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理论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

搭便车问题原因及对策

茅于轼的观点——搭便车引子

搭便车理论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在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此后，搭便车理论屡屡被人提及，被用于指获得利益而逃避付费的行为。

但是，搭便车理论在我国一再被曲解和误读。据报道，经济学家茅于轼1月5日在广州某大学演讲时指出：“如果降低高校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茅于轼说：“电费应该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

按照茅于轼的说法，无论学费还是电价都应该比照富人的标准定得高一些，让富人承担更多的成本，然后，用节省出来的资金去补贴穷人。那么，以穷人或富人的划分来制定学费或电价收费标准的做法是否合理呢？实际上，笔者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如此界定公共产品的价格。尤其对于学费而言，凡属公共产品应承担的部分（如义务教育等）在任何国家都是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而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并不针对穷人和富人分别对待??整个世界范围内皆如此。

我们知道，经济学中的搭便车是在公共物品购买时出现的而非在公共产品分配时出现的，由于公共物品具非排它性??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能排斥其他人对其同样的消费，所以有人就会有获得利益而逃避付费的行为，解决的办法是靠政府统一征税来购买公共物品。而税收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缩小贫富差距因素，即尽可能地多让富人承担更多的税负而减少穷人的税负，典型的如个税起征点和对不同收入段制定不同的税率，高收入者将缴纳更多税收。在完成税收征缴工作以后，政府就要全力以赴地去提供公共物品，而在享用公共物品方面，对于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

简而言之，在征税时候，对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来说是区别对待的，由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税负，但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世界各国都遵循平等的原则，否则，就容易产生公民在公共产品分配方面不公平的状况，这种歧视现象是任何国家都极力避免的。

对照之下不难看出，经济学家茅于轼所提的建议，其实是混淆了搭便车的真正含义。学费属于公共财政分担公共产品责任方面，它所要营造的环境不是富人承担更多的学费，而是政府尽可能地加大公共产品投入，尽可能地降低每一位公民??无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的学费负担。那种在公共产品分享方面，一味强调穷人与富人划分的做法，虽然能够吸引眼球，却无益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以收入高低来界定学费多寡乃至电费高低的做法本身，不仅不具有可行性，也容易刻意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制造鸿沟。这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

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提高学费或电价，首当其冲受损的是低收入者而非高收入者。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首先是导致更多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奖学金标准定的再高跟辍学者又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提高学费、弱化公共财政的职责本身只会进一步降低公共产品的质量，在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条件通过享受收费更高的私立教育来弥补公共产品数量不足或质量低劣缺陷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除了放弃又有什么更好选择？电费问题同样如此。茅于轼提出提高电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问题是，那些因电价提高而负担加重又达不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低收入者，该作何选择呢？

只要在征税环节，做到避免富人偷逃税款的现象发生，在公共产品面前就不存在谁搭便车的问题。公共产品作为社会福利是人人都应该平等分享的，否则，受歧视的一方就容易抵制纳税。公共产品的人人平等分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刻意强调穷人与富人的区分不仅曲解了搭便车理论本身，也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搭便车效应

群体内的责任扩散鼓励了个体的民懒散。当群体结果无法归因于任何单独个体时，个人的投入与整体的产出之间的关系将不明朗。

是指在利益群体内，某个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作的努力，集团内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则由这个人个人承担，这就是搭便车效应。

在合作学习中虽然全体小组成员客观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却容易形成“搭便车”的心理预期，个别学生活动时缺乏主动性或干脆袖手旁观，坐享其成；也有的学生表面上看参与了活动，实际上却不动脑筋，不集中精力，活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等“搭便车”现象。产生“搭便车效应”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异质分组客观上使学生的动机、态度和个性有差异，其次许多学生没有完成合作技巧的培训，对于合作学习的评价的“平均主义”，即只看集体成绩不考虑个人成绩的做法等。“搭便车效应”的危害非常大的，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如果更多地强调“合作规则”而忽视小组成员的个人需求，可能会使每个人都希望由别人承担风险，自己坐享其成，这会抑制小组成员为小组的利益而努力的动力。而且“搭便车”心理可能会削弱整个合作小组的创新能力、凝聚力、积极性等。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合作小组的规模较小，由于每个小组成员的努力对整个小组都有较大影响，其个人的努力与奖励的不对称性相对较小，会使“搭便车效应”明显减弱；而且缩小规模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社会惰化现象会削弱，能够取得较高的合作效率和成果。所以在合作学习中建议4-6人为一小组，不要把有些大班简单地分成几个小组。当然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要营造一种愉快的合作学习环境；要明确任务与责任合理分工；随时观察学情，监控活动过程，指导合作的技巧，调控学习任务，督促学生完成任务；奖励机制分配上破除“平均主义”。

搭便车问题

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也称“免费搭车”

什么是搭便车问题

搭便车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搭便车问题是一种发生在公共财产上的问题。是指经济中某个体消费的资源超出他的公允份额，或承担的生产成本少于他应承担的公允份额。指一些人需要某种公共财产，但事先宣称自己并无需要，在别人付出代价去取得后，他们就可不劳而获的享受成果。是常指宏观经济学中的公共品的消费问题。

在财政学上，免费搭车是指不承担任何成本而消费或使用公共物品的行为，有这种行为的人或具有让别人付钱而自己享受公共物品收益动机的人成为免费搭车者。

免费搭车现象缘于公共物品生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免费搭车行为往往导致公共物品供应不足。

搭便车行为妨碍市场的自动调节过程。因此，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这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