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艺术成就

《孟子》的艺术成就
《孟子》的艺术成就

《孟子》的艺术成就

(一)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二)“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

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三)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四)《孟子》的语言明白晓暢,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论辩,或者辩论,是指持不同观点的双方,为了各抒己见,所进行的证明与反驳。德国著名诗人兼政论家海涅说过:“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两者都必须经过相似的辩驳。”他的话清楚地说明了论辩的基本特征。论辩的背后虽然隐藏着不同的社会利益,但论辩本身却是思想的直接交锋,智慧的反复比较,乃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长期论争。 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曾出现非常多优秀的热于论辩长于论辩的人士,而今笔者想以己之愚见,浅谈战国时期散文大家孟子的论辩艺术。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孟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孔孟之道,被尊称为“亚圣”。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高超的论辩能力和技巧,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对孟子有这样的评价:“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孟子的雄辩才能,犀利的笔锋,由此可见一斑。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独特论辩技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1)、类比推理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饣妥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孟子散文的语言特色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孟子散文的语言特色 篇一: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孟子》、艺术特征、论辩、现实主义 内容摘要:孟子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其文章议论风发,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孟子》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修辞也别具一格,其比喻形象生动,取喻的方法也千变万化。善于论辩也是孟子散文的一大特色,《孟子》七篇论战性强,感情充沛,言辞机敏,锋芒毕露。他的散文还有很强的现实主义风格,具有强烈的社会性。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孟?并行,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孟子的散文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在先秦儒家散文中,《孟子》向来以?文学?性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1]刘大杰称:?当时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也很有影响。?[2] 一、语言特色与修辞 (1)孟子是一个语言大师并且非常重视民众,所以他

一贯只崇尚平易而反对诡谲,他的散文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不和章法的句法,精辟准确的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梁惠王下〃齐桓晋文之事章》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章。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次对话,阐明行王道,仁政的条件、途径、措施和意义,充分表现了孟子精湛的语言艺术。大量采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简洁精练又概括性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 “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 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 这段文字揭露齐宣王的大欲,论证以力求霸必败,应反本推行王 道。孟子运用和一系列排比,极尽铺陈、烘托之能,以壮文势。 (2)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孟子在阐明事理时,常常使用比喻,是使文章活泼生动,明白晓畅。据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章,使用了一百五

浅谈孟子辩论艺术

浅论《孟子》和孟子的论辩艺术 战国中期,游说讲学盛行,思想家们互相辩论。大家都知道孟子是当时有名的雄辩家。其相关著作《孟子》文风中带有战国中期的特征和孟子本人的个性色彩。《孟子》论战性强看,感情充沛,言辞机敏,气势雄健,锋芒毕露,与《论语》的雍容纡徐风格大有不同。 就个人所见,《论语》记孔子见国君,总是毕恭毕敬,回答问题简单又拘谨。孟子不然,在各国诸侯面前,他往往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无所顾忌,有时大胆诘问,有时因势利导,尤其善于掌握对方心里,从容陈词,引入圈套,然后步步紧逼。几乎无往而不适,大有战国纵横家气概。如《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就是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之一。 齐宣王想学霸术,向孟子了解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孟子说:“仲尼之徒不讲齐桓晋文之事,要讲就讲王道。”齐王问他怎样才可能王天下?孟子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齐王说:像我这样可以暴民吗?孟子说:可以。于是他就举齐王不忍以牛衅钟为例,说明“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一席话说得齐王十分高兴。这是第一大段,说明行王道并不难。接着孟子反问齐王,为什么不行王道呢?是不是要“兴甲兵,危士臣,构怨於诸侯”,然后才痛快?齐王说不是“我将邱吾所大欲也”。孟子明知道什么是大欲,偏偏故意发问,齐王笑而不答。孟子还装糊涂:“味甘肥不足与口与?轻暖不足与体与?抑为彩色不足于目与?声音不足听於耳与?便嬖不足使令於前与?”这一系列发问,属于空中撰设,以括气势。此文章家故作挪展挑弄。经过一而再的欲擒故纵,敛气蓄势已足,他才挑明:“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也。”一语道破齐王的隐秘。紧接着指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有缘木求鱼也”,“尽力而为之,后必有灾”。齐王不相信。孟子便以邹国与楚国打仗设喻,说明小固不可敌大,弱固不可敌强,齐王只有天下九分之一,以一服八,岂不像以邹敌楚吗?这是第二大段。把利害关系分析清楚之后,孟子才提出,还是从根本入手,实行仁政,那样谁也敌不过你。接下去便大谈实行王道的具体内容,作为第三段,文势亦由浩瀚奔腾转为平淡清畅。最后再以王道必然胜过霸道作结,与首句照应。该文虽然属于问答体,可是起伏跌宕,铺张扬厉,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具有步步入胜的情志。 《论语》中有人讥笑孔子,孔子并没有同他们辩论。墨子多次否定儒道,然而儒家观点皆为引述,批的是虚拟人物是死把子。庄子肆意嘲弄儒道,儒者形象均系虚拟,批的是假靶子。孟子则不同,与他辩论的其他学派墨者夷之,农家许行,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孟子批驳他们,针对的是真人活靶子。因而文章显得格外活泼生动,双方观点鲜明,针锋相对。孟子的诘难解答,深入透彻,很能抓住要害,往往使对方无所遁逃。 儒家之徒陈相,遇见农学派许行,便弃儒学农,并向孟子宣扬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孟子先是慢慢套问,得知许行虽然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而衣服、帽子、炊具、农具等等并非自制而是拿粮食换来的,就问为什么不自己做,而是交换呢?陈相回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孟子立即抓住这句反诘:“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接着再展开论证,指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又引举历史上尧舜等圣贤之君为例,说明他要考虑国家大事,不能同时参与农事。继而大赞孔子,大骂许行,嘲笑陈相弃儒学农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可是陈相不服,又宣扬许行商品价值观,一切货物同量同价。孟子指出,

