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生命印记

小说中的生命印记
——萧红与虹影小说比较
本文以萧红和虹影两位作家的文化出身为切入点对通过对两位女性作家的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进行比较。

指认出其童年记忆已经家族文化对其写作风格的影响。

以此阐释这两位女性作家如何从文化局限中突围找到属于自己生命姿态的。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不可或缺的耀眼明星。

虽然经历了长期被遗忘的过程，但又因重新被发现而引发了无限阐释的可能性。

虹影则曾经是为数不多的在海外以写作为职的小说家之一。

其作品在国外屡获大奖，但在国内却总是与各种绯闻搅在一起，直到最近才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并受到重视。

萧红与虹影是处于两个时代的作家，创作风格也迥然不同。

但我们却都能在两位女作家的小说中读出他们各自的生命印记。

这种印记不但造就了他们的叙事风格，更形成了他们对于生命的体验方式并影响了他们对于精神价值取向的思考。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同样作家的童年记忆会成为其作品潜在的情绪流动。

因此了解一个作家的出身对于我们理解其作品是至关重要的。

地理出身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物理空间，这为其日后眼界的开阔提供了无限可能。

文化出身则是一个人成长环境的缩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

地理出身与文化出身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他们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对这个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进行探寻。

因此我们可以从萧红与虹影的小说中读出作家成长时所处的物理与文化空间留在文本中的丝丝痕迹。

萧红出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黑龙江省的呼兰县。

临近哈尔滨的呼兰县不仅靠近满清发祥地，更距俄罗斯仅有5000多公里。

哈尔滨是一个浸染在以萨满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同时又被西方文明强势侵占的城市。

小城呼兰自然也会受到混融在一起的东西方文明的熏陶。

不能否认萧红在讲述西方铁血文明践踏下奄奄一息农耕文明的惨烈故事时那种强烈的反抗意识在就来自于萧红儿时家里嘀嗒的自鸣钟与窗外严冬落日所产生的萧条感。

《生死场》中的处处显能的王婆在面对金枝在城中被男人欺凌之后所愤怒着“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谁都不恨”时，“王婆的学识不如金枝了”。

萧红以女性视角出发，从观照女性自身命运辐射到民族遭遇问题。

也就体现出了王婆所代表的乡村传统在遭遇
现代经验时所出现的自我崩塌。

同样的在小说的最后，别离了老羊的二里半蹒跚着投身革命的背影显现出传统在现代入侵下无力的抗争。

这异于同时期展现苦难以激昂抗日精神的左翼小说。

萧红看到了精华与糟粕并生的中华传统在西方强大文明面前茫然与无力，并为其谱写了一曲哀祭传统的挽歌。

现代吞噬传统的动乱年代没有为萧红提供安稳的一生，却赋予了她超越现代与传统纠葛，直指生命伦理的写作视角。

1963年——动乱的饥荒年代，虹影生于重庆。

作为私生女的她熬过了一个饥饿并且失语的童年，身体上的饥饿使得虹影常常处于对物质的想象之中，而失语的身份又使其常常靠与自己对话来缓解无法言说的心灵孤独。

不能不说肉体与心灵的双重饥饿为虹影提供了独特的写作因素——诗性呓语演述方式。

虹影的早期小说呈现出先锋文学因素，蒙太奇的方式来表现人物意识的流动，不相关的意象交叉，碎片化的叙事方式都可以从虹影的童年苦难经验中寻找到原因。

而虹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数都可以被定义为在生活缝隙中挣扎的边缘人，他们能在挣扎中坚持完成对梦想的书写，并达到他人同时对自我的双重救赎。

文本中女主人公的生活背景中都会浩荡着一条具有勃发生命力的河流，这种河流意象的叙事功用意在为小说主人公提供生命动力以推动叙事发展。

因此叙事结构上可以提炼出从自我追梦到回归地母的终极语义，相信这种在人性复杂中体现宽厚仁慈地母之爱是虹影的写作理想，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指认出这来源于虹影家乡那浑浊不清却又奔涌不息的江水。

