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

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

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

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

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

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

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

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

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

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

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

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

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

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

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

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

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

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

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季羡林先生走了。

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

季老远去，我们还有大师吗？季老走了，人们怀念，回忆，追思；大师生平，历历在目，大师学问，深不可测，大师品格，高山仰止。

虽然季羡林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但我们还是称他大师，一是显得我们重视文化，重视文化人；二是让外人知道：你看，我们还是有大师的。

大师走一个，少一个，大师有减无增，这叫人着急的。

这和泱泱大国的气派不符，跟GDP世界前三的盛世气象不符。

虽然，我们可以钦定大师，“大师工作室”的牌子一挂，“大师”往牌子前面一站，让照相机、摄像机一阵猛拍，大师就诞生了。

渴望大师，可以理解，但如此猴急地制造大师，是对大师的轻慢，甚至是侮辱。

这种时候，真正有大师气度、大师品格的人，恐怕就要害怕自己跟“大师”有瓜葛了，要设法与“大师”划清界限了。

“大师”日见众多之时，季老曾郑重声明，不接受人家给他戴上的“大师”帽子。

季老的走，至少让人明白一个道理：越想当大师，越是以大师自居，人家越不承认他是大师；越是不想当大师，公众越是认你为大师。

季老远去。

我们从大师的背影收回目光，我们惘然：哪里还有大师？我们还有大师吗？也许，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师？是装点盛世？是显示政绩？是用大师的精神滋养我们的心灵，还是借大师的名声光耀自己的门楣？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大师，那就从无声的土壤开始。

每一棵参天大树，都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就从爱泥土开始吧，就从清理土壤，为土壤增加养分开始吧。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我们自己愿意做泥土吗？没有名声，没有报答，没有所谓“成功”的光环，只有默默付出——我们有这个耐心吗？我们甘于寂寞吗？如果没有，那就不要奢谈爱大师。

喧嚣只能制造小丑，而不是大师。

季先生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季先生走了，但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有形的著作，更给我们留下了无形的精神。

季羡林先生曾撰文，表达了他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国学大师”、“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愿望，以便还他“一个自由自在身”，这使我浮想联翩。

（一）在浮躁盛行、争名夺利的今天，季先生这一愿望的意义，不在于他或别人谁有佩戴这三项“桂冠”的资格和三项“桂冠”的标准，而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淡薄名利的榜样、一个谦虚的榜样、一个冷静的榜样。

也是他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奉劝。

（二）“国学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本是善良的人们对季先生的尊重和爱戴，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台讲演或表演的经验，当几十个灯泡照在台上，几个聚光灯同时打向你的时候，不论多冷的天，都会使你顿时感到热血沸腾，稍后就会头脑发热、头晕目眩，有一种过去人们常说的“架在火炉上”被烤的感觉。

所以说，头上过多的光环对正常人来讲，并非么好事，会使人头脑发热、头晕目眩、胡说八道。

（三）我们常讲，社会就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这是很贴切的比喻。

但很多人不论多热的天，都希望多戴上几项“桂冠”。

有时在接过某些人的名片时，你看不清他的单位和联系方式，横在你眼前就是那不下十几个大小虚实的各项“桂冠”，这个会的理事、那个家的会员，要么就是名誉主席、顾问等不一而足。

刚拍几部电视短片，就敢印上“著名影视编导”、明明是一个科长，还要加上一个括弧，副处级……我每每在看到这样的名片时，并无半点肃然起敬的感觉，而是鄙视和蔑视。

其实一个人的地位不是靠这些称呼来确定的，一个人越需要化妆，说明她越丑；一个人冬季穿得越多，说明他身体越差；一个人越没文化，越需要假文凭来招摇撞骗；一个越没有钱的人，才越怕别人说他没有钱而冒充大款……（四）中国人喜欢给别人戴帽子，也希望别人给自己戴帽子。

有时给别人戴帽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等别人也给他戴上一顶或几顶“桂冠”。

（五）上帝为何只给我们一个太阳？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会太热，两个太阳轮番上阵我们则不得休息。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人和事就好了，不必为自己多戴几项“桂冠”，更不必嫌一个太阳少而给自己再加几个太阳。

不论是两个太阳同时出现，还是两个太阳轮番上阵，这都是自寻烦恼。

上帝既然给了我们一个太阳，那就享受好这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我们自己。

（六）季先生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三顶“桂冠”，也是深知一个人头上的太阳不能过多，每一项“桂冠”都像是紧箍咒，使人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身”。

这是一种境界，需要自信和实力。

当你不需要“太阳”，躲在小屋内做好自己的人和事的时候，太阳就会主动地破墙而入，照到你的头上。

（七）季先生的“桂冠”没有谁发过文，所以他的“请辞”也不必谁来批准，对一些人是有所启示和领悟，还是看到了新机会?这三顶“桂冠”不需要想“学雷锋”的人来拾遗补缺，而是宁缺勿滥。

季先生走了，他的“自辞三项桂冠”，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大师后继乏人忧思钱钟书、费孝通、巴金……，近些年来，每逝去一位民国时期即已名满天下的学人，人们都会在无限缅怀中感叹大师的凋零和后继乏人。

季羡林先生的故去，则再一次让这个话题延续。

季老是全社会公认的大师。

媒体评价说，季老辞得去国学大师的名号，却辞不去人们对他的尊敬。

这不像时下某些人，虽被冠以大师的名号，却倍受质疑和批评。

在季老过世后，有网站登出“季羡林先生逝世之后，你觉得中国还有国学大师么”的问题，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季老逝世，中国再无国学大师”。

可见大师之难得，非寻常人，实在难以承载这名号。

从每一位大师的成长历程看，也可谓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历经传奇而成大师。

像季羡林，他出身寒门，后求学清华，有幸受到陈寅恪等人教诲。

1935年留学德国后，恰遇二战，只好留德苦学，但这十年，他得以亲炙世界级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权威，他回国已成学术权威，被陈寅恪引入北大。

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师的，却是他归国后的经历：先被关进牛棚批斗，后又被分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然而，这段时间他却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并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

坎坷的经历中，季老为人为学都有足以传世之处。

他的安贫乐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让人称道。

“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生前就曾在《负暄三话》中评价道：“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而他后来以副校长的身份却被新生及其家长当成“老工友”而为他们守行李的故事，更为“永远的大师”平添了一段传奇。

张中行评价季老的三个“难能”，每一个在现时代都是稀缺之物。

季老学问精神，源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信条，但在今天，这样的信条却早已被各种粗制滥造和学术抄袭、剽窃所淹没。

而且，近来人们发现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中，还频频闪现出校长、院长和著名教授的身影。

而为人朴厚和有深情的为人之道，在当下，却滑向了一个可怕的方向。

近日陈丹青在一个名为“中国梦”的论坛上有精妙的点评，那就是滑向了怎样做官。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充满“官污染”的学术生态下，想要看到灿若繁星般的大师，几乎没有可能。

一个真正的学人，只有避开浮躁和流俗，秉承前代大师的精气神，在坎坷中前行，在磨砺中坚持，在学问精深的同时坚守为人之道，也许慢慢的，他就成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