《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分析

孟子的论辩术探析 刘越 (上饶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学号:13020318) 摘要: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 关键词:《孟子》;论辩艺术;论辩技巧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文坛上,儒学宗师孟轲以其“好辩”、“善辩”的鲜明特色和卓越辩才称雄一世,并享誉千古。后世流传的《孟子》一书,主要是对其论辩之辞的记录,它与《论语》中孔子只求“辞达”、反对“用佞”(运用口才)、言简意赅的坐而论道大不相同,也与《墨子》中那些逻辑严密、语言质朴、缺乏文采的正面立论显然有别,而是以逞才使气、锋芒毕露、情辞激越的论战辩驳为特点,在论辩中阐明其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示了其思想家、雄辩家的风采才华。正因此,有人把《孟子》称为“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者”和“驳论文体的滥觞。” [1] 孟子“好辩”,是时代和现实斗争所使然。他生当诸侯争雄、众说蜂起、“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战国中期,为了捍卫儒家道统,推行其政治主张,“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不得不与各种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论辩。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更重要的是孟子“善辩”,他辩无不胜,所向披靡,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十分自信的心理素质,二是蔑视权贵的傲岸风骨,三是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关于前两点,孟子已说得较明白,前人的论说也较详赡。而后一点,孟子未直接说明,前贤虽有不少论述,但多限于论证方法和逻辑思维方面,对其论辩艺术的技巧探讨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技巧方面对《孟子》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做一些探索、赏析和评论。 论辩以说服、战胜对方为目的,和打仗一样,是讲究战略战术的。《孟子》中的论辩正是如此。而且由于孟子的高超智慧和学者身份,其论辩不论多有锋芒、多么动情甚至多么激烈,总是充满了艺术性,在火药味之外更洋溢着一种艺术趣味,非常讲究论战的艺术技巧。只要我们把书中一篇篇死的文字还原成一幕幕活的情景,就不难发现孟子所运用的一系列论辩艺术技巧。兹就笔者的归纳总结分别论述如下: 一、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

《孟子》与《庄子》寓言艺术特色比较

《孟子》与《庄子》寓言艺术特色比较 摘要:战国时期在需求能言善辩之士的时代背景下,诸子大多使用寓言来阐述政治见解和思想学说,因此寓言创作格外活跃,其中以《庄子》、《孟子》等书的寓言尤为出色,二者有相同的寓言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但在文本、取材、形象、手法和语言等方面都各具特色,呈现不同的艺术特色,且影响深远。 关键词:《孟子》寓言;《庄子》寓言;艺术特色 寓言是中国较早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诸子百家及史传频繁使用,用来陈说辞理,具有短小精悍,浅显易懂,又寓意深刻的特点。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司马迁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寓言故事近二百则。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如《逍遥游》中的“藐姑射之神人”、《应帝王》中的“浑沌”等;也有即兴创作如《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至乐》中的“髑髅见梦”等。《孟子》寓言虽数量上不及庄子、韩非子等人,但其寓言融入至其散文之中,说明立场,针砭时弊,诠释学说等,风格简洁隽永,形象逼真,擅长论辩,自具风格,同样引人瞩目,其中其蕴含的“浩然之气”和深刻的哲理性而流传至今。《孟子》和《庄子》寓言有着相同的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但又在艺

