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五次大迁徙

客家民系五次大迁徙
客家民系第一次迁徙（东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317-589年，受五胡乱华、晋室南渡、南北朝对峙等影响，部分中原汉人南迁,停留在鄂豫南部及皖赣沿长江两岸，以至赣江上下游。

少量抵达今广东大埔、梅县等地。

移民仍操中州口音。

客家民系第二次迁徙（唐末至北宋）
公元880-1126年，受唐末黄巢事变、五代十国及北宋战事等影响，中原汉族移民的后裔再度南迁，落脚于皖南、赣东南、闽西南，及至与之接壤的粤东北边界。

汉族移民仍操中州口音，并开始吸收迁入地原住民的语言。

客家民系第三次迁徙（南宋至明朝）
公元1127-1644年，受金人南下、宋室南渡、元人入主、元明鼎革等影响，部分客家先民及在此期间形成的客家人，在客家大本营内迁移，人口重心先从赣南转移到闽西，再转移到粤东北，少量移居海外。

汉族移民与原住民语言融合，汉语客家话从北方话中分离出来。

客家民系第四次迁徙（明末清初以来）
公元1645-1867年，受满洲人南下及入主等影响，部分客家人从客家大本营迁至广东中部沿海及川、桂、湘、黔、赣、浙、台等省，有的移居海外。

移居后仍操客家话。

客家民系第五次迁徙（公元1867年以后）
受太平天国运动、广东西路事件及契约华工制等影响，部分客家人迁至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海外各地。

移居后仍操客家话。

客家在国内五次大迁徙路线图
客家文化中心转移变迁说
客家文化，各地发展虽不尽平衡，在各个历史期其文化中心也不断推移。

但作为一个整体，则彼此存在互相吸引、影响和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有宋一代，客家文化中心有二
一是福建路的汀州。

汀州，是客家移民早期进入的重要基地。

传说宁化石壁乡为客家人的祖居地，并非空穴来风。

因此，客家文化在汀州生根开花，是情理中事。

故有"风声习气，颇类中州"之誉。

其出众人物有：宁化郑文宝，宁化张达观、张良裔父子，长汀杨方诸人。

郑文宝，长于诗。

其诗颇受同时人的文坛大家晏殊、欧阳修、司马光的青睐。

杨方，以理学著称，曾从学朱熹，对客家地区理学的兴起，其功阙伟。

一是广南东路以韶州为中心的粤北地区。

因韶州地处岭南北交通要冲，故此地客家文化得地理之便与气候之先。

曲江余靖，即是其中佼佼者，余靖，宋代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崇
祀于广州八贤堂。

