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有关情况分析

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有关情况分析2005/08/04--------------------------------------------------------------------------------------------------------------最近，我们对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有关情况，主要是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动的国际经验，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动趋势、主要影响因素，以及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研究。

现报告如下：一、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动的国际经验（一）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的一般趋势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的“马鞍型”曲线（或称为“倒U”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的“倒马鞍型”曲线（或称为“U”型曲线）。

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

由于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中间投入，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

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

由于第三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需要中间投入较少，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

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

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低收入国家消费率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9％。

从不同收入水平的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对比分析，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也分别呈现平缓的“马鞍型”和“倒马鞍型”曲线态势。

（二）日本和韩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动情况分析日本、韩国和我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都具有较高的国民储蓄倾向。

从日本和韩国战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历程看，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也呈“马鞍型”和“倒马鞍型”曲线态势。

日本战后逐步从低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69年35.6％的高位后，在振荡中（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加快环岛基础设施建设”反周期政策，投资率曾有所回升）逐步下滑到2000年26.3％；同期消费率从73.8％逐步下降到60.4％、然后再回升到72.6％。

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起飞”到90年代中后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率从1970年25.5％逐步上升到1991年39％的高位后，逐步下滑到2002年26.7％；同期消费率从83.8％逐步下降到62.7％、然后再回升到72.6％。

进一步分析日韩两国投资率达到“马鞍型”顶部、消费率达到“倒马鞍型”底部后产生转折的时期（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90年代初），其国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人均收入开始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日本人均GDP 1970年约为1940美元，1971年约为2140美元；韩国人均GDP 1990年为5770美元，1991年约为6670美元，均达到当时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2）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大体完成。

日本1970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为7：49：44，城市化率为72.1％，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韩国1991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为7：45：48，城市化率为74.4％，也完成了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

（3）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进入比较富裕阶段。

日本1970年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2.2％，韩国1990年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2％。

两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均从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提供的食品和服装、家具、燃料、照明和自来水等工业品，转向主要依赖第三产业提供的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娱乐、交通与通讯、旅游等服务业产品，实现了消费结构转型和升级。

二、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动历程（一）从总体态势看，建国后投资率呈现上升态势，消费率呈现下降态势1952年至2003年，我国投资率从21.4％上升到42.3％，消费率从78.6％下降到55.5％，前者上升了约21个百分点，后者下滑了约23个百分点。

建国后我国投资率呈现总体上升、消费率呈现总体下降的态势，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即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相适应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消费率低位运行，相应于各个经济周期有所波动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率维持在32%—43%的高位区间，消费率维持在55%—67%的低位区间。

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逐步提高的时期，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反之亦然。

1984—1985年经济过热时期，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5.2%和13.5%，投资率上升到1985年38.5%，随后的调整时期逐步下降。

1988年经济过热时期，经济增长率上升到11.3%，投资率上升到37.4%，随后的治理整顿时期逐步下降。

1992—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经济增长率由1990年3.8％上升到1993年13.5％，同期投资率由35.2％上升到43.5％，消费率由62％下降到58.5％；1994—1996年宏观调控“软着陆”时期，经济增长率逐步回落到1996年9.6％，同期投资率下降到39.3％，消费率稳步回升。

（三）当前我国投资率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消费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从建国以来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历程看，投资率最高年份分别出现在“大跃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期，其中1959年为43.8％，1993年为43.5％；同期消费率出现最低水平，其中1959年为56.2％，1994年为57.4％。

近年来，在国内市场和价格转暖、民间投资意愿提升，出口快速增长、外资大量流入等一系列激励投资的因素叠加作用下，加上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的相对松弛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等作用，造成投资迅猛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需求持续低迷。

导致投资率持续攀升，消费率持续下降。

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和55.5％。

初步测算，2004年投资率达到43%左右，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消费率为55%左右，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三、影响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主要因素（一）从投资方面看，主要受我国现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强、我国储蓄率较高以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效率不高等因素作用1、工业化进程中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需要保持投资较快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经济发展阶段，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苏联发展模式和“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发展”的思想影响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资源发展工业，特别是加快重工业建设，倾向于采取促进积累的经济政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投资经营自主决策权逐步落实，包括民间投资和利用外资在内的各类投资迅猛增长，投资拉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2%，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14.5%的增速，在保证GDP年均增长9.4%的同时，也使得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

2、我国较高的储蓄率是导致投资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高储蓄率不仅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压力，内在地要求形成更多的投资，以避免因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而导致总产出水平的下降和银行运行出现问题。

有了充足的资金供给，加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在外部条件上形成了投资率上涨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储蓄率大体维持在38%—40%左右，同期日本、韩国的储蓄率处于31%—32%左右，这就造成我国投资率不仅长期偏高，而且也高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3、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效率不高也是造成投资率较高的原因。

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造成投资规模不断膨胀。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企业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有待完善，对企业投资的有效监管体系还不健全，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投资效率不高。

在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投资效率不高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规模膨胀，导致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

（二）从消费方面看，主要是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作用1、收入水平不高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较低。

收入水平作为决定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因素，影响着消费率的走势。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政府直接控制居民收入和消费，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受到抑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部门和地方仍存在追求增长速度，轻视收入与消费的倾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个人所得依然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增长。

从绝对量看，我国人均GDP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低层次水平；从增长率看，我国人均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8%，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均低于GDP年均9.4%的增速，相应地，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

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未来支出预期强化，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可以明显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减弱人们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率呈现上升趋势或保持较高水平。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住房、医疗、失业养老保险、教育等大力度改革措施的集中实施，增强了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强化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

这可以从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持续增长得到印证。

1994年尽管实行存款保值补贴，实际利率水平仍为负值，但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增长41.5%。

1996年开始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息，期间还征收20%的利息税，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

3、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增长。

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率水平的又一重要因素。

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由于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制约消费增长，从而使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或保持较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