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点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点探析

梁　励

(江苏教育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摘要: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繁荣,史家辈出,史籍浩翰,历史教育发达。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发挥历史教育的“借鉴”功能;历史教育已成为古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古代历史启蒙教材的编撰对普及历史教育和传播历史知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教育也在摆脱经学的束缚中得到曲折发展;古代历史教育中秉笔直书、寓论于史、文史不分和史家标准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值得我们今天加以继承与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点;探讨分析

Abstract:The flourishing o f histo ry research in a ncie nt China w as at tributed to the wo rk o f histo ria ns o f different g enera-tio ns,the adv anced histo ry education and a v ast co llectio n o f histo r y boo ks.T he rule rs g enera lly r eso r ted to ex perience o f their pr edecesso rs fo r refe rence.Histo ry educa tion became o ne of the mo st im po rta nt contents in a ncient scho oling.T he compiling o f enligh tened histor y bo oks a lso helped spread the know ledg e.All these,to ge the r with such featur es as the combination o f histor y with lite ratur e,the differ ent sta ndards of histo rians,ar e all w or thy o f ana ly sis a nd r esea rch.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2)03-0077-05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史家辈出,史籍浩瀚,自古以来历史教育发达,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鲁迅先生就曾希望:“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1]为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垂鉴”和“育人”的社会功能,本着“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古代历史教育的特点。

一、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以发挥其“垂鉴”的作用

历代统治者为谋安邦兴国、长治久安之策,总把历史作为资治的龟镜、治乱的药石而加以重视。春秋著名政治家管仲就认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历代统治者对“史”的重视旨在于发挥其“借鉴”的功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防重蹈历史覆辙。正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提倡,史学才成为显学,这对我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兴盛和繁荣,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我国史官设置较早,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周代已有了史官机构,史官各掌其职,“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已《史通·史官建置》)当时是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史官不仅是行政官员,也往往是兼职历史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去教育贵族子弟,史籍也成为学生学习阅读的必修教材。西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士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其大一统的主张。为培养人才,他诏令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以孔子所修订的《诗》、《书》、《易》、《礼》、《春秋》作为教学内容,教育国学弟子,从中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其中《春秋》就是鲁国的编年史,历史教育已成为太学的必修科目。

三国东吴的国君孙权就喜读《诗》、《书》、《左传》、《国语》等历史典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认为“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兵家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并告诫大将吕蒙,认真读史书,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吕蒙不负国君之望,刻苦学习历史典籍,“学识英博”,使人“刮目相看”,成为古今美谈。

南朝刘宋明帝时,为繁荣学术和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曾在都城建康开办史学专科学校,由“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的著名学者何承天主持。同时还开设“总明观”,作为历史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这一举措,使历史教育的质量和历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的局面。

唐代君主以隋亡为鉴,为防“覆舟”,对历史研

【作者简介】梁励(1956～),男,江苏南京人,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收稿日期】2002-06-15

究和历史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就组织人专门修史,其撰史的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唐太宗也认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旧唐书·魏征传》)唐代还始创官修史书机构,由国家组织专门人力撰写前朝历史,甚至唐太宗本人也参与史书的编撰,为某些传纪撰写“论”和“赞”,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皆成于唐代。在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下,唐代历史教育极为发达,当时设有太学,国子学等学校,按制度规定,凡国子学生都必须读大经(《春秋左氏传》)和小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此外学生还要读《国语》等史书。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尽十九年之力,总结了自战国以来历朝当权者治国经验,精心编撰了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以政治史为主,深入考察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治乱兴衰,并探讨其原因。司马光著书的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使当权者能从该书中“鉴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之,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司马光陈进《资治通鉴》表)他还告诫君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宋神宗阅司马光所进之书,欣然为其题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由此成为宋代及后代学校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古代历史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为维护其统治,借鉴汉族政权的各种典章制度,其中也包括教育制度。统治者十分重视历史教育,金海陵王就认为可从《三史》中命题试士,大臣徒单镒也建议“取士兼问经史故实”。金国子监还专门刊印《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发给各类学校,列为学生学习的内容。元朝在京师设立蒙古国子学,用蒙文编译《通鉴节要》、《贞观政要》等史籍,供蒙古官僚子弟学习。

明清两朝对历史教育也很关心和重视,明洪武年间,国家曾下令凡年十五以下的儿童皆入学校,三十五家设一社学,就近组织儿童学习,其教授的内容包括《百家姓》、《千字文》及经史历算等。明代的学校还将《资治通鉴》等史书列入教材,要求学生阅读。清代统治者也规定将《资治通鉴》作为学校学生的教科书。康熙帝在位时,曾下诏将自己“钦定”的《通鉴纲目》和《古文渊鉴》列为在校学生必读之书,并颁行各省遵照执行。

由此可见,历代统治者为了“察古知今”、“鉴往知来”以谋治世之道,特别重视历史的“殷鉴”作用,并大力提倡扶植。这不仅促进了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的繁荣,也促进了我国古代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

二、古代历史教育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根植于史学研究的厚实土壤中

古代历史教育的兴盛,与统治者大力提倡和重视有关,也与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繁荣鼎盛分不开。

春秋末期,孔子为扩大教育对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打破了“学在官府”和史官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他整理修订古代典籍《诗》、《书》、《礼》、《易》、《乐》、《春秋》,并作为教科书供学生学习。孔子不仅把历史作为一门知识向学生传授,而且还重视其教育意义,将其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易经》中就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说法,其修订《春秋》的宗旨,乃为“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孔子之所以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并列入课程内容,就是以此作为手段来培养治国的人才,这样历史教育开始突破狭隘的范围。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相当浓厚,为培养“士”,各地建立了大量学校,著名的有齐国的“稷下之学”。诸子百家纷纷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观点著书立说,宣传其主张。为扩大影响,他们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主,为证实自己的观点,往往引经据典,以历史事实作为有力依据。如孟子为宣传自己的“仁政”主张,对武王伐纣之举极为赞赏,他批驳了武王弑君的传统说法,认为商纣行暴政,涂毒天下,故“残贱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另外,荀子、韩非子、墨子、庄子等人所撰写的文章,也常引用历史知识论证自己的观点。在诸子百家的影响下,历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历史知识也成为学生将来从政的必备知识,历史教育得到了更大发展。

汉代,历史教育相当普及,这与史学研究的繁荣分不开。司马迁受其家庭薰陶,十几岁就潜心史籍,读完了《世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他博览众史,打下了扎实的史学研究基础,才写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无韵之“离骚”——《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班固也是在幼年期间,涉猎大量史书,为以后修《汉书》奠定了基础。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以五经为主,学生兼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种以经为主的学习内容,影响到历史教育的质量,许多学者就在读经的基础上转而治史,如东汉史学家荀悦,就自幼好学,善解春秋,并由通经转为治史,完成了编年体《汉纪》三十篇。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教育事业发达,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类学校广泛招收生员,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