术特色上各具特点。 一、《孟子》与《庄子》中相同的寓言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 二者的寓言具有需求能言善辩之士的使用背景及阐述 政治见解的使用目的。这一点学者张航在《和中的寓言比较》(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5卷第2期)有一定的论述。孟子和庄子都生活于战国时期,他们为了弘扬学说,教诲后学,也像当时的谋臣策士和纵横家一样,在各自的言论或著述里面都运用了大量的寓言,以言辞成事,追求说理技巧。如孟子的进谏大多就是采用比喻性的寓言进行说理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用寓言可以使得统治者能够及时采纳谋臣意见,更快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下,在作品中采用寓言这样一种文学样式是历史的必然,也能推动朝政改革。孟子和庄子都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是辩论大师。孟子不但好辩且善辩,例如同他辩论的国君有时尽管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①甚至主动提出“寡人愿安承教”。(同上)庄子也是辩论大师,从庄子与惠施及其他各类人或物的富有哲理和情趣的论辩,如与惠施的鱼乐之辩(《秋水》),与魏王的辩论(《山木》),与曹商等慕名利者的论辩(《列御寇》),甚至与髑髅的生死之辨(《至乐》)等,我们可以体察出庄子的辩才②。以与惠

《孟子》的艺术成就

《孟子》的艺术成就 (一)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二)“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

从《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中论证《孟子》的论辩艺术

从《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到《孟子》的论辩艺术分析 2012.8.10 作为《孟子》论辩艺术的代表作,《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文以驳论为主,主要驳斥农家“贤者与民并耕”的主张,论证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还驳斥了农家“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的观点,指出“市贾不贰”会带来人情作伪和扰乱国家的恶果。并且,本文阐明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基本法则,即脑力劳动者统治别人,使用体力的人被人统治;被人统治的人供养别人,统治别人的人被人供养。此外,文中还斥责陈相的背叛师道为不义之行为。 因此,对本文论辩艺术的分析,将很有利于我们对《孟子》的理解。 在论证方法上,本文运用演绎论证法,驳斥“君民并耕”的片面观点。而在驳斥农家“市贾不贰、国中无伪”的片面观点时,也看到演绎论证法的痕迹。孟子采用与农家相同的事实,却推导出与之相反的结论,与农家针锋相对,从而更加理直气壮,有力地反驳了农家的片面观点。 作者采取步步追逼、请君人豰的演绎论证方法。首先借陈相之口摆出农家学派的观点并不直接反驳,而是从打听许行的日常生活人手,设下一个大圈套,以一连串的问话,诱使陈相钻进圈套中:许行用粟交换陶器,用粟交换工具,与百工交易。陈相只得承认许行除了自耕自食外,并不能自陶自冶,一人尽百工之职。然后作者再抽紧圈套,用反法从陈相口中引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的结论。所以,“贤者与民并耕”的片面观点自然不攻自破,自然而然地演绎出“圣人治理天下同样不可耕且为”的正面结论。 文中,作者分别列举陈相兄弟“师死遂倍之”的不义之举与子贡、曾子等人怀念孔子的感人行为,运用对比论证方法,驳斥陈相兄弟背叛师道之不义。通过对比,我们也发现,陈相兄弟背师叛道之不义就更加鲜明突出了。 当然,归纳法的使用也使文章妙笔生辉。在证明“劳心者治人”的观点时,作者采用了大肆铺陈、最后反诘的归纳方法。首先花大量笔墨铺陈尧、舜、禹、益、后稷等圣人治国安民的大量事实,宣扬了他们治国安邦的伟大业绩,从三个方面论证圣人因“劳心”而无法与民并耕:一是圣人为平天下而忧,不得耕;二是圣人为教育人民而忧,无暇耕;三是圣人为寻求人才而忧,不能用心于耕。大量的事实先造成一种不容争辩的气势,然后用反诘句点拨,作者所持的“劳心者治人”的正面论点就不言而喻的。 此外,在大量的论辩中,文章也多次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不但使论点层次清晰,而且使论证的论据充分,大大增强了文章的雄辩气势。而且,文章还大量运用反法的手法,先列举大量论据进行充分论证,而后用简练的反诘句收结。如:“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语气上气势逼人,更启发诱导了对方。这些修辞的出现,使文章内容更加丰富。 当我们将笔锋转向整篇《孟子》时,也会发现孟子熟练地运用了各种论辩手段,成功地达到了他的论辩目的。他善于把握心理,张弛有度。梁惠王希望更多的百姓归附自己,孟子抓住他的这种心理,进行仁政思想的宣传,引导梁惠王实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影响甚大的儒者。《孟子》一书虽非全由孟子所作,却也能代表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继承了孔门一派的学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太符合社会实际了。当时最合时宜的,是兵家、法家和纵横家。孟子对这几家是深恶痛绝的。即使如此,孟子却无法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退而著书,实不得已。《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一书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孟子》一书善于论辩。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当时公都子曾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斧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论辩极有气势。这也和时代相关。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抵掌而谈。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相关。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相关系。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形成文章,才沛不过不可御。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孟子作品艺术特点

