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的为官之德及其评价

·文史研究·

摘要：陶澍被称为“晚清人才第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政治家、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中国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行家，更是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是湖南近代第一代人才群体的领袖与湖南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为官30余年中，循良笃实，官声最优，病逝后，朝野一致高度评价其官德及为政之道。

关键词：陶澍；官德；背景；评价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10）05-0100-05

收稿日期：2010-06-24

作者简介：刘亮红，女，湖南桃江人，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陶澍（１７７９－１８３９年），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进土，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四川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户部给事中、川东兵备道、

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农历六月初二病逝于官邸，享年６１岁，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在政治上，陶澍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政治家，他培育和影响了鸦片战争前后和近代中国的几代人才，如林则徐、魏源、包世臣、左宗棠、

胡林翼、曾国藩等。在经济上，陶澍是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他提出的漕、盐改革、自铸银币等，都开始突破封建经济的藩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

在思想上，陶澍是中国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行家，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大举入侵的前夕，他开始把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１］

陶澍的以上功绩都广为世人所称道，而陶澍之所以能成就这些卓著功绩与其坚守自己的官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陶澎所处的时代正是清代经过“康乾盛世”转向衰败的时期，经济萧条，吏治腐败，大小官吏苟且取巧，贪财营私，实志办事者寥若晨星。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声中，陶澎是当时为

数极少的清正有为、政绩卓著的好官吏之一。可以说，正是因为陶澍对为官之德有着自己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在良好官德思想的指导下，陶澍勤于政事，兢兢奉职，成为有清一代为数不多清官廉吏之一。

一、陶澍良好官德形成原因

第一，家学教育与家教熏陶

陶澍来自安化山区，陶澍的父亲陶必铨，字士

升，“性磊落，多大节，与人交，无城府”［２］

。谦虚自爱，

曾有咏竹诗说：

“劲节终成直，虚心故耐寒。残冬无别况，风月倚千竿”［３］。六岁起即跟堂叔学海公饱读诗书，与堂兄陶必鏻，堂侄陶兰江“以英年积学有声，号为三陶”

。其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居平为义若嗜欲。有友死，债累累，府君念其子稚，为称贷代偿之。亲威窘乏者，必极力拯援。处宗族，

蔼然雍逊。于祠墓，尤致敬，综理咸有法度。见不法，必极言诱导。”［４］陶必铨

饱读诗书，著述颇丰［５］，却终身未仕，后以名德入祀乡贤祠。

陶必铨是一个虔诚的封建知识分子，视“忠孝”为最高的道德典范，平时“每语以古贤可敬可畏之事”，教育陶澍要勤于政事、忠于朝廷，才能青史留名。陶澍自幼跟随父亲陶必铨读书，深受其影响与熏

陶澍的为官之德及其评价

刘亮红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０１）

2010年第5期（总第65期）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双月刊)

JOURNALOFHUNANADMINISTRATIONINSTITUTE

No.5,2010GeneralNo.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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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可以说，父亲是对陶澍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陶澍回忆说：“澍自幼跬步弗离，府君每以古贤可敬可畏之事，以感发其志气。虽途间食顷，谆谆然随事指点。夜则蹴以足，而诘日间所学古文辞，旁及俶诡之文，皆听以意为之，未尝限以绳尺。惟媮惰必戒，夏楚不少贷。”［６］

陶澍的母亲黄翠兰（１７５７－１７９０），“为人丰体而健力”，“耐清苦，无肯一日闲”。孝长友姑，深得家人喜爱。陶必铨长期在外，黄氏主持家计，日夜操劳，常以幅布裹幼儿，“负臂间，而躬亲操作，自来十五年，辛苦备尝”［７］母亲勤劳持家的美德也给年幼的陶澍起着诸事要亲为、廉洁朴实的深刻影响。

