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总结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总结

总结: 亚里士多德修辞说服逻辑论证技术辩证法

摘要亚里士多德面对现实的修辞实践，对修辞术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与分析，标志着古典修辞术的成熟。他将修辞术与逻辑联系起来，试图确立修辞术的技术性地位，但这事实上局限了修辞术的运用。

键词修辞术辩证法技术逻辑

修辞术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世界，并在古典时代达到繁荣的雅典民主制下盛极一时。无论是在集会、诉讼等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的日常交往，修辞技艺都获得了普遍的应用。特别是在权利的获得与城邦的治理中，成功的修辞运用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与前途。修辞术之普遍受到重视，与长期修辞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都为修辞学的确立与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这个任务就由亚里士多德历史的完成了。他写了大量的修辞学论著，特别是在《修辞术》中，系统地总结了修辞技艺，阐述了较完整的修辞理论思想。本文即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评价。

一

对修辞术的研究早已开始。智者是早期的修辞学家。他们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因而放弃了追求真理的自然派哲学传统，将通过说服而能影响和控制人的修辞术奉为最高智慧。智者们以传授修辞学为业，并为此编了很多实用性的修辞手册。这类作品都是从各自的修辞经验出发，虽然总结了一些说服技巧，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柏拉图批判说，它们都没有解决"怎样有效的使用各种方法，怎样才能使一篇文章形成一个整体"等问题。在柏拉图看来，这类作品所讲的技巧缺乏技术的必然性，很难被初学者掌握，不过是一些"修辞学垃圾"。其实，智者的技艺真正遭到柏拉图反对之处，还是在于它不管什么真理，而一味追随大众信念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将其贬为"奉承"的程序而予以摒弃。不过，简单的予以否定似乎没有意义，修辞术仍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相比之下，以追求真理自命的哲学的现实作用却总显得微乎其微。诉诸来世的说教太苍白无力，柏拉图不得不正视修辞的价值所在，承认"修辞学却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没有其帮助，"即使知道什么是真理也不能使人掌握说服的技艺"。一方面，他坚持对"虚假修辞学"的拒斥，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资料库335(1;:+.33-**1则试图构造一种"真正的修辞学"。这种修辞学首先要知道事实的真相，还要能根据不同的灵魂本性找到适合的说服方式。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修辞术才能"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即可以被人必然的掌握。其实，柏拉图的改造不过是利用修辞术为哲学服务而已，这种理想的修辞术充其量不过是哲学的修辞学，现实意义并不大。但这至少表明，修辞术已经受到了柏拉图的重视。

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柏拉图的学院中主要从事修辞学的研究和教授的。在这里，他写成了他的最早著作，论修辞术的《波卢斯》。后来又写了大量修辞学论著，不过现在可见的主要是《修辞术》这部著作。亚里士多德极为广博的学术研究就是从修辞学开始的。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研究态度可以说与柏拉图有着根本的不同。他面对智者及演说家们所运用的现实的修辞技艺，充分吸收和总结其实践经验，并试图对这种现实的修辞术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说明。因而，严格说来，真正的修辞学研究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

亚里士多德同样批判了智者们的修辞术著作。在他看来，修辞术之所以能被研究和传授，在于它是一门技术。这种技术性特征体现在修辞术运用的说服论证上，至于其它则是附属性的非技术因素。但当时编纂修辞术的人，"关于作为说服论证之躯干的推理论证只字未提，却大谈种种题外话"。他们只关注于敌意、怜悯、愤怒以及灵魂等情绪性因素，试图通过影响法庭上的陪审员而干扰审判而已，"他们心中除了造成某种性质的判决外不考虑别的事情"。这种修辞术完全没有把握和体现出修辞术的技术性特征，只不过是在钻制度不健全的空子而已。这也决定了他们只能"无一例外的追求法庭上的辩论技巧"，因为像涉及听众切身事务的公众演说，如果也这样玩弄离题伎俩，效果只会更差。总之，这类修辞术著作都没能揭示修辞技艺说服力的根源，无法使之获得广泛和可靠的应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术的价值不在于完成某个偶然性的说服过程，而要对普遍性的说服原理进行阐明。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研究的根本思路，从而也就使他与智者乃至柏拉图区别开来。

二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虽然以前的修辞术编纂者更偏重诉讼演讲，但修辞术的应用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除了法庭演说的修辞形式之外，还有议事演说与展示性演说两种不同形式。他充分意识到了知识与说服之间的差异。"面对有些听众，即使我们拥有最精确的知识也难以将其说服。"在谈话中，"一旦涉及多数人的意见时，我们不是以其他人，而是以他们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做出适当反应的。"真理并不必然更能说服别人，追求知识的科学并不能取代修辞学的作用。显然，在这一点上他比柏拉图清醒的多。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用言辞来帮助自己，就如同不能用身体来帮助自己一样是不光彩的。因而修辞术的运用，对每个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修辞术的不正当运用带来的害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不能归罪于修辞术本身，而成为否定修辞术的理由。因为所有外在诸善，例如健康、财富都存在这个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术的功用不在于说服。像智者们传授的那样只注重说服的效果，只能使修辞术堕落于随意与偶然性之中，无法揭示说服的内在原理。因而，作为技术的修辞术像医术等其他技术一样，决不应关注个别情况，而是要面向一般性对象，"发现存在于每一事例中的说服方式"。于是亚里士多德便给修辞术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修辞术是"在每一事例中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其他技术在其自身对象范围之中也都有一定说服功能，修辞术与他们的区别在于它不局限于与任何特定范围，而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修辞术也不是科学。因为科学都有特定的对象，但修辞术并不研究特定事物的本性，而仅仅研究言辞的说服力。所以，虽然修辞术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但作为修辞内容而言，只要知道人们对它的通常看法就足够了。至于精确的研究和认识，则属于"更为明智和更为准确的科学"。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分别描述了与各类演说相关的幸福、德性、善、可能性等方面通行的社会信念。这显然与其在《伦理学》、《政治学》等科学著作中的论述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没有特定对象和普遍适用这一点上，修辞术与辩证法具有相似性。亚里士多德指出，"修辞术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辩证法是对话中辩驳的技术，而修辞术则是演讲中说服的技术。两者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都是对逻辑的运用。逻辑具有两种目的，即可能性与真理。修辞术与辩证法都是在逻辑可能性目的上的应用。在《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