孟子作品艺术特点: (1)在当时孟子有‘好辩’之称。在他的文章中也表现出高超的论辩艺术。a.善于抓住对方心理,因势利导,诱其就范。b.采用迂回战术,先设好圈套,让对方钻进去,然后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如他批评齐宣王未治理好国家的时候,就是通过讲了个故事,引出二问,让齐宣王无法回答。c.先通过设问,使对方暴露其理论弱点,当找到突破口之后,再发动猛烈反击。如他针对其老师许行的观点,通过设问,充分地暴露了许行观点的不切实际。d.孟子还有些正面的议论,能够围绕中心观点,严谨细密地展开论述。如天时地不如地利、鱼我所欲也等。②感情充沛,气势强劲,生动体现了作者的鲜明个性,具有强烈的救世责任感。(2)善用譬喻见长,比喻和寓言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平易通俗而又发人深省。如揠苗助长、缘木求鱼等。 (3)语言浅显自然又明快畅达。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有口语特点,又带有强烈的感情和气势。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 [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 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 [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浅谈孟子的辩论艺术 战国中期,游说讲学,互相辩难之风大盛。孟子是当时有名的雄辩家,以知言善辩而著称。在辩论中,他旗帜鲜明,感情充沛,锋芒毕露,说得对方无言以对,显示出雄辩的特点。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对孟子有这样的评价:“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孟子的雄辩才能,犀利的笔锋,由此可见一斑。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独特论辩技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1)脉络分明,有条不紊。孟子的论辩多以事实为基础,论辩起来有理有据,而且有的放失,言必有中。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 (2)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一下子就能把握问题的关键,运用对比来揭示矛盾,给人以不容辩驳的感染力,深刻地阐明道理,鲜明地表白自己的观点。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所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在这里,孟子用对比的方法,阐明了道之多寡对于战争胜负的关系,启发统治者关注人心所向的大问题。再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设喻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舍生取义的人生追求,既深入浅出,又振聋发聩。 (3)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的比喻