第二，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

除了自幼的经历与父母亲的影响与熏陶外，陶家祖上的另一个大人物——

—晋大司马桓公——

—陶侃对陶澍影响极大。陶侃重视吏治，救济灾民，稳定社会，安置流民，重农植谷，开放集市，政绩显著。官至待中、太尉、长沙郡公、加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得志时的陶侃，权力影响遍及长江上游和中游，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屈指可数。却从无二心，始终忠于晋皇。故陶澍认为，陶侃博学多才，勤政廉明，功高盖世，“值晋南渡，扫除乱孽，再造王室，忠义之气，横秋霜而贯白日”，为“有晋一代纯臣”。［８］陶澍对陶侃十分敬仰，陶侃再造王室的“忠义之气”深深地扎根在陶澍的思想之中。陶澍钦佩其先祖陶侃“勤于吏职，阃外事千头万绪，综理细密，笔翰如飞，门无停客。”［９］陶澍认为，陶侃为官４０多年，“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至，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

陶澍自幼以神童著称，聪颖机敏，思维清细，长于记忆，善于理解，而且为学勤奋，好读史书，一直重视史学，是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他认为历史是行政、治民的重要根据，强调史志、谱牒、舆地经世。在史学经世方面，他特别对考据、方志、族谱、地方文献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为学方面，尤其钦佩历史上以天下为己任、奋发有为的英雄人物，诸葛亮、陶侃、岳飞、张居正、范仲淹、王夫之、顾炎武等，都是他崇拜的偶像。他说：“明至嘉靖时，上恬下嬉，气象苶然。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挈领提纲，综核名实，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万里之外。其时海内殷实，号为乂安。”［１０］张居正不顾阻力和反对，不避嫌怨，整肃吏治，起而改革，开有明一代新风。陶澍非常佩服张居正的勇气，称其为“旷古之奇才”。陶澍不仅对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心存崇敬之心，而且在为官任事时也确实是仿效他们，以他们为榜样，为晚清官场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也为自己在民间树立了永远的口碑，陶澍所任之处的百姓皆称之为“陶青天”。

第三，感恩报恩心理使然

出身于封建社会，长期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陶澍有着和所有封建士大夫一样浓厚的忠君思想。陶澍出自边远农村，世代无人进入官场，陶澍的仕途，全靠个人的奋斗和皇帝的信任。故陶澍一生，始终对皇权感激涕零。陶澍在《恭报接受安徽藩篆折子》中诚恳地表达了他深恐不能报君宠皇恩于万一的心态：

“臣以菲材，首被宠纶，擢授臬司。涓埃未报，复蒙简畀藩司重任。恩施本由于特达，圣训倍切于恒常。臣虽愚钝，敢不敬谨服膺，实心实力，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稂莠以安良善，剔猾蠹以慎勾稽。此则区区犬马之忱，所夙夜兢惕，以冀稍酬高厚于万一者也。”［１１］在陶澍的奏折中处处流露着他对皇恩的不胜感激之情，在《恭谢奉旨稓授两江总督折子》中也说：“臣楚南下士，才识疏庸，蒙皇上特达之知，由道员荐莅封疆。十载江南，兢兢奉职，毫无报称。乃复渥荷恩纶，畀兹巨任。臣自顾何人？笃邀高厚。受恩愈重，图报愈难。”［１２］陶澍奉旨补授安徽巡抚后，他在奏折中说自己“知识梼昧，深惧弗克胜任（安徽巡抚）。惟有勉矢愚诚，倍加策励，以冀稍酬圣主特达之知。”［１３］如此种种，在陶澍的奏折中随处可见，又如，在《复奏微疴渐愈勉力办公附片》中也表达了对蒙受圣恩的诚惶诚恐的感受：“荷圣主曲体入微，恩同大造。臣何人斯？膺兹笃眷！自念受恩之深，此身不敢为臣有；亦惟受恩之深，此身不敢不为臣有。……勉图驽策，断不敢稍萌诿卸，致负鸿慈”。［１４］可见，陶澍一方面受了陶侃、陶必铨家学的熏陶与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影响，一心尽忠报国；一方面又深深体会到道光提拔、信任的恩宠，一心图报君王。

二、陶澍官德表现

官德即从政者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品质。封建社会的官德主要是指从政者在从事政治活动中以及处理君臣关系、臣民关系及与同僚交往等各种人际关系中所具有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及从政者个人道德品质的总和。陶澍良好官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勤政亲为

陶澍为政的座右铭是：“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勤于政事，身体力行，任劳任怨，认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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