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读一点关于日本的书

理性读一点关于日本的书中日紧张：理性读一点关于日本的书发布时间:2014-07-24 11:42 作者:刘大桥字号：大中小点击: 2046次中（大陆）日自1972年建设立邦交起一直二十一世纪初，中日两国关系，几乎可以说顺风顺水，直到2008年12月，中日韩还在日本的福冈签订了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声明》说：“我们对三国在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往来、促进社会与文化交流、扩大财金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

而且“我们承诺，在上述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三国合作”。

但是当文件签署不久后的2012年9月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之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当然，我们看到，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只是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的诱因之一--以至到现在似乎到了没有解的地步。

中日双方都不恳退步，都剑拔弩张，而且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鹰派人物（包括政界、军界、学界等），在2013年和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的2014年里，叫嚣着说“中日必有一战”。

两国的鹰派，以及由复杂因素导致的两国民粹主义（中国称日本为“右翼势力”），仇华/反日情绪高张。

特别是作为笔者所在的中国一方，我们所见到的，仇日反日情绪在整个社会弥散。

在此过程式，对于大众，甚至对于精英，其实并不十分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以及军事，包括这诸方面的常识。

笔者冒着被骂的危险，写下这则文字。

一、关于武士道1900年，日本人新渡户稻造则在日本出版了一册介绍和宣扬大和民族精神的书《武士道》（张俊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在中国人通常的政治词典里，“武士道”决不是一个褒义的词汇，恰恰相反，是一个在中国人见人厌、人见人恨的一个词汇。

因为众所周知的是，由于自1894年的黄海之战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卢沟桥事变，中国和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下，饱受欺凌和杀戮。

在这一历史中，“武士道”如幽灵如噩梦般缠绕和弥散在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心中。

或者说，“武士道”一度成了日本侵略者嗜血成性的代名词。

直到读了110多年前新渡户稻造著的薄薄一册《武士道》后，才知道，日本大和民族与日本历史的武士及武士道，并非我原来的认知。

《武士道》开宗明义写道“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

它并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的植物标本集里面的已干枯了古代美德的标本。

它现在仍然是我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

也就是说，在《武士道》一书的著者看来，“武士道”一词不是中国词典里“罪衍”的标识，而是日本词典里的美德化身。

全书不足十万字，用了十七章来对此作了阐释。

对“武士道”的渊源梳理，整整用了八章，这表明著者对其的历史负责。

就在“武士道”的渊源梳理中，著者声称，日本的“武士道”的渊源来有三，一是从中国传入的佛教、一是日本自身发展起来的神道，一是孔孟之道。

在这三者中尤为孔孟之道是“武士道”的主渊源。

新渡户稻造写道：“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

在此总揽下，著者以“义”、“勇”、“仁”、“诚”、等七章对其武士道的渊源逐一梳理。

于是我们已经看到，武士道的道义渊源都来自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

那么，对于“武士道”，中国人理解为什么与日本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原因也许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由于明治难新后迅速走向现代化和大国的进程中，有两次战争至关重要，一次是1894年的清日战争，一次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

两次战争都以日本大胜终结。

一次是在中国的领海，一次是在中国陆地大胜的两次战争，让日本发现了自己已经长大成了世界大国。

这一世界大国，不仅是现代化意义上的，而且是军事意义上的。

尤其是后者，让日本在二十纪初期变得来骄横和肆无忌惮。

之后的1931年9月18日肢解东三省的战争，1937年7月7日对中国全面入侵的战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对美的太平洋战争，以及对整个亚洲的战争！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旗帜下越走越远，越走越背离人类的和平，而且越走越背离新渡户稻造所赞美的“武士道”。

从此书看，“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并非一脉相承，尤其是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

“军国主义”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把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所有方面所有层面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

而新渡户稻造理解并界定的“武士道”，则是超越了“野蛮”和“原始”的一种“文武之德”的信仰和美德。

当然，在新渡户稻造没有否定“战斗”是武士和武士道的基本属性！《武士道》一书写于1899年（同年在美国出版），书中当然无法回避1894年的“日清战争”。

新渡户稻造认为日清战争中日本得以全胜不是“靠村田枪和克虏炮”，靠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兴之后确立起来的“进步思想”——这话今天看来，虽说在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但比较当时的清/日两国的思想文化与制度，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此书出版时，“日俄战争”还没有发生，到了1931年肢解中国东三省建立附庸于日本的“满洲国”，新渡户稻造（1862－1933）已经垂垂老矣，更没有看到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凶极恶。

不过，新渡户稻造的前辈萨摩藩武士西乡隆盛（1828－1877）所鼓吹的对外侵略扩张主张和理论，显然与军国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当日本还没有步入完全军国主义时，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是一个可以算得上是美丽的词汇，而且是一个可能会在历史上消亡的词汇（新渡户稻造在书末就认为武士道的“将来很难预测”，也许“会消失”）。

