的优惠券来排解焦虑的情绪，并在睡梦中梦呓出近似“丰田汽车”的发音，而他一向沉默寡言的儿子海因里希（Heinrich）却
一反常态在安置所的灾民面前兴奋地演讲，一副“‘世界末日’来临时的癫狂”（德里罗，1985：135）。

人们的反常表现恰似“末日大决战”来临一般，没有人知道这场生化灾难会导致人们的未
来去向何方。

这就好似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经不住魔鬼的引诱而偷吃了“智慧果”所遭受的
惩罚。

这个20世纪末的美国后工业社会是被人类的科技异化了的物质世界，现在开始反过来异化人类，使人类陷入自身所酿造的生存危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毒雾事件”这个反乌托邦式
的隐喻讽刺了过度强调科技发展与消费以及对生态环境过度破坏的美国后工业社会，表达了作
者对于人类潜在的生存危机的隐忧。

反乌托邦思想并非反对一切技术与进步，而是基于对后现代人类梦魇般的世界的假设，提
出了对于人类未来的忧思。

德里罗的《白噪音》利用反乌托邦式的隐喻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生存
状态的深切关注，他审视后现代人类生存的隐忧，揭示了科技社会中人类的焦虑、异化与危机，这体现出德里罗作为美国后现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所富有的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他
提醒人们在大力发展科技与经济的同时反思人类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也赋予
了这部后现代主义作品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