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香港飞机场爱国员工起义

两航的总公司和飞行基地原来都设在上海，在上海解放前夕才匆匆迁到香港。蒋介石原是要两航飞行基地迁往台湾的，两航上层管理人员以台湾缺乏维修设备为由，将基地迁往香港是违背蒋介石的意旨的。他们都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知道跟着到台湾去是没有出路的，因而采取拖延政策，找出借口，先将基地迁往香港，在香港酝酿组织起义。在有几千名员工正在担任着繁忙的飞行运输任务的民用航空公司中秘密组织起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毕竟是人心所向。所以经过几个月的串连、组织，终于把起义筹备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没有遇到什么阻难，一举成功。当时在中航工作的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如：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飞行报务员陆元斌，在台北任机航组联络工作的陈耀寰等。他们平日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在同事中有很高的信誉。他们在动员中航员工参加起义和组织起义中，无疑是起了很重大的作用的。在筹备起义期间，还通过秘密关系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和指示。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党还派了吕明同志秘密到香港参与具体的组织和筹划工作。
中航是国民党政府所属交通部与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中方占资金的百分之五十一，美方占资金百分之四十九。总经理由中方担任，营业和财务由中方负责，机航则由美方负责。当时的机航组主任是美国人阿里逊（ALLISON），他是一位老中航，三十年代初中航刚成立时他就是机航组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他回美国去，由别人接替他在中航的职务，但1948年他又回到上海重新担任中航机航组主任。由于他掌握飞行工作分配大权，我们在香港组织集体起义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他的，当他知道有人在进行组织起义活动时，表示支持起义，这对我们顺利完成起义工作，确有不少帮助。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是难于确切判断的，不过有一桩事情，可供参考。早在1948年冬，在上海龙华机场中航飞行资料室（这是飞行人员飞行前必到的地方）有一张由阿里逊签名的英文布告，大意说：“现在我们的飞行任务有些是为中国的内战服务的，如有人不愿参与这项工作，他有权拒绝担任飞行”。当时虽然没有人表示拒绝飞行，但美国人阿里逊对于中航员工被迫参加内战，他是反对的。
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北京饭店接见了我们北飞到天津的三十多名两航起义人员，并设宴招待，陪同接见的还有聂荣臻元帅、刘亚楼将军、肖向荣将军、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给我们作了一个多钟头的讲话，亲切地勉励我们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力量。
两航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国内外许多报纸都用大标题登载这项消息。它给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的打击，使残留在西南各省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失去空运接济、丧失斗志，加速了他们崩溃的命运。同时也带动了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其他海外企业，如：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资源委员会等相继起义归回祖国。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祝贺两航起义的贺电，并向两航起义员工表示慰问。同日，周恩来总理也代表政务院发出了慰问信，欢迎两航起义并鼓励两航起义员工为保护国家财产和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而奋斗。
回忆两航起义
黄焕元
1949年11月9日凌晨，在香港九龙启德飞机场，我和机长（正驾驶员）陈达礼、副驾驶员刘景春一起登上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的XT154号飞机。这是一架美国制造的C46型双发动机运输机。几个月来中航公司每天都有一、二十架飞机从这个机场起飞到重庆、昆明、柳州、海南岛和台湾等地。我当时是中航飞行报务员，每月至少也有十来次在这个机场登上飞机飞行到各地去。这本来是十分平常的日常工作，但是今天却有点不同，每个人都带着严肃、紧张而又十分神秘的神色进入机舱后，各自做着自己的例行检查工作。我检查无线电通讯设备，正、副驾驶员检查油料、各种仪表和飞机操纵系统等，这次做得比平时更加认真细致。接着，机长用话报机和机场指挥塔台取得联系，然后按塔台的指挥将飞机滑行到跑道起飞点起飞。我照例发出了飞行报告：“XT154号飞机，香港至柳州，机长陈达礼、副驾驶员刘景春、飞行报务员黄焕元，起飞时间0603，进入航线时间0611。”进入航线飞往柳州的方向应该是朝西的，可是我们却掉转机头朝北飞行。原来我发出的飞行报告是假的，我们假装执行日常飞行的任务，实际上则是飞向解放了的祖国北方城市——天津。与此同时，还有9架中航双发动机运输机也同样在香港起飞后北飞天津。