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意义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意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

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敦煌研究院编第16号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附室。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洞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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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的时候，这个小洞窟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文物，从地面垒到屋顶，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

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写本经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

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藏经洞文献连同敦煌石窟艺术的实物遗存，为我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为学者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

敦煌藏经洞于宋、西夏之际(公元十一世纪初)被妥善地封闭掩藏起来，随后沉寂了近千年之久才重现于世。

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我们还无法确知藏经洞封闭的原因。

有学者提出了僧团为躲避战争侵扰而封存法物的“避难说”;也有学者提出了“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文献是敦煌寺院历代保存的陈旧法物，由于佛教对“法宝”尊崇备至，其封闭保藏是基于佛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不具特殊历史意义;还有学者指出，宋代前后，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予以封存。

敦煌藏经洞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众多难解的谜题。

藏经洞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

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写本、佛画等分赠给敦煌县令汪宗翰、肃州兵备道官员廷栋，甘肃学政高级官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

藏经洞文书开始了最初在国内流散的过程。

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颓势难挽的末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运费无从筹措之由，未能将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过问。

190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廷腐败、国家无度。

六月，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八月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

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国宝、文物被肆意破坏、掠夺。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几乎与此相同，敦煌遗书连同中国大地的众多珍宝，正是在这混乱时期频繁遭到列强探险家的巧取和掠夺。

1905年10月，俄人奥勃鲁切夫从内蒙古黑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

其中既有几个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手稿。

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则巧名布施，以白银一百八十两哄骗王圆箓，获取经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

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暂存在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竟无人过问。

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用银五百两，再次从王圆箓手中获取经卷约六百件。

斯坦因两次获取藏经洞文物共计万余件。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吉川小一郎用白银三百五十两，获取写经四百余卷，带走莫高窟塑像两尊。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团在莫高窟停驻五个多月，测绘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临摹绘画数百张，拍摄照片约三千张，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多身彩塑，带走莫高窟南北区清理发掘出的各类文物一
万余件，加上在敦煌当地收购大批文物和各类绘画、经卷文书二百余件，装满了几大车。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至莫高窟，在藏经洞文书已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用化学胶水剥取壁画二十余幅，以白银七十两，获取盛唐彩塑一尊。

1925年，华尔纳又一次组织考察队至敦煌，因敦煌民众的反对和官方阻止，大规模盗剥壁画的阴谋才告破灭。

需要注意的是，1910年，当中国学者通过法国人伯希和得知了藏经洞流失的情况后，在罗振玉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派专员回收剩余的敦煌文书回京。

然而，又因为押运官员的贪欲和疏忽，大量经卷又在运送途中散失、破坏。

藏经洞的文物，绝大部分经由道士王圆箓之手流失而出。

当时，王圆箓的注意力正放在募化善款、营修庙宇上，希望借助发现藏经洞得来的声望，建功立业、光耀门庭。

在他眼中，这些佛教洞窟中的文书经卷或许只是必要时可以私下作为“法物流通”，与“布施者”交换得利的稀罕物。

由于他不能确切知晓这些陈旧的经卷究竟蕴含多少文化价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

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可以归咎于王圆箓的无知和私欲，却也必须考虑到特定时代国家文化衰微的复杂情况，以及每一个当事人的精神麻木和责任缺失。

目前，敦煌藏经洞文物分散保存于世界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家博物馆中。

在数字化时代，借助高清照相技术和互联网的便利，尤其是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的推动下，敦煌藏经洞文物的信息资源已经部分实现了全世界的共享和互通。

2015年4月，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赠送该馆所藏的敦煌写卷的数字化副本，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藏经洞文物在何种情况下，珍藏在其它国家的敦煌藏经洞文物以何种方式回归故土，实现文物本体与发现原境的统一性，大家翘首以盼。

从历史的观点看，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是我国近现代史中令人痛心的一页。

各国探险者和盗宝者掠夺文物的行为毫无正义性可言，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文化劫掠。

敦煌莫高窟文物流失的二十世纪初年，正
是现代世界格局在惨烈的世界大战中逐渐形成的混乱时代。

帝国列强的学者们，像他们的军队急切开辟殖民地一样，也在文化上占据世界文明史的阐释权。

宏观看来，敦煌文物只是被劫掠的众多世界文明宝藏之一。

然而，如从另一种视角来看，敦煌藏经洞文物在世界的流散，亦可认为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一种被动的文明传播和交流过程。

一百多年来，这些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和促进着知识的研讨传播、文化艺术的沟通发展，以及世界各种文明智慧的交流和提升。

现在，敦煌莫高窟正作为世界遗产地向全世界的游客和学者开放。

藏经洞在历经磨难之后，又重新回到唐代的原貌。

据考证，这个小洞窟最初是为纪念唐代沙州(敦煌)佛教高僧洪辨法师而开凿的影窟，其后在宋代被充当为莫高窟寺院的“法物收集处”。

保留在洞窟中的这尊洪辨法师塑像是一尊艺术水准高超、富有写实意味的真容像。

洪辨和尚端身正坐、巍然不动，仿佛正从一次甚深禅定中返回。

他平和、坚毅、自信的眼神恰与这一批又一批中外游客的好奇目光相遇、对照。

一个小小的洞窟，在封闭和开启、充盈和空虚之间，传承了千年时光中多民族、多地区精神求索和变迁的史料证据，浓缩了中华民族辉煌、屈辱和复兴的历史。

围绕敦煌藏经洞建造、封闭、发现、流失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难解的历史谜题。

在这里我们似乎格外能够体会到历史中复杂而深奥的缘起、际会和无常之余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