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

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题案例一：罗伦富不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案原告罗伦富因不服被告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对其子康忠华(已亡)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向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交警队未将事故路面施工单位追加为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就以第2000-27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驾驶员康忠华负交通事故全部责任。

这个责任认定与被告的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中载明的事故路面施工现场上无任何标志牌、防围设施、值勤人员提前下班等事实相矛盾，该认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请求撤销被告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被告重新认定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

被告辩称：原告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只能在法定的15日内向上一级交警部门申请重新认定。

原告不申请重新认定,而且还同意被告就该事故的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调解协议。

原告现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服的只能是“调解协议”。

根据自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调解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对此，一审法院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以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是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维持为由，作出维持交警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对康忠华的责任认定的判决。

原告罗伦富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道路交通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实施的一种行政确认行为。

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诉人罗伦富认为被上诉人交警队对交通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根据罗伦富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审查对象是交警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交警队的调解行为。

交警队以行诉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了“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认为本案不是行政诉讼,这一理由不能成立。

问题：结合《行政诉讼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及2000年《行诉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分析评述交警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首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

所以交警队制作认定书的行为有法律授权。

其次应当判定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成立有四个要件，包括主体要件、效果意思、客观行为、功能要件。

交警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行使交通管理职权，符合主体要件；交警队有凭借国家行政权力产生某种行政法律关系的意图，并有追求这一意效果的意思表示；客观上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行驶了职权；该行为直接关系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否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违法以及应否被行政处罚、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能否得到民事赔偿的问题,因此它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因此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构成行政行为。

其次交警队该行为针对特定当事人罗某某，所以是具体行政行为。

其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其实这里是一种行政不作为，也就是行诉法承认了这种不作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以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交警队制作该认定书实际影响到当事人责任认定，包括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是否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以及民事赔偿等问题。

因此影响到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符合《行诉法》第十一条（八）项和《行诉解释》第一条，因此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例二：东营市金海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诉垦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04年6月10日垦利县工商局接到举报，称：垦利顺达商店、垦利鑫世纪超市和古金岩经营商店销售侵犯垦利县酒厂“碧海缘+波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白酒、郭秋云经营商店销售仿冒垦利县酒厂“碧海缘”内部招待二代的“桓帝春”内部招待二代白酒。

垦利县工商局经现场检查，情况属实，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作出010、011、103、029号通知书，通知书内容分别为扣留垦利鑫世纪超市待售的“碧结缘”酒10箱，扣留垦利顺达商店待售的“碧河缘”酒72箱，扣留古金岩经营商店待售的“碧结缘”酒5箱，封存郭秋云经营商店待售的“桓帝春”内部招待二代酒4箱。

对此，东营市金海龙酒业有限公司对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强制决定不服，向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把自己生产的产品交由垦利鑫世纪超市、垦利顺达商店、古金岩经营商店销售，双方约定酒卖出后按事先约定的价格结算，没有卖出的可以退还原告，售出价格高出约定价格的部分归垦利鑫世纪超市、垦利顺达商店、古金岩经营商店所有，这符合代销的特征，是代销关系，酒的所有权没有转移；郭秋云是受原告的代销商委托为该代销商代销原告的“桓帝春”内部招待二代白酒的,售出价格由原告自己决定,售出价格与约定价格的差额归郭秋云,卖不出去的酒可以退还该代销商,代销商退还给原告,酒的所有权仍然没有发生转移,仍归原告所有。

因此,被告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扣留、封存的白酒归原告所有，原告虽然不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本案原告具备主体资格。

对此垦利县工商局不服，向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垦利县工商局称，被上诉人不具备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垦利鑫世纪超市、垦利顺达商店、古金岩、郭秋云销售的金海龙公司侵权白酒的事实清楚。

上诉人在作出扣留、封存财物通知书前,已经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东营市金海龙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系列白酒财务说明》反映，上诉人共销售出白酒82瓶。

该情况与上诉人调查情况基本相符，证实以上事实。

被上诉人主张双方是代销关系，应负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白酒如果卖不出去可以退还被上诉人否定双方的购销关系与法无据。

问题：如果你是二审法院法官，对于金海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原告资格会作出何种认定？理由是什么？认定其符合原告资格。

首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本案中工商局的扣押决定是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该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另外金海龙有限公司在诉讼中有明确的被告即工商局；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其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金海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超市形成代销关系，则未销售的白酒其所有权属于金海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工商局的行政行为直接导致金海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白酒不能继续销售，因此金海龙属于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根据《行诉法》可以取得原告资格。

或者两者不是代销关系，但是工商局扣押决定直接关系到金海龙白酒的销售，金海龙因此是该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根据《行诉解释》第12条的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所以金海龙可以据此取得原告资格，提起诉讼。

案例三：付小玉等16出嫁女诉村委会案昌邑市某村付小玉等16名出嫁女，因该村不给发放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而将该村村委会告上法庭。

付小玉等16人结婚后，户口仍在原籍昌邑市某村，因所在村地处市区，近几年随着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和发展。

该村土地不断被征用，所征用的土地补偿和生活补助费该村按照分地人口数平均分配给了有土地的村民，付小玉等16人因出嫁，虽然户口仍在本村，村委却没有给她们分配土地，也未将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发放给她们，使她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为此，她们向法院提起诉讼，均要求村委站发土地补偿费9000元及2001年、2002两年的生活补助费800元，共计9800元，并与村委对簿公堂，打起了民告官的行政官司。

被告村委在开庭时答辩，未给原告付小玉等16人发放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是经过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通过的，也经过了原告家长的同意，并且村委会是按照该村村规民约分配的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因此并无不妥。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仅对辖区内的集体土地行使管理权，而且对被征用耕地所得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享有管理权，对不需要安置的，应将土地补偿费和因减少土地的生活补助费预以发放。

原告作为该村村民，农业户口，理应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的分配受益村。

被告不发放原告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没有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原告要求村委补发土地补偿费及生活补助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据此，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之规定，判决由村委发放土地补偿费和生活补助费给16名出嫁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