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解读

[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2](69)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

度方面。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即派出大批皇室成员及官员,赴西欧等国进行考察,考察的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军事及政治等各个层面。而随后进行的改革,吸收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提高了国民的素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则引进了西方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和民主。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由脱胎于封建武士阶层的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其改革并不彻底。这些改革,维护巩固了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同时经济上仍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封建残余和财阀实力。

日本政治文化包含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外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3](31)

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早在50多年前其名著《菊与刀》中就曾从文化和人类学的角度专门分析过日本,她认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4](19)无论是从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社会等级制度的归纳,还是日本著名人类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关于日本“纵式社会”的论述,都突出了日本文化中等级观念的存在及影响。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是从家庭中培养起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有明显的等级特点。这种在家庭内部培养起来的等级

观念和意识,随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活动,逐渐扩展影响到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使日本人在遇到问题时,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事务和人。等级制度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是中根千枝所强调的“纵式结构”,人们在集团中依据一定的标准排列出序列;另一个则是在这种制度下对权威的服从。

对内日本社会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运行,而对于国际社会,日本人的“序列”意识同样在起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是:每个国家在国际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世界各国应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

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4](19)各民族应“各守本分”。当然日本认为的“国际等级制度”是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

2.强调神人一致,肯定现实的神道教

在日本政治文化中,神道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忽视。它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神道教已经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习俗、思想和制度的体系。神道教在19世纪末即明治维新后发展成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它明确指出天皇是全日本人的“神”。由于神道是以日本神话以及对皇室的崇拜为基础,因此受到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欢迎,成为统治者统一团结日本的工具。神道教对日本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影响很深。二战时期,由于法西斯主义者的操纵及宣传,神道教由普通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国家神道,极力宣扬皇国史观,并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借口。把天皇当作“现人神”吹捧,导致人们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而系统

化了的神道教又极力地鼓吹把为国献身的人当作神一样的敬仰和供奉,导致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失去理性认识。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充分利用了神道中“忠”的含义,宣扬为天皇而战,死而尽忠,同时,利用国家的影响来推广神道,由国家支持在日本各地建立神社,供奉那些在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二战后,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了自己的神格地位,占领当局也明确宣布政教分离,因此神道教的地位开始衰落,但是神道教的影响依然存在于广大的日本社会之中。

3道德感薄弱,依靠外部强制力的“耻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曾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她认为与西方依靠人内心的罪恶感约束人的行为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这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即外部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来作用于人的心理进而反馈到人的行动的一种文化。因此,耻感文化比罪感文化更具有现世性,在这种文化下人的行为更讲究灵活性———始终以避耻为目标。

“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的作用,表现为日本人道德观念薄弱。行为观念的是非与善恶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内心去评价,而是依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律性,因此,“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与行动方式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

[5]同时日本人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感,缺乏恒定的善恶标准,行动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容易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

耻感文化的产生究其根源是来自于日本民族的自卑感,由于自卑才过分地看重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日本人很注重名誉,对名誉十分敏感,有时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正义还重要。对传统日本人来说,“永恒不变的目标是名誉”,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分善恶。[6](321) 耻感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忏悔就等于自寻烦恼,[7]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

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41

内部追求与集体一致,强调“和”的集团主义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8] 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研究了日本社会之后,从社会集团角度研究日本人,提出了“纵式社会”的理论。其理论是建立在日本社会是集团社会的基础之上。所谓集团主义精神,可将之理解为视集团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集团的和谐优于或高于个人欲望的满足。[9] 每个人几乎都要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集团,个人要忠于集体,个人的身份确定与社会承认直接与参加的集团息息相关。

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在一个集团中,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即中根千枝所谓的“纵式结构”)协调着人际和权力关系,使人们能有效合作,也就是说每个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个集团,作为个人应该为这个集团增光而不是抹黑,而且在集团内部,每个人应该尽量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强调“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