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与画工

论化工与画工

李贽评《西厢》《琵琶》有“化工”“画工”之别,依据正是剧作者是否抒发了内心的情感,是否空言其道。通过对比《西厢》《琵琶》女主人公思想、感情、行为的不同,再结合作者的写作目的,了解这两部戏剧在塑造人物上的差别。

李贽曾经这样评价过《西厢记》和《琵琶记》:“《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何为“化工”,何为“画工”?李贽是这样解释的:“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可见,“画工”是情意未到的雕琢之作,而“化工”,则是不平则鸣的宇宙自然的造化;真正可以引起读者和观众共鸣的,是《西厢记》一类的“化工”,而非语句华美工整的刻意而为的《琵琶记》一类的“画工”。

这两部同是中国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琵琶记》和《西厢记》, 又是在哪里分出了“画工”与“化工”之别的呢?我认为,不仅仅在语言上,同样,在剧情安排,人物塑造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时的用心,是“不平则鸣”,还是因为过多的雕琢词句、承载伦理而湮灭了作品本身的“真心”。

《琵琶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时候，陈留县的秀才蔡伯喈,告别父母和妻子赵五娘,进京赶考,得中状元。受到丞相器重,被强迫招赘为婿。就在此时,陈留县正遭受着连年的严重灾荒,他年老的父母因为饥贫交加而死去,贤良的妻子没法生活下去。她剪下头发来卖, 为翁姑料理殡葬以后,独自一人进京去找寻久无音信的丈夫。因为没有旅费,就身背琵琶, 在漫长的旅途中卖唱度日,受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夫妻团聚。《西厢记》则描述了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在和母亲送父亲的灵柩回乡的路上,与书生张珙在普救寺里相遇, 并一见钟情, 从而不顾母亲的阻挠, 不顾门第的不同, 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 私自结合。崔母被迫承认, 但要张生上京赶考, 于是崔张二人被迫分离, 最后张生中举归来, 终于和莺莺团圆。在这两个故事中, 女主人公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 有着舍己为人、勤劳善良的传统妇女的特点, 她不愿丈夫上京考试,但却又不愿违背公公, 最终她的丈夫离开, 再没有音信, 而她也被迫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来面对饥荒、贫困、恶吏。她的这个形象, 正是古代千千万万妻子的形象的集合。和她有着类似遭遇的:《秋胡戏妻》中秋胡的妻子罗梅英被一别十年再次见面的丈夫调戏,《莺莺传》中莺莺被中举的张生无情的抛弃, 这些悲剧有着共同的根源——那就是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社会伦理道德的深深的束缚。但是剧作家高明并没有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控诉和批判, 反而对默默忍受这种束缚和压迫的赵五娘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她是作者心目中的传统妇女的完美代表, 是古代封建社会下被歧视, 被不平等对待的女人们的行为楷模。高明作《琵琶记》是为了通过这个故事来表扬赞美孝子、贤妻, 以行教化、正风俗的。在《琵琶记》的“副末开场”中说: “少甚才子佳人。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 不关风化, 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 也不寻宫数调, 只看子先与妻孝。”带着这样的载道的目的刻意来塑造一个人物, 就会显得僵硬、不自然, 也许在初看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却不能仔细琢磨, 越是琢磨的深了, 越是会发现这个人物的形象单薄, 没有血肉; 除去美丽的外衣, “赵五娘”的形象就只剩下道德伦理和说教了。