其史学、诗、古文词，均为时人所重。

曾信校《史记》、《汉书》，别为刊误四十五卷，是尤精史学的明证。

韶州为宋代客家人藏龙卧虎之地，是有历史根源的。

早在唐代，曲江就出过名震中原的张九龄。

张九龄，唐朝名相，文学冠一时，著有《曲江集》，事迹具《旧唐书》卷九九本传。

其诗劲炼质朴，洗尽六朝铅华。

《唐音癸签》称道："首创清淡之派"。

对其后的王维、孟浩然诗派颇有影响。

时人张说则赞誉"后来词人称首也。

"可以说，张九龄以其卓越才学与高尚人品，使中原人对岭南文化刮目相看。

元代，客家学子，多不应试仕官。

所以，这一时期文士不显、文风转衰。

记载也多阙如。

但也并非全无杰出人物。

龙南人钟柔，融贯诸史，著述多部，从学者数万人，一时文风称盛，即是一例。

明初，承元之弊，客家著名文士尚不多见。

成化、弘治年间，始渐露锋芒。

嘉靖以后，人才辈出。

明末清初，而登高峰。

这一时期，客家文化中心有三：
一是福建汀州府。

尤以文史成就为著。

有宁化李世熊、黎士宏，上杭刘坊诸人。

李世熊，主要著作有《寒支初集》、《寒支二集》。

史称其：六经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为文沈深削该、奥博离奇。

撰修《宁化县志》，被誉为天下名志，对客家地区方志学作出了特殊贡献。

黎士宏，世熊弟子，人称"以诗文章名天下"。

刘坊，著有《天朝阁集》。

自视甚高，声言"自有文章以来，一刘鳌石而已"。

人评其文"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一是赣南地区。

明末清初间，"三魏"和"易堂九子"的古文最富盛名。

"三魏"，为江西宁都魏际瑞、魏禧、魏礼三兄弟。

"易堂九子"，以魏氏三兄弟为核心，加上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彭士望、林时益。

他们的古文成就，集中反映在魏际瑞的《魏伯子文集》、魏禧的《魏叔子文集》、魏礼的《魏季子文集》和易堂九子的《易堂九子文钞》中。

魏氏两代六人，被誉为文坛"三魏"和"小三魏"，传为千古佳话。

显然，倘没有当时赣南文风兴盛的背景，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

理学，则有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王事圣诸人。

月华、曾从王守仁之学，为学者所宗。

刘昭文则学于湛若水之门。

可见，赣南理学王、湛两派均有传人。

一是惠州府。

明代客家理学中心。

一时人才济济，理学发展至顶峰。

代表人物有杨传芳、叶时、叶春芳、叶天佑、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诸人。

杨传芳，师事湛甘泉，深得其中奥妙。

叶时，曾从南海庞嵩学，崇奉王阳良知之学。

叶春芳，受学湛甘泉，"甘泉称其学问纯正"。

叶春及，理学崇陈献章。

叶萼，曾从薛侃学，为惠州一郡师。

杨起元，崇心性之学，其学的显著特点，是将佛学引入理学，使佛儒合一。

惠州客家地区理学，与整个广东地区理学同步发展。

"明兴，白沙氏起，以濂名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

"换言之，明正统以后，陈献章"白沙之学"的兴起，标志着广东地区理学进入繁荣阶段。

其后，出理客家、福老、广府民系的理学大师各据一方各领风骚和互相渗透互相辉映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当是时，甘泉、阳明二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面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面诚服，于时乡士大夫翕然和之。

若何古林则讲学诃林，薛中离则于金山，黄泰泉于白云，钟叔辉于宝潭，杨肖斋（传芳）、叶允中（时）于归善，叶同斋（春及）于罗浮，王青梦于粤秀。

而其在广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关
天，就正于弼唐。

"就是说，这一时期惠州地区的理学，杨传芳、叶时、叶春及诸人独树一帜。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客家人因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故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名节思想。

这以明清嬗变之际和汀州和赣南的气节派文人最具代表性。

他们大多具有反清复明、"义不帝秦"的思想和行为。

其佼佼者有李世熊、刘访、魏际瑞、魏禧、魏礼诸人．为人则"不食周粟"、退隐山林，为文则愤世嫉俗、慷慨激越、烟彪可元。

他们的道德文章，光辉千古。

在客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清代以降，广东嘉应州及潮州府属大埔等地（即今梅州市辖区），在客家地区日益占据重要地位。

在清一代，这一地区的科甲在客家地区居首位。

康熙三十年登进士的李象元，为本朝州属登第者始。

自乾隆特别是西风东渐之后，梅州地区人文日益昌盛。

清代梅州文化，以诗文最为发达。

代表人物有扬仲兴、王利亨、宋湘、温训、黄钊、李黼平、吴兰修、范留淑、叶璧华、胡曦、黄遵宪、温仲和等人。

其中最著者为来湘与黄遵宪。

来湘是乾隆以后，岭南诗人最富盛名者。

代表作为《红杏山房诗钞》。

史称"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宋）湘为巨擘"，或说"后起无如宋芷湾（湘）"。

黄遵宪是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代表作为（人境庐诗草》。

他所创作的通俗易懂的"新体诗"，对"五四"时斯的新诗运动起了先驱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女诗人范留淑、叶擘华的出现。

客家妇女素以聪慧贤良勤劳著称于世，她们在客家社会中起着特殊重的作用。

但由于受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在文化上并未有所建树，形成妇女地位在经济活动与文化教育两者间的极大反差。

清末，随着风气日开、女权日高，这种畸形局面才不断改变。

范留淑的《化碧集》、叶璧华的《古香阁集》，可谓晚清诗歌的璀璨明珠；他们二人则可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女诗人的先行者。

