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看霍译《红楼梦》中的文化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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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看霍译《红楼梦》中的文化误读

摘要: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现象普遍存在且具有必然性。本文借用Andrew Chesterman的翻译伦理分类模式,结合例证,分析霍译《红楼梦》中的几种文化误读,从而探究其误读产生的原因。霍译本中误读现象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自身的伦理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伦理文化误读再现的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

伦理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但是由于文化的异域性和异质性,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伦理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通俗地讲,伦理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与行为的秩序规范,它探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在翻译理论界,认为译者有责任再现原文文本或原文作者(to consider the translator responsible for representing a source text or author)”,这一伦理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Pym,2001:130)。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界才真正将“应该怎么翻译”这一命题从伦理学的视野展开研究。1981年,法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第

一个提出“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在那之后,安东尼?皮姆在Translation and Text Transfer一书中把注意力放在伦理问题上。此外,贝尔曼对翻译伦理展开研究的呼声也得到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1993,1997)、皮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1994)等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回应。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如Pym所言,“伦理”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2001:129)。进入了21世纪,译界权威杂志《译者》在2001年第二期出了名为《回归到伦理问题》的专刊,特邀编辑Anthony Pym在导言中明确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了对各种伦理问题的讨论。”(Pym,2001:129)至此,译界开始了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在界定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领域时,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2001:139-54)的五种模式分类法颇有借鉴意义。Chesterman在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一文中提出了四种现行模式:

1.再现的伦理――再现原文文本、原文作者,即“要准确地、不作任何增加、删节或更改地,再现原文文本及原作者的意图”(Chesterman,2001:139),这一模式凸显了忠实(fidelity)与确实(truth)。

2.服务的伦理――完成与委托人协商后达成的要求,即译者要“遵照委托人的要求翻译,并实现由委托人制定并为译者所接受的、或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翻译目标”

(Chesterman,2001:140)。

3.交际的伦理――与“他者”进行交流,即“把‘他者’当做‘主体’来接受并真正与之交流……这里翻译的重点不在于吸引读者,而在于与他者进行交流。”(Chesterman,2001:141)。交际的伦理更强调的是人际间的而非文本间的关系,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不是对他者文化的描述。

4.基于规范的伦理――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即对译作的产生和接受起决定或影响作用的规范的研究。译入语文化中的规范代表了当时译入语文化对于译作的期待,因此,“译者的伦理行为就意味着依照规范,照读者或委托人期待的那样去做,而不是令他们惊讶。”(Chesterman,2001:141-42)。

另外,Chesterman还在这四种模式外又加上了第五种伦理,即承诺的伦理――履行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誓言。对职业的承诺指的是“力求优秀(strive for excellence)”(Chesterman,2001:145)。译者的承诺,用Chesterman的话来讲,就是“需要成为好的译者”(2001:146)。一个真正的译者不应该把商业需要当做翻译的唯一目的,还应该有许多其他的伦理承诺。这些承诺都包括在Chesterman提出的“神圣的誓言(Hieronymic Oath)”(2001:152)里。

这五种伦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重叠,而且译者不可能同时并重。在实践中,译者往往符合基于规范的伦理或服务的伦理,造成对再现伦理的违背。毕竟,翻译活动涉及的

是两个蕴含着不同文化的不同文本之间的语言转化,这就为文化误读的产生留下了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说翻译是一门“接近的艺术”而非“精确的艺术”。

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跨文化交流往往是伴随着文化误读进行的。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误读(乐黛云,1997:110)。文学翻译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误读。作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红楼梦》以其宏大精致的小说结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以及出色的语言艺术,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顶峰。翻译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霍克斯先生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难免会在其译文中产生种种误读。

1.宗教文化的误读

在宗教信仰方面,中西方存在很大差异。自从南北朝时期以来,儒教连同佛教及道教就被并称为“三大宗教”,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其中,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和哲学,是在东汉末年正式传入中国的。此后,许多和佛教相关的词汇也被引进汉语中,其中很多已经融入到日常用语和文学作品之

中。西方文化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大多数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把上帝当做唯一的神来崇拜。在《红楼梦》时代,佛家思想已经和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不但为人们普遍所接受,而且对中国人的习俗和伦理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闻得(宝玉和熙凤)吃了米汤,醒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第2卷,第25回,706页)霍译:(The news that the sufferers had regained consciousness was relayed to the girls in the outer room)‘Bless His Holy Name!’Dai-yu murmured fervently....‘I was thinking how busy He of the Holy Name must be,’Bao-chai said.(V ol.1,Ch.25,P.506)

(2)刘姥姥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第6回,168页)

霍译:‘I wouldn’t say that,’said Grannie Liu.“Man proposes,God disposes.It’s up to us to think of something.We must leave it to the good Lord to decide whether He’ll help us or not.Who knows,He might give us the opportunity we are looking for.’(V ol.1,Ch.6,P.152)

在上面两个例子中,黛玉在如释重负时脱口而出的“阿弥陀佛”,以及刘姥姥在处理事情时对“上天”的依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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