比如蔡伯喈父母和赵五娘在连年遭灾的情况下痛苦生活是塑造赵五娘形象必不可少的舞台和背景, 但是它有着明显的漏洞: 即使蔡伯喈被强招为婿不能回家看望父母, 他又为什么不能寄些信、捎些钱, 而只是一去无踪影, 任爹娘活活饿死呢?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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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孝子所为吗?所以即使作者再三强调蔡伯喈的身不由己, 这个人物却依旧不能令人同情, 而同时, 剧作者所创造的为了烘托赵五娘形象的生活背景也就显得僵硬、不自然了。作者对于赵五娘是有同情的, 但是更多的, 是想借着她来强调在那个男性为主的社会里, 男性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女性来支撑家庭。所以赵五娘有着极强的利他主义精神, 她的自我牺牲使她完全没有自我, 她活着似乎就是为了丈夫和公婆, 就是“代夫行孝”,这就是她, 也是所有妇女的本分: 在赈济粮被抢,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想到了自杀,但是为了公婆,她又放弃了死的念头;她“糟糠自餍”、“祝发卖葬”,表明了她的善良坚毅,但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看不到她的自我意识,看不到她的作为“人”的感情。赵五娘对于丈夫和公婆,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而非感情,就像她自己说的:“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

相比较于赵五娘的单薄形象, 《西厢记》中的莺莺就丰满很多了。与青年男性私下结合,不愿服从父母安排的婚事, 大胆自由的追求爱情, 这与当时的社会道德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 也正是这样, 也更加可以看出剧作者王实甫创造这个人物是注入了真是的感情的, 是为了“真心”而创作的, 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的。崔莺莺这个少女形象, 就象是死气沉沉的社会伦理道德下, 一阵清新的风。她的言行是那么的自然, 那么符合她的性格和生活环境, 又是那么鲜活。王实甫沿袭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对于唐代元镇《莺莺传》的改动, 改去了张生“女人祸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 不妖其身, 必妖于人。”的错误思想。而对莺莺与张生的结合(尽管不合当时的礼法)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与赵五娘相比, 莺莺有着自己的感情, 她敢爱, 也敢于追求爱情。她是中国古典戏曲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追求婚姻自由、叛逆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与高明对赵五娘的塑造是为了教化不一样, 剧作家王实甫对于莺莺有着深切的同情和热诚的歌颂。莺莺不安于父亲安排的与郑恒的婚配, 即便在“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 非呼招不得辄入中堂”的严格的管教下, 她依然可以在佛殿上与张生一见倾心, 私下互相爱慕。当她在与张生最终成亲, 却又在次日因为张生被迫上京赶考而别离时, 她抒发了对于封建功利意识的极端不满, 她也叹:“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 妻荣夫贵, 但得一个并头莲, 煞强如状元及第。”她也叹:“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 你却休…金榜无各誓不归‟。”她更是称考试做官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是她对于远行的丈夫的不舍,是她对于功利思想的不屑, 是她争取自己幸福的不平之声。虽然王实甫最后仍旧让张生赴京赶考并高中而归, 但这并不是《琵琶记》中为蔡伯喈“忠孝两全”镀金的工具, 也没有宣扬男人必须考取官名, 女人必须辛苦持家的观念, 而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妥协:为了给莺莺最后的幸福,只能让张生中举归来——试问, 如果张生没有中举, 那么, 莺莺和张生的爱情之路还会是多么崎岖、多么艰险啊。从这里, 我们看出了剧作者的无可奈何, 看出了这种妥协之下的控诉: 张生考上了功名, 但普天之下又有多少才子佳人, 因为这门第, 这礼教, 而不能成眷属, 而被迫分离啊。在《琵琶记》第五出《南浦嘱别》中, 赵五娘也有一段表示不愿丈夫外出做官的话, 她说道:“六十日夫妻恩情断, 八十岁父母教谁看管”,她念着夫妻情不愿丈夫离别, 但她更念着为父母尽孝。这是一个标准的传统妇女, 为丈夫为公婆, 宁愿舍弃自己的幸福; 这也是古代文人理想中的女子:顺从丈夫, 顺从公婆, 给予他们爱而不计回报, 也不在乎自己的幸福。

相对于赵五娘形象的十全十美, 始终如一, 莺莺的形象却是有起有伏的。最初与张生私下暗暗爱慕, 本想等退了孙飞虎的兵之后可以正大光明的结合, 却又遭到了老夫人的阻挠, 美丽的梦幻被打破, 莺莺也经过“传简”——“赖简”——“赴约”这一系列波折, 终于完成了对自我的战争的胜利。莺莺是相国门第, 从小生活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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