叙事结构不仅仅是作家在搭建小说世界时所用的设计蓝图，更体现了作者在观照世界时所采用的独特方式，这种感受方式的养成则是从儿时起逐渐形成的。

因此童年经验之于叙事结构好像大厦的地基一般——虽看不见却起着稳固支撑的作用。

复杂的家庭关系对萧红小说的叙事结构也有着很大影响。

作为家中已故女主人的女儿，萧红必定会小心翼翼的处理家中的人际关系。

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日常琐细潜在地影响了日后萧红小说散文化的风格。

萧红的小说很少有单一的叙述主线，她总是在轻声细语的叙述中斜插进各种叙述线索。

小说中叙述的主要事件好比一棵大树的主干。

在叙述发展过程中其他叙述线索好比一棵大树上繁枝与茂叶。

而这种叙事结构的意义就在于叙事主线挺拔与旁枝斜出的精彩形成了一个可观的有机体。

在《呼兰河传》中对于“扎彩铺”的描写中，对于“扎彩铺”
的笔墨不多，却从人的生老病死做了一番评论。

用一种微妙的方式来反应出民间的愚昧麻木。

不同于当时文学主潮左翼小说的模式，在萧红“大树式”的叙述结构中，我们找不到故事的主线，看不到故事的高潮。

萧红小说的意义不在于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在于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民间的愚昧全方位的展现出来。

而“大树式”叙事恰巧能够将主干与旁支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立体化的叙事结构。

相信萧红建构起小说世界时脑海里曾闪现过家族中那些理不清的亲情关系。

虹影的很多小说都表现出扇形叙事结构，小说中的每条叙事线索都可以成立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单元即可视作一个个精美的扇骨，而最后由一个中心事件将所有故事穿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扇面。

阅读过程中不但欣赏到了扇面，也感受到了扇骨的精美。

扇形叙事的优点在于将这些芜杂的叙事线索与主线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叙事的后设命题浮出水面，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阅读障碍。

（这里提到的阅读障碍是指读者在阅读时下意识的分析叙事线索所涵盖的深层结构。

而非作者为增加阅读趣味而有意设置阅读障碍。

）在《好儿女花》中，“我”与小唐的故事，母亲的故事，“我”与二姐的故事各自为篇，最后在“我”的自我救赎中所有的故事线索连在了一起。

这样的叙述方式并非单纯地停留在小说技巧方面，而是作家在复杂家庭中长大，母亲有过三个丈夫，家中六个孩子互为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性格截然不同却都排斥着最小的虹影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虹影深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立场。

也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使得虹影能在小说中以一种开阔的心态来收纳每一个不同的叙事立场。

生活在庞大家族中的萧红是找不到自己位置的，而不愿成为“他者”的萧红始终寻找属于自己身份描述。

坚持读书，又不愿沦为政治联姻的工具使得一开始就很冷面膜的家庭关系转瞬间破碎不堪。

一生都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的萧红在面对人生悲剧时采取了异常冷静的态度。

《生死场》中“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

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1这是完全的客观记录，没有议论，也没有情感介入。

仅仅通过文本，我们是很难想象这种面对苦难的力透纸背来自一个女人的笔下。

萧红在描写民间疾苦时并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以深切的关怀入手，而是通过使用全知视角来拉开叙述者与受述者的距离。

这种叙述距离并没有减低阅读效果。

反而因为少了叙述者的中介，使读者最大限度的直接感受受
1萧红.萧红集[M].广州:花城大学出版社,2005
述者的悲恸。

与萧红一样每逢叙述悲惨场面的时候，虹影便采用远距离叙述。

《饥饿的女儿》中描写到三姨夫的死，直白而冷静“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没吃没喝的，冷溲溲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活活饿死了。

眼睛也没闭上，睁好大。

”2诗人出身的虹影最擅长的即是将所有感官调动起来去描述一个画面，例如“眼珠像受惊的鱼一样在眼眶中乱撞。

”但为何用如此平实常用的语言来叙述三姨夫惨死的悲剧呢？这大概和她的童年遭遇有关，虹影的私生女身份使得她一直处于生活困境之中。

母亲的冷漠，养父的客气，姐姐们的隔绝使得虹影感受不到一丝家的温暖。

从小经历人间冷暖的虹影对于这种惨剧应是司空见惯了的。

事已如此还能怎样呢？萧红与虹影描写悲惨并不止于表现世间的一切不幸，而是将笔触伸到人类文明的深处。

试图在布满血腥的人类文明史中找到致使人间惨剧发生的愚昧之处。

这就是萧红与虹影小说中的最深刻的生命印记。

马尔克斯认为一个作家的童年影响着作家的写作经验。

童年生活的以一种不可磨灭的形式深深的刻印在萧红和虹影的作品之中。

二人的成长经历并不幸福，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灾难。

而两位作家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这种苦难的记忆转化成对人生的思考。

超越了性别和阶级的束缚，努力的去完成人类文明中关于普世价值的命题。

2虹影.饥饿的女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集[M].广州:花城大学出版社,2005
[2]虹影.饥饿的女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