(完整版)浅谈《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浅谈《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孟子,名珂,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孟子一生都致力于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扬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长于论辩善用譬喻,其文章气势磅礴,感情奔放,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尤为突出。孟子高超的论辩能力和技巧使他在论辩过程中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孟子》风格雄辩犀利,在言谈中,巧用设问循循善诱,让对方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事先设计好的“陷阱”里而理屈词穷,最终达到他要说理的目的。在《梁惠王章句上》中,孟子就是善于运用启发诱导,层层追求,步步进逼的方法来引人就范的。齐宣王是个野心勃勃的君王,他一心想称霸天下, 但孟子是儒学派的代表,在政治上反对用武力征服天下的“霸道”而主张“王道”。因此,在孟子谈谈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为什么能称霸诸侯的事时,他故意巧妙地避而不谈“霸道”,而用具体的事例把问题逐步引导到“王道”上去,他揣摩齐宣王的心理,特意把齐宣王曾经做过的一件“以羊易牛”的小事说成是“仁术”,可以作为“保民而王”的大事业的基础,并大加肯定。这样紧紧抓住齐宣王的心理,使宣王自己兴致勃勃地询问“王天下”的事,走到孟子说理的轨道上来。接着孟子针对齐宣王用武力征服天下的野心,继续启发诱导,指出齐宣王这种野心的极端危险性,并深刻分析了齐国与天下形势,给齐国指出一条通往仁政的道路。最后齐宣王完全被孟子的高论所折服,提出让孟子辅佐他完成大业。孟子进一步阐述了实施“仁政”的各项具体措施,从而达到说服齐宣王弃“霸道”、施“仁政”的论辩目的。 类比推理,巧设属类,善于同类相比,也是《孟子》论辩的艺术特征。《梁惠王章句上》:“狗彘食人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这段话中,以“为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检查和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想到开仓贩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年成不好的缘故’”这种说法为本体,类同于“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在推卸责任,归罪于其他方面这一点上,两者为同类。比体给本体以形象化的比喻, 使所要表达的意思更加鲜明突出。 除此之外,孟子还善用比喻。善用浅显的事例或常见的事物来说清复杂而深奥的道理,达到紧扣主题而又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效果,是孟子论辩的又一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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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庄子》寓言艺术特色比较寓言是中国较早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被诸子百家及史传频繁使用,用来陈说辞理,具有短小精悍,浅显易懂,又寓意深刻的特点。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司马迁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寓言故事近二百则。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如《逍遥游》中的“藐姑射之神人”、《应帝王》中的“浑沌”等;也有即兴创作如《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至乐》中的“髑髅见梦”等。《孟子》寓言虽数量上不及庄子、韩非子等人,但其寓言融入至其散文之中,说明立场,针砭时弊,诠释学说等,风格简洁隽永,形象逼真,擅长论辩,自具风格,同样引人瞩目,其中其蕴含的“浩然之气”和深刻的哲理性而流传至今。《孟子》和《庄子》寓言有着相同的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但又在艺术特色上各具特点。 一、《孟子》与《庄子》中相同的寓言使用基础和审美基调 二者的寓言具有需求能言善辩之士的使用背景及阐述政治见解的使 用目的。这一点学者张航在《和中的寓言比较》(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5卷第2期)有一定的论述。孟子和庄子都生活于战国时期,他们为了弘扬学说,教诲后学,也像当时的谋臣策士和纵横家一样,在各自的言论或著述里面都运用了大量的寓言,以言辞成事,追求说理技巧。如孟子的进谏大多就是采用比喻性的寓言进行说理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用寓言可以使得统治者能够及时采纳谋臣意见,更快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下,在作品中采用寓言这样一种文学样式是

历史的必然,也能推动朝政改革。孟子和庄子都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是辩论大师。孟子不但好辩且善辩,例如同他辩论的国君有时尽管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也不得不心悦诚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①甚至主动提出“寡人愿安承教”。(同上)庄子也是辩论大师,从庄子与惠施及其他各类人或物的富有哲理和情趣的论辩,如与惠施的鱼乐之辩(《秋水》),与魏王的辩论(《山木》),与曹商等慕名利者的论辩(《列御寇》),甚至与髑髅的生死之辨(《至乐》)等,我们可以体察出庄子的辩才②。以与惠施的鱼乐之辩为例,人能否理解鱼的意思,庄子和惠子似乎都否定,然庄子却抓住惠子提问中“汝安知鱼之乐”,而推及惠子已经承认庄子知鱼之乐,具有高明的论辩技巧。战争形势迫使统治者招贤纳士,需要能言善辩的人才,不仅用于对统治者上朝进谏,商量治国策略;更要用于战争之时的外交和斡旋;这一文体在上层人士的欣赏中被逐步推动,慢慢发展起来。诸子百家中的两朵奇葩孟子和庄子也顺应了当时文人的审美取向和国家对社会人才的需求,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的推动下,孟子与庄子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大量使用了寓言这一文学样式,而且在这样的重“辨”的寓言使用时代背景下,《孟子》和《庄子》的寓言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浓重的智慧美、哲理美和思辨之美。 在艺术手法上,首先,在《孟子》寓言中,用妙趣横生的故事,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组成寓言来比喻某种现象或某种观点,直观形象;在《庄子》中,喻体包罗万象,或虚幻或真实,但是都是通过比喻而非直观明白的逻辑理性来反映思想和观点的,二者的寓言的比喻性质是一致的。第二,批判与讽刺的手法。在《孟子》寓言中,多讽刺官场中钻营富贵利达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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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 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下面我整理了《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一起了解吧。 孟子的辩论技巧一、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 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