这就是当时震动中外的香港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中午，我们10架中航北飞起义的飞机都先后在天津机场着陆。其中有一架曾在上海着陆后又继续北飞的飞机，也于下午2时前到达了天津。同时还有一架央航双发动机运输机也于中午到达了天津。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是林雨水、副驾驶员是郑家琼、飞行报务员是罗柏，机上还有林雨水的夫人和刚满周岁的小女孩。林雨水带着一家人北飞，足见起义意志的坚决。中航10架飞机的正驾驶员是：陈达礼、杨积、边任耕、徐作诰、卢开舟、秦永棠、黄雄畏、张镒、邓重煌和蔡觉沧；副驾驶员是刘景春、李凤朝、颜恩锡、周纪祥、刘安、方甫、周炳、温可煌、陆华应和黄文彬；飞行报务员是：陈汉斋、霍斌臣、方榕满、赖冠生、李荣、康正之、周丕显、顾杰飞、戴礼昭和黄焕元。同乘这些飞机起义回来的还有领航员杨宏量，副驾驶员李鸿逵，机械员张德馨、冯俊涛和甘嘉霖。甘嘉霖当时还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在香港临起飞前才得到消息，就什么都没有带，身上只穿着单衬衣，只身登上飞机参加北飞起义。我们在天津机场受到了人民政府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天津市人民政府还特地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也参加了晚会。当天，另一架央航四发动机空中行宫（CONVAIR）型客机由香港直飞北京也于一时左右到达。正驾驶员潘国定，副驾驶员骆家玖，飞行报务员韩家骐，飞机机械员闵祥麟以及中航总经理刘毅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等一行15人到达北京后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于翌日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和设宴招待。
两航起义是一次有几千名两航员工参加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正义行动，是当时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央航）包括两航总经理在内的两千余名员工，毅然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弃暗投明，归回祖国的爱国行动。自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两航的飞机，除了维持一些重要航线的客运班机外，大部分都被威迫着去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用物资，在一些国民党军队被围困的地方，如太原、济南、蚌埠等地，还被迫冒着炮火的危险去从事空投。几年以来，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他们的统治区内散布了许多诬蔑和丑化共产党的谣言，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父母，不要家庭，公妻、共产”等等。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一个个战场上的崩溃，一片片地区、一座座城市的解放，这些谣言自然不攻自破，同时也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另一方面，由于无限制地滥发纸币，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急剧贬值，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国币、关金、金元券都相继变成废纸，最后发出的银元券更是无人敢要，弄到许多地方只好以物易物。我们的飞行工资原是按美金计算的，但实际上则以国民党的纸币按当天的牌价折算发给，往往上午领到钱，下午就贬值到不值百分之五十。我还亲眼见过这样的事：从上海飞北平，飞机上装的是一箱箱的钞票，从北平飞回上海时飞机上装的还是一包包的钞票。原来国民党政府拼命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他们把大量新印的钞票运往北平，造成北平的流通货币过多，贬值速度大于上海，因此投机商人包飞机将钞票运回上海有利可图。几年来的实际经历，使大部分两航员工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腐朽反动的实质和他们的必然灭亡的命运。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民用航空局，任命钟赤兵为民用航空局局长，从此开始了我国人民民分钟后，我们三人开始谈论起有我们亲自签名的与国民党反动派脱离关系，归回祖国的起义通电。我们事先已商量好，由我们几十个起义态度坚决的人驾机北飞作为起义的具体行动，同时继续动员在港的员工参加起义，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来我们知道除了极少数受国民党反动派影响较深，对起义采取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之外，绝大部分在港的中航员工，包括地勤和空勤人员，都参加了起义的行列，并先后回到了祖国。
我们原来预料这天沿途的天气会是多云或少云，但朝北飞行半小时后，却发现前面和四周都是碧空无云。10架起义飞机的领队陈达礼此时警惕起来，一方面对我和刘景春说：“我注意前方，你们两个多注意两旁”，同时用话报机与其他北飞飞机联系，要他们多注意四周有无敌人飞机的影迹，随时互相联系。我们这些飞机都是时速不到200公里的运输机，遇到敌人的战斗机截击的话，那将是很难逃脱的。如果天空多云，还可以钻进云里去躲避，当时没有云，那就只好冒险贴近地面低飞，这样才可以较易逃避速度较快的战斗机的视线，即使被发现，战斗机速度快不敢过于低飞，也不易被击中。幸而我们的机密没有泄漏，没有遇到敌人飞机的截击，因而十分顺利地完成了北飞起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