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_时殷弘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

战略形势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中美关系的根本形势蕴含了一项根本的战略“秘密”：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很不合时宜，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自１９９６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亦即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尽管这趋势并非全无逆转的可能。

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行显示，它已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崛起。与此相关，它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美国政府与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国的立场或要求。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一些方面采取或试图采取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总之，即使在较长远的未来有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已开始形成其对华态度和政策的一种新的首要方面，那就是将中国当作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在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大概仍将如此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尤其重大的是：（１）中国对美贸易持续的巨大出超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突出议题之一；（２）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或接近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家和保守派特

别耿耿于怀的一大忧心事态；（３）中国外交影响的广泛扩张和迅速增进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对外政策精英的不快、嫉妒和忧惧。从长远看，军事领域的未来前景最值得予以长远的首要战略关注。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出发，决心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一矛盾并非全无可能损毁中美关系的未来。

鉴于中美关系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势，中国可以也应当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更认真地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保护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发展中美之间有选择的战略合作，继续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未来较多地放心。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明了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趋向，懂得争取在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缓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头等重大意义，这将关系到保护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的外部有利环境，并且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转换争取足够的时间。需要在护卫中国紧要的经济安全的同时，主要以积极、慎重、有限和渐进累积性的妥协努力，防止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发展到异常严重的地步，防止（也许极而言之）西方主要经济体愈益倾向于断定根本的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须予废弃或逆转。

为此，关于某些最重要问题的适当认识和判断至关紧要。第一，中美贸易矛盾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是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地认识的原因）是在中国一边，此即中国多年来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中美贸易矛盾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处在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和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之中，就此而言纯粹的经济论辩效用不大。什么叫“近乎决定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指政治远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大公司和商人决定；特别在美国，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投票选举美国国会和总统的那些人决定，而在中国也有愈益重要的广义的公众舆论。什么叫“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这主要指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被广泛地“政治化”，即出现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意象——

—几乎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将中国简单化地设想为世界工厂，大搞不公平贸易。持有这种意象的美国人太多了，要他们听从复杂的经济道理至少一时少有可能。集体的民族意象甚或跨国意象愈益具有决定性。第三，对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一种仍包含“谁得到较多”这一问题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要有一项常识性的理解：哪个获益相对较多？哪个有着相对最为听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贸易关系的当前状态是否跻身于中国当前和平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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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７．７－８

最重要的环境之列？

在军事能力发展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军事现代化和发展中远程权势投射能力，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将军力发展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框架内，更仔细地平衡主战略与次战略的关系、增长军事实力与消减不利反应的关系，较多地以柔性方式在中国军事透明度问题上与美国周旋，争取促使五角大楼和美国防务知识界内的对华温和势力逐渐增强，并且准备在未来开始与美国进行有关军事领域的特别战略性谈判（包括军备控制谈判）。中国还需要高度关注和努力缓解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逐渐突出的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重要矛盾。与此同时，中国应当高度重视美国在亚洲晚近得到加强，并且很可能继续加强的对华外交竞争，更积极更精明地从事这项主要是关于造就朋友、赢得善意和加强柔性影响的比赛。总之，中国需要既不坐失战略战术机遇，也不过头使用之。

对于中国的大战略及其实践来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三大新近浮现的有相对长远影响的问题，它们在近期未来可以变得甚至更为显著。第一，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关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不断重申的保证现在开始变得局部地“不相关”，因为它既依靠言行两者已如此有效，以致西方大多数“知情听众”（包括美国政府）实际上显然在内心相信中国现在是和平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或至少大体如此；对它们来说，愈益需要的是中国关于自己“负责任的崛起”的保证——

—同样依靠言行两者的保证。

第二，由于美国的相对弱势，也由于从它在伊拉克和中东的巨大失败中学得的教训，第二届布什政府与第一届相比已变得远不那么单边主义；与此同时，它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不满在它们看来的中国“单边主义”（与它们大致赞扬的中国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并存），例如在中国的反卫星试验、境外能源追求、非洲外交、对中西贸易矛盾和全球环保的态度、对“不良国家”的所谓过度姑息等方面。

第三，应当看到，重申“韬光养晦”已不能像先前那样大体有助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意图和态度感到放心。事实上，“韬光养晦”现在已变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最不愿听的中国话语之一；因为，这在他们的耳朵里越来越像“免费搭车”战略，规避当今中国应当也有能力承担的“责任成本”，对他们希望或敦促中国去做的事情经久地不予表态。以上三点一言以蔽之：“国际责任”而非“和平崛起”正在成为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在中美关系眼下的中短期图景中，负面色彩比２００５年秋季往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浓重。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之交以来，短短几个月已有如下负面事态：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首轮大致未获成功，第二轮虽获一定成功但相当有限，仍不足以阻止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趋向在今后更加恶化；中国反卫星试验后，“中国军事威胁论”急剧再度勃发；布什政府对中国采取几项经贸“惩罚”措施，表明它开始倾向不再着力认真抵抗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在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所谓缺乏政治改革的不满和指责变本加厉，并且伴随着对美国长期对华战略的一大目的的严重质疑，这由美国国内某些新书新文、国会证词和记者采访（其中最著名的是２月间出版的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想》）特别显著地表述出来；从国内政治考虑出发，美国自２００７年１月起在朝鲜问题上的行为蕴含对中美“利益攸关者”关系的一定损伤。不仅如此，对华态度相当积极的布什政府由于伊拉克局势而在国内处于严重弱势，而且美国党派力量对比正在变得远不那么有利于中美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很可能将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的时段视为中国的“易受伤害”期，从而为赢得中国的让步而加大在多个重要方面的对华压力。所有这些可能导向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向下波动，其间甚至有可能出现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较严重对抗和一定的“制裁／报复”较量，并且由此引起中美关系气氛的一定恶化。这与台湾等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大小风波一起，会较严重地妨碍中国圆满完成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需要尽可能防止或扭转这么一种可能的动向。

我们过去经常说台湾很会搞院外活动。然而，它做小动作虽然往往有些用处，但没有决定性作用。台湾虽然在美国搞利益集团活动比较精明，比较有经验，但近年来二者的关系差不多可谓越来越糟。很多东西要靠大的政策与其累积性的效果。中国需要依靠大的政策加上细致认真的工作，好好干上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争取逐渐改善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意象。而且，这是我们自己国内真正特别需要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再不按科学发展观逐渐实现转换，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转换，我们国内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弊端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环境及资源状况就会越来越差，我们和全世界的矛盾就会愈益发展甚至激化。实现发展模式的转换是为了我们自己，至于它产生的一些“副产品”，将大有助于平衡中美贸易，大有助于缓解甚或解决中美之间的某些重要问题。▲

从结构与制度视角解释中国汇率政策和外部经济失衡

一、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和世界经济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失衡已经众所周知：美国在近２５年一直保持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赤字。在２００６年，经常账户赤字达８５７０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６．５％。美国巨大的赤字主要通过日本、中国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来支持及获得融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２００６年全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达到了一个新高：１８４０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９％。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１０７００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也成为了美国国库券的第二

肖耿（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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