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

孟子与庄子写作风格比较

孟子 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有:气势充沛,笔力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常用巧妙的譬喻和寓言式的小故事来阐明道理,生动而有说服力。缜密纯熟的辩论技巧。孟子的文章长于论辩。孟子善于掌握对方心理,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因势利导地进行论辩。孟子之文还多用比喻和寓言,使其论辩有很大的形象性。 (1)气势浩然的文风。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文章气势浩然,感情强烈,辞锋犀利,富于战斗性、鼓动性。多用排偶句、迭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孟子》语言明白晓畅,不事雕琢,很少有生僻的词汇和别扭的句法,真可谓明朗而爽快。《孟子》文章给人印象最深的印象,首先是它的雄辩色彩。这特点,一是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引导对方不知不觉投入自己设置的陷阱中来,使对方心悦诚服; (2)善用譬喻见长,比喻和寓言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平易通俗而又发人深省。 (3)语言浅显自然又明快畅达。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有口语特点,又带有强烈的感情和气势。孟子比较实在,用的形象道理都是日常的、生活化的,容易理解。但是孟子喜欢循循善诱、循序渐进,。孟子的推理很严谨,层层递进,而且有不容反驳的气势。 庄子 庄子的散文也像诗,庄子的散文也具有丰富奇特的想象、大胆任意的夸张。《庄子》的联想是在寓托和比喻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虚构、夸张和奇妙的幻想,造成一种极为深邃、极为玄妙的意境。为了追求所谓绝对的自由,他将特大与特小的事物均有所依待的情况对比起来描写。《庄子》想象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意境宏大、神奇。《庄子》想象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将没有生命的东西拟人化,《庄子》想象的第三个特色,就是与想象密不可分的变幻与夸张。 庄子的语言不仅直率质朴,豪放不羁,而且有一种散文诗般的节奏与韵律。其语言的错综缠绕之美、豪迈奔放之势,音节的一唱三叹之韵,境界的飘忽起落之态,令人读之如感迅风铺天盖地而来,让人惊诧于刹那间的畅快淋漓,让人感悟到其中的疏落有致,神姿必现,壮观气派。 庄子文笔淡远,文思玄邈。 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用“三言”的形式说理,即“卮言”、“重言”、“寓言,2、意出尘外的想象,他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3、寓有诗意的语言。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的特点。其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绝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孟子》的比喻特色

《孟子》的比喻特色 在文学艺术的诸多表达方式中,比喻是最为古老的,即使是在最早的《易经》和《尚书》中,也不难发现比喻的存在,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和“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若农服田力穑,及亦有秋。”在战国时代,比喻极其兴盛,被大量的文本采用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清代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深于取象者也。”就是通过形象的比喻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孟子》之文广为比喻,深于取象,展示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一、语言的简约性 《孟子》之文,从体式上看依旧是语录体形式,因而具有语录体的特点,采用的语词都是当时朴实通俗的口语,接近当时人们的口语习惯。无论问答之文,还是孟子自己阐发的议论,都是言简意赅,明白通畅。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评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f刻斩绝之言,其锋不可犯。”从这句话可知《孟子》中虽是“约语”,但能物尽其用,一是能够“尽意”,二是能够形成“不可犯”之“锋”。这一点在《孟子》中的描述性比喻与说理

性比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首先,在比况事物的状况和动作行为方式的描述性比喻中,本体多是抽象的事物,而喻体则富于形象性,浅显易懂。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每个人先敬重自己的父母长辈,推而广之,同样敬重别人的父母长辈;每个人都爱恤自己的子弟,推广开来,扩而充之,同样去爱恤别人的子弟,做到这样,那么天下就可以运筹在你的手掌之上了。 其次,在用形象生动的事物说明抽象复杂道理的说理性比喻中,孟子多用有一定情节的寓言故事来说明。其形式和内容比常规的比喻复杂,是比喻的高级形态。寓言是展开了的比喻,伴随喻体的扩充,能有效地增强本喻体之间的对应性,多方面、多层次地拟似本体,从而周详地阐述本体,有助于事理表达的最终完成。如《齐人有一妻一妾》一文生动幽默,故事性强,寓意深刻,孟子先用语言描写“齐妻”的怀疑,再用动作描写“齐人”的行为,说明“齐妻”怀疑的正确性,后用神态描写“齐人”恬不知耻地向已了解内情的妻妾炫耀的丑态。以此来警示世人爱慕虚荣的“求富贵利达者”。在这类比喻中,特别是寓言故事,孟子也只是以简要的语句铺陈其事,不同于《庄子》寓言故事,孟子不求其情节的曲折变化,不着力渲染故事环境,不重于刻画人物,而是以简驭繁,据少知多,虽用粗略简要的文辞描述事件或说

《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

《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 孟子的辩论技巧一、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 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2](P323)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 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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