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媒介批评对象的负性心理抵抗透视

社媒介批评对象的负性心理抵抗透视会上常有这种现象：信息发出者遇到信息接受对象在认知、情感、意向等方面的心理抵触，从而使信息发出者的意图无法实现，甚至出现与其意图相悖的结果，社会心理学称这种现象为心理抵抗。

心理抵抗有正性与负性两种，前者是对错误意见的抵制，后者则相反，是对正确意见的抵制。

在媒介批评研究中，有的学者的观点很有见地，认为媒介批评的本质是“价值的判断”。

（1）价值判断所产生的观点，有褒扬性的，有批评性的，也有中性的。

负性心理抵抗往往是在批评性的意见之下产生的。

本文从媒介批评所引发的社会刺激角度，着重探析负性心理抵抗问题。

一、负性心理抵抗的类型透视负性心理抵抗，应先将其进行分类。

笔者认为，负性心理抵抗包括显型抵抗与隐型抵抗。

显型抵抗大体有：常态型。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伊里调查中对IPP指数进行分析后，除了提出“既有政治倾向”的观点外，还提出了“选择性接触”的观点，即受众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2）这必然会远离或拒绝那些与自己立场、态度相悖的内容。

当媒介遇到批评性的意见时，因其与自己原有立场、态度不一致乃至相对立，其采取远离或拒绝接受的态度，也就较为多见了。

“忠言逆耳”一词对这一现象的见证，不仅囊括的事例难以数计，而且这种见证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

常态型心理抵抗较为普遍，它往往以潜在形式存在于包括批评对象在内的普通人的心理之中，对于批评对象常态型心理进行刺激与诱发，就易于使其从潜在形态转化为显在形态。

因而，常态型心理的出现，固然有批评对象素质的问题，但媒介批评主体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考虑，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媒介批评中，不乏这种现象：一是较少对批评对象进行必要的心理引导；二是批评方法欠当：例如批评性的意见或者不着边际，或者不关痛痒，甚至出现批评不确指的非批评化与以吹捧、拔高为特征的批评的变异等等，助长了常态型心理抵抗的频发，也刺激其心理抵抗强度的加大。

逆反型。

指的是信息接受者的态度向传播者意图相反方向变化的心理状态。

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体经过不愿接触、不愿接受、反感、拒绝、对抗等阶段的演进，逆反心理的强度也随之而递增；从其覆盖面来看，由点滴反感到局部反感再到全面反感。

这类心理状态的产生是复杂的。

就批评主体来说，批评者居高临下，缺乏平视的角度与话语的推心置腹；批评意见浮于表层，或者结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武断性，使批评对象难以信服或不喜于接受。

就批评对象来讲，对媒介批评的内质尚欠正确的解读与把握，往往以“挑刺儿”、“无事找事”的误解来看待媒介批评，抵触情绪也就伴之而生了。

当遇到批评性的意见多次出现后，抵触情绪进入情感层面，演化为心理抵抗。

幼稚型。

其表现是，传播者越肯定的，传播对象就越远离；传播者越否定的，传播对象也就越接近。

于是，出现了越批评、越否定就“越香”、“越出名”的奇异现象。

这样的心理虽然“幼稚”，但其产生的原因是多维的：第一，这一心态萌芽于好奇心。

因为大众传播所肯定的，较常见；而所否定的，较少见。

“少见多怪”与好奇心的一拍即合，滋生了“看个究竟”的心态。

第二，源于盲目性。

有些人的性格易于冲动，常诱发心理上的盲从与行为上的盲动，未将事物弄清，便表现出明显的好恶态度。

比方有些人对于受到批评的一些出版物，常在不了解其内容的情况下就情有独钟，进而产生趋近行为。

其三，这一类型的心理，在年轻人中极易激起并蔓延迅猛。

之所以如此，与青年人这一群体的生活阅历有关。

他们大都涉世未久、缺乏历练。

当今，人们处于社会环境信息化、信息环境环境化的背景下，对于外界事物较少亲身感受，大都通过拟态环境的提供来体验。

这导致年轻一代对于电子媒介尤其是对电视、网络的迷恋。

当然，这对他们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有着某种促进作用，但对他们在社会化进程中布下的阴影却不可少觑。

不少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其中日本学者林雄二郎、中野收等人提出的“电视人”、“容器人”等概念颇有代表性。

（3）“电视人”、“容器人”沉湎于电子媒介而不能自拔，其行为方式是“跟着感觉走”，孤立、封闭，较少与现实世界互动，不善于对事物进行思考。

幼稚型心理，正是不善于思考的产物。

在缺乏思考的情景下，“跟着感觉走”也就成了他们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选择。

利益型。

一些媒介产品格调低下，一些媒介有意无意地违规违纪，大都源于利益的驱动。

当外界依据伦理要求与相关规定，对其提出中肯的批评性意见时，媒介的利益往往对媒介的态度取向起着主导作用，其结果常常是媒介对于批评意见不做是非判断便将其搁置一旁；有的即使进行了是非判断并感到批评意见有根有据、切中要害，但却为了自身利益，逆着批评意见而为，出现了屡受批评但依然我行我素的现象。