清代，梅州地区在客家人文地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偶然。

早在明代，已露端倪。

李士淳的出现即属此例。

李士淳，作文雄健奔放，为时人所重，其著述收入《李二何先生文集》。

又，据光绪《嘉应州志·从谈》卷三二载：
"《谈海》云：闻之族老，明季及国初，潮属有数县文风未盛，多有不能如额者，学使者往往以此邑之有余补波邑之不足，程乡一邑常取过三四十名，谓之通榜。

"
可见，早在明清之际，梅县（程乡）文风之盛已居粤东前列。

与此同时，惠州文化也日益发达。

惠州府与广州府相邻，并濒临大海。

随着客家火势力不断由山区向平原向海外伸展，故当地日居重要地位。

宁化伊秉缓在惠州知府任上，曾创建丰湖书院，并度聘请嘉应宋湘主讲丰湖书院。

一时，丰湖书院成了培育客家人才的重要摇篮。

有清一代，客家地区文化得到普遍发展，故各地都产生了一批著名人土。

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南康谢启昆、台湾丘逢甲诸人。

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谢启昆，于史学、文学、方志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以方志学成绩斐然。

他主修的《广西通志》，体例新颖，内容博洽，为一代模式。

丘逢甲，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代表作为（岭云海日楼诗钞》。

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巨子"。

其诗的"英气"，甚至在黄遵宪之上。

总之，客家地区，从宋代以来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

客家人在历史上各个文化领域，均作出杰出的贡献。

其著名者：史学有余靖；理学有杨方、杨昱、杨传芳、叶春芳、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诗有郑文宝、伊秉绶、宋湘、湖曦、黄遵宪、丘逢甲；古文有刘坊、魏际瑞、
魏禧、魏礼；方志学有李世熊、谢启昆；客家学有黄钊、温仲和；女诗人则有范留淑、叶璧华。

不胜枚举。

客家先民的三次大迁徒
作者：罗香林
编者按：罗香林，兴宁县人，近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著述甚丰，本文节选自他的名著《客家研究导论》。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匈奴族刘曜，会同族石勒，出兵攻陷洛阳。

不数年，石勒尽取幽、并诸州，又西破刘曜，南取豫州，徙都邺城，控制淮北。

而东胡族鲜卑慕容氏，亦相继入寇中国，于石勒衰落后，尽得青、翼、幽、并、荆、徐、司、豫诸州。

氏羌族符氏，又乘着慕容氏灭石的时候，占据关陇，东向寇掠，旋复战胜慕容，西取凉州，南陷淮水。

前此汉族居于陕西、山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省的，至是亦惨遭外族的蹂躏，流漓颠顿，转徙南下；仕宦人家，多避难大江南北。

当时号曰：“渡江”，又曰：“衣冠避难”；而一般平民则多成群奔窜，号曰“流人”。

就中如秦、雍（即今陕西、山西一带地）等州的难民，多瞳向荆州（即今湖北一带）南徙，沿汉水流域，逐渐徙入今日湖南的洞庭湖流域，远者且入于今日广西的东部，是为南徙汉族的第一支派。

而并、司、豫州的流人，则多南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南及闽边诸地，是为南徙汉族第二支派。

此外，青、徐诸州的流人，则多集于今日江苏南部，旋复沿太湖流域，徙于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是为南徙汉族第三支派。

晋代汉民族大迁徙的景况，已略如上述。

现在进言客家先民的源流和组成．．．．．．东晋永嘉以后，中原第二支逃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中部，其近者则仍淹迹颖、淮、汝三水之间，浸至隋唐，休养生息，劳困渐苏，慢慢的乃得其比较安适的生活，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

然而，不久，这种比较安适的局面，又给天灾人祸破灭尽了，客家先民又从事第二次的迁移运动了。

这次迁移的动机，可说由于唐末黄巢的造反．．．．．．黄巢自发难至称帝，中间曾经其屠杀的，以今日省分计之，前者殆达十省，就中尤以今河南（非唐河南道）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北、东南二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西北部，江西中部、北部，福建西北部、北部，及安徽南部西部，变祸最烈。

