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一)

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一)章太炎曾自言：“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1]，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

而正是在他的教导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

其中，钱玄同就是著名的一位。

尤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的学养，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实践中去，从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历史地看来，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早在清末便已发端。

如吴稚晖即曾在《新世纪》撰文激烈鼓吹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3]。

而与吴稚晖夙有积怨、且以“保全中国语言文字”4]为职志的章太炎，则对这一观点痛加针砭。

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严厉批驳此说是“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并指出：“大地富媪薄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

……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

”因此，“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

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

……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

”5]对于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吴稚晖反驳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

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齐一之改良。

”他并且讥讽章太炎“横好古之成见”、“满肚子之不合时宜”6]。

对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7]，“至若病汉字难识欲尽废之，而以罗马字拼音，则年来浮薄少年，歆羡岛中蛮夷，多倡此议，……甚无谓也”8]。

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双方虽不免带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但仍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必然趋势的论述，以及章太炎将语言文字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

而从学理上看，无疑是章氏之说较为正确，由是也被其弟子广为接受。

钱玄同便认为：“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9]，并尖锐讽刺《新世纪》用“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10]。

他还一再强调：“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11]，“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

……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12]，持论明显与章太炎相同。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受到袁世凯复辟事件的刺激，钱玄同逐渐改变了对汉字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普及。

由此出发，他开始倾向废除汉字的主张。

1916年9月29日，他便在日记中写道：“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

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13]。

从他后来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发出了废除汉字的先声。

不过客观说来，钱玄同当时公开发表的主张仍然较为平和。

1917年6月1日，他曾指出：“昔年吴稚晖先生着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

章太炎师曾着论驳之。

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

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

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

”14]这一方面发出了提倡世界语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明确肯定废弃汉文的时机不成熟，“未免嫌早一点”。

然而就在此时，张勋复辟丑剧上演了，这更是给钱玄同以强烈刺激。

以此为转折点，他终于提出了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

1918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批评汉字“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字之记号。

其难易巧拙已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

……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

”15]在此基础上，他于3月14日专门致信陈独秀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在；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因此，“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

至此，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已跃然纸上。

至于废除汉字后应代之以何种文字，钱玄同也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总是博物馆里的货色，与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还不如用了全力来提倡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或简直为将来的新国语，那便更好”17]。

而在各种外语中，他认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

……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则当竭力提倡E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18]。

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援引吴稚晖当年有关观点作为佐证。

显而易见，他这时已经转而赞同《新世纪》派用万国新语取代汉文的主张。

1923年1月，他在《汉字革命》中更揭橥了“汉字革命”的口号。

他断言：“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因此，“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19]今天看来，钱玄同的这种主张显然失之过当。

语言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不能单纯凭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取消。

尤其是汉字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字，浓缩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和血脉亲情，是不可能完全废除的。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便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20]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则更是早在1923年就说：“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21]此外，钱玄同认为世界语作为人工改良的文字，比民族遗传的文字更优良，正所谓“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错误的。

陶孟和当时即指出：“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也”，相比之下，“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其生命力必不长久22]。

朱我农也批评说：“私造了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23]。

时至今日，世界语诚然仍有特定的交流价值，但由于它毕竟缺乏民族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所以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推广，这无疑从实践上充分证明了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不过平心而论，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首先是因为汉字难识难写，妨碍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

客观看来，这种针砭固然不免尖锐，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汉字的某些弊端；而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深感以往用汉字记载的思想观念过于陈腐，“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24]，因此应废除。

这说明他这一主张虽然偏激，却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动机。

对此，陈独秀一方面指出这种偏激的主张是“石条压驼背”，另一方面则为之申辩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

”25]而任鸿隽在批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指情绪化——引者按）”的同时，也十分公允地为他澄清说：“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

”26]至于钱玄同之所以提倡世界语，其实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同的追求。

他认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

……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27]，并解释：“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

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

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

”28]这显然是一种渴望大同的美好愿望，“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29]，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二从“世界语”到“国语罗马字”如前所述，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曾主张用世界语废除汉字，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

他曾公开声明：“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

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我虽极力主张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30]，并且表示：“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

当此过渡时代，汉文尚未废灭，便不可不想改良的办法”31]。

具体说来，他所谓“改良的办法”即是推行国语罗马字。

所谓“国语罗马字”，原本是作为一种注音符号提出来的，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来为汉字注音，类似此前所述的注音字母。

对此，钱玄同最初并不抱有多大的兴趣。

他虽然承认“中国现在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两种来标音”，这是“因为罗马字母，已经变成现世界公用的音标；凡其国有特别形式之文字者，若把他的语言和名词行于国外，都要改用罗马字母去拼他的音，……我们中国向来没有纯粹的音标，现在急须新制，当然应该采用罗马字母，这是无庸致疑的”；但他同时也客观指出，“因为中国字是直行的，罗马字母只能横写”，二者存在形式上的矛盾，而且“罗马字母记音的方法，……长短不大相同”，记在汉字旁边往往会参差不齐，于是“这就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32]。

此外，钱玄同还认为罗马字母“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不如“旁注‘注音字母’”。

33]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人则开始主张罗马字母不仅是一种注音符号，而且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取代汉字的文字。

对于这种主张，当时竭力倡导世界语的钱玄同也不赞同，他表示：“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

……我以为采用Esperanto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34]。

他还具体解释说：“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以改用拼音的理由。

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