此外，利益型心理抵抗还表现在，媒介往往将媒介批评同自己发行量与广告量链接起来，误以为批评性的意见会影响自身这方面的经济收益，因而泛起反感或抵抗心理。

利益型虽然有时表现为隐型心理抵抗的形式，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显型形式出现的。

隐型心理抵抗，主要表现为顺从与屈从。

虽说顺从、屈从与服从、从众、众从，均属于相符行为的范畴，然而顺从、屈从与后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前二者是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行为上相符，内心的态度并未改变，依然处于不服状态。

其中，顺从是面对舆论压力所采取的应变性策略，屈从则是在舆论压力面前妥协退让的无奈选择，其不服状态中还夹杂抱怨与不满的成分。

当批评对象以这样的心境对待批评性的意见时，则处于隐型心理抵抗状态。

一旦舆论压力减弱，隐型心理抵抗就会丢掉表面相符的面纱而转化为显型心理抵抗。

此时，夹杂着抱怨与不满成分的屈从，在压力释放时，其转化的速度与强度会超越顺从状态。

但当这种现象发生，媒介批评已经取得的效果，也就开始消弭乃至冰消雪散，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反弹，即隐型心理抵抗者在错误的道路上比原先走得更远。

二、负性心理抵抗产生的深层原因在对以上心理抵抗分类与梳理中，笔者试图站在第三者的客观立场上，对其分别进行浅层归因。

在媒介批评的实际进行中，批评对象对上述问题的归因，往往是站在本媒介的立场进行的。

常出现的情况是，媒介对自身的业绩进行“个人倾向归因”，即认为主要由于自身的努力所致，将社会情境为其业绩取得所提供的一切，置于次要的或十分次要的地位；媒介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则往往进行“社会情境归因”，认为问题主要不是出于自身而是出于客观原因。

这样的归因，必然放大了自身的业绩并掩饰了自身的问题，在评价标准的把握与评价结果的判断上，和站在客观立场正确地进行观察、评价与判断，存在较大的分野。

因此，对于媒介批评主体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就难以接受了，这是上述各种类型心理抵抗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

构建和谐社会是个动态过程，即对于不和谐因素与现象不断消除、对于和谐因素与现象不断增强的过程。

因其处于“进行时”状态，不和谐因素与现象必然存在并且发挥作用，浮躁心理便是其外显性的突出表现，它是与物质上尚不和谐同时并存的精神上的不和谐现象。

作为媒介批评对象，其浮躁心理的表现，一是对于批评性的意见并未进行正确解读与确切把握，便急不可耐地迸发出不服心态；对于批评性的意见把握后有一定的认知，但仍在情感态度层面扭不过来；一旦听到有什么批评性的意见，不分青红皂白便产生暴跳如雷、兴师问罪等情绪化行为。

二是对于吹捧、拔高，不但欣然受之，而且心存感激。

“吹捧、拔高”与“心存感激”的碰撞与融合，更加助长了心理的浮躁程度。

因而，精神上尚存在的不和谐现象，是各类心理抵抗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二。

此外，经济利益的驱动，是媒介心理抵抗的又一深层原因。

学者们对此已有深论，在此故不赘述。

三、媒介批评应从心理层面切入媒介批评，带有一定的动机性，即通过批评，帮助批评对象弃劣变良或者由良变优。

如果批评对象产生心理抵抗，批评主体的正确意图与良好愿望就难以实现乃至出现相反的结果，媒介批评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意义。

媒介批评的动机性，是借助一定的舆论压力实现的。

这种舆论压力的形成，就其横向讲，可能是某一批评主体与某个批评对象的一对一地进行，也可能是多个批评主体与单个批评对象的多对一地进行，从而使批评对象感到压力而自愿或不自愿地改变自己的理念与行为；就其纵向讲，随着媒介批评的开展，逐渐形成良好的媒介批评氛围，使批评对象在这种批评氛围的浸染中自觉改正自身的不足。

舆论压力不仅要使批评对象消除显型心理抵抗，而且要使媒介批评对象心悦诚服而不出现隐型心理抵抗。

若要如此，媒介批评主体在施行批评时，就应从心理层面切入。

要从心理层面切入，就不能不对批评对象的心理状态予以分析，继而在此基础上对批评方式进行选优。

笔者依据上述分析认为，批评方法的选优大体应从如下方面入手：首先，加强与批评对象的心理沟通。

经常了解批评对象的所思所想，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并让对方了解批评主体的心理状态，以达互相间的心理零距离接近。

这样，可避免各类误解的发生，便于扫除媒介批评实施过程中的心理障碍。

其次，进行移情式的批评。

所谓移情，较权威的说法是“不仅能看到他人的情感，而且还能用心灵感受到他人的情感” 。

（4）移情式的批评，一是包括将自身的情感移入对方，即在进行批评时注入自己的情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避免教训人的口气与带有霸气的话语；二是“能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设想，体验对方的情绪情感”，（5）与对方进行感情交流。

这样，方可在心理整合原则、心理相容原则的基础上互相理解、彼此协作、密切配合，（6）形成互补的心理和谐气氛，从而将媒介批评的效果推向最大化。

注释：（1）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2页（4）孟昭兰：《情绪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5）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6）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363页（若文系陕西省出版物审读中心审读员，编审；杨静系江苏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