但是，当日本完全步入到军国主义时期，无论中国还是亚洲，就不得不对“武士道”保持警惕。

历史会不会有惊人的相似，我不敢妄论，但是，当历史再次步入又一个百年的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时，2003年日本国会能过了“有事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以及新近即2013年12月国会通过的新《自卫队法》和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等一系列迈向修改“和平宪法”走向军国主义的危险途中的举动，新渡户稻造110多年前赞美的“武士道”精神，或者说，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虽然与我们习惯意义上的“武士道”不一样，但仍值得怀疑。

二、关于日本文化一段时间里集中读了若干有关日本的书。

不仅是因为中日关系持续紧张，而是中日两国历来太纠结。

由于中国日本在近现代太多的纠结，自1894年甲午战争到1937年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件”，日本带给中国的耻辱和灾难，显然让中国忘记这段历史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日本人对中国做出过许多非理性判断的同时，也可能让中国人对日本做出过非理性的判断。

譬如说两国政府间的不信任，譬如说两国百姓之间的敌意。

或者说，中日之间有太多的纠结和太多的“迷雾”，对于中日两国的民众来说，事实上，很难让中日双方对其对方了解。

再由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无论从精英还是草根滋生了对我们的这个邻国已没有了多少尊敬，加上一些极不负责的抗日狗血电视剧的滥拍滥播和一些煽动“中日必有一战”的鼓噪，敌意加剧。

同样的，据一则民调显示，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也只有两成左右。

因此，作为现职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才会在2013年年终迎合日本国民参拜靖国神社，而毫不顾及二战受侵略者国家人民的感情。

尽管出自两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但在我看来，大约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在中国民间，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是不太了解的。

除了一本美国人急就章（1945-1946）写出的通俗读本《菊花与刀》（本尼迪克特著，黄学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中国民众中有些认知外，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对于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

其实，即使像这种通俗通本也是有益的，如由日本人橘玲著的《括号里的日本人》（周以量译，中信出版社2013）、韩国人李元馥著的《漫话日本人》（韩/朴惠园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等则从另一面让我们更多地观察和感受日本人的前世今生。

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集中时间读了一些关于日本国史和文化方面的书。

中国学者叶渭渠的《日本文化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和美国学者苏珊·B·韩利的《近世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张健译，三联书店）两书，一书谈日本文化、一本谈日本人的现世生活。

两本书各其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背景，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对日本的认知。

叶渭渠作为资深的日本文学翻译家，对日本近现当代的文学及文学史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日本文化史》是继作家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思潮史》后的又一部著作。

尽管这部著作显得大众化，但是书中所提供和展示的日本从远古（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八世纪）到近现代（明治维兴）的文化痕迹和演变进程，是清楚的。

至少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日本文化史的中国人来说，有了一幅完整的图景。

当然，倘若这部著作仅限于此，那么其意义会减去许的。

除了这部著作的大众化性质，这部著作还处处显现着它的学术价值。

如从汉字的造型表意到日语平假名的演变，不仅止步于借鉴的和创新的意义，作家要表明的是，日语既使从草创（即从汉字借鉴）开始，就有了日本文化的特质。

这种特质是中国文化里没有的。

《日本文化史》主要探讨日本的绘画、雕塑、建筑、宗教等的演变过程中，哪些是从中国流变的，哪些是日本原生的，哪些是日中文化在交流中的互动后的产品。

譬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是陶器的原发地之一，据已有的发现，中国的制陶在纪元前4500年就有了，不过在《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英/尼尔·麦格雷戈著，余燕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指出“世界上现存的第一批陶罐诞生于日本”，于今已有“七千年”。

这一时代是日本的“绳纹式文化”（坂本太郎语），依通常的日本史来讲，作为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发端。

因此，作为日本的民族主义上看，日本认为日本文化是独立的，也就是不依于它国（主要是中国）而原生独自形成的。

日本二战前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在1922年就有专文《日本文化的独立》就持这种观点。

但正是这个内藤湖南则在《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一书里多次提及到，日本文化的源流来自中国。

内藤写道：“大体上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培育文化的素质最初就已经存在于日本”。

而且，在谈及日本的语言、文字、绘画、建筑、服饰、饮食、闲艺（如棋）、哲学等时，内藤无一不是从汉文化，特别是汉唐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不过，内藤认为，相比中国，日本“一种更为民众的艺术完全独立于古典艺术，到近代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就是后来对中国艺术产生过影响的“浮世绘”。

不过，由中国传入的佛教和儒学，对日本文化起过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作用。

二战后领衔日本历史学界多年的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认为，中国文化直到了南宋元以后才减弱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