而第一次逃难后客家先民的居地，乃适当黄巢辗转寇乱的要冲，为着救死求生，于是他们只好再向别的地方奔逃去。

当时全国扰攘，民无宁居，惟江西东部、南部（即今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今旧日汀州八属）及广东东部、东北部（即清南、韶、连、惠、潮、嘉各属）侥幸未受巢害，比较堪称乐土。

其东晋第二支逃难汉族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徽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地得迁于上述的乐土居住。

自黄巢乱后，朱全忠寻于天衤右元年（公元９０年）轼唐昭宗，越二年遂受禅为皇帝，改国号曰“梁”，遂开五代割据纷争的新局。

而寿州人王绪，则先于中和元年（公元８８４年）盗据本州，旋攻陷光州，被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绪乃以固始县佐王潮为军正；其后为宗权所击，乃举光、寿二州兵九千人，渡江入赣，掠九江、南昌、赣州诸地，于光启元年（公元８８５年）陷汀、漳二州；旋潮复擒杀王绪，自领其军。

景福二年（公元８９３年），朝廷以潮为福建观察使，后王潮死，其弟审知，代行潮事。

至梁开平三年（公元９０９年）遂被命为闽王，而颖、淮、汝三水间留余未徙的东晋移民，至是亦渡江南下，至汀、潭、依王潮兄弟。

这种移民，亦可说是一部分的客家先民．．．．．．可知黄巢造反确曾促成客家先民第二次的迁移运动了。

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南各地。

其后宋太祖统一中国，结束了五季分争割据的局面，
而陆续南下的汉族，始得稍为安适。

然而，不久又遇着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南侵，客家先民，迫于外患，不得不又从事第三次的迁移。

盖宋自建炎元年（公元１１２７年）高宗南渡，即位南京，迁都临安以后，国势日弱，朝政日非，而人主又复信任韩伦青、贾似道诸臣，上昏下佞，只知偷安，不思御侮，始则见辱于辽金，终则灭于元主。

恭帝德衤右二年（公元１２７６年）二月，临安陷落，恭帝“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

五月，“陈宜中等立是（益王）于福州”。

九月，元兵从明州、江西，两路进福。

招讨也的迷失会东省兵于福州，元帅吕师夔、张荣实，将兵入梅岭。

景炎二年（公元１２７７年）正月，兵破汀关，是时，宋臣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诸人，犹力谋抵抗，而闽、粤、赣义民，起而勤王抗敌的，亦前仆后继，曾不少衰。

于是而闽赣粤等交界地，遂成为双方辗转攻守的场所。

向日居处此土的客民，或则辗转逃窜，流入广东东部、北部，或则愤起勤王，随从帝驾，战死于石冈州或崖门。

而其结果，则成为管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关于南宋客民大迁移的问题，温仲和《嘉应州志》卷七《方言案语》曾稍为论列。

他说：“．．．．．．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一书，其所引图经，今已无传。

其于梅州引图经有云：郡，上旷民情，而业农者鲜，悉赣汀侨遇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办不给废。

则今言之，嘉应之为州，山多田少，人不易得田，故多贾于四方，与图经之言正相反，安有不患无田之事哉；然由其说可以知南宋以前，土著之省，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其实所谓多，亦对着“无”说的，由《寰宇记》所记观之，实际尚比主户差得很远）。

故《太平寰宇记》记载，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主五千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则是宋初至元丰，不及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 此种元丰以前的梅州移民，其时亦还不甚安稳，多复散之四方。

这是因赵宋末叶，潮梅一带，每为闽赣盐寇所扰害。

元史地理志载，梅州户二千四百七十八，人口一四千八百六十五，较为元丰《九域志》所载，已不及十分之二。

这可知，当日想入梅州客民，多数初移未久而又他散了．．．．．．到了元末，广东东部北部，诸客家移民的住地，政府已无法将主客户分别立册了。

所谓“其后屡经丧乱，主愈弱，客愈强，至元初，大祗无虑皆客，元史所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主之客矣（见《嘉应州志》卷七方言案语）。

这可知广东的客家，大半实自宋末到明初才盛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