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孙致礼看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观

从鲁迅孙致礼看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观

Lu xun and Sun zhili 's “Foreignization ”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Present China CAI Ji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AHNU，Wuhu Anhui，241003)

: Lu Xun and Sun Zhili are the leading figures of “foreignization ” though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 a ry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respectively, while there is scarcely the contractive study on them in translation field.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both concepts, and analyzing their inner relation and distinctions, a systematic elaboration about thei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an be provided, aiming at expounding clearly the special connotations of these two ideas.

文学翻译中，“异化”手法会令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并拉开读者和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延长他们的审美期待和过程，以增强其接受效果［1］。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率先提出

翻译“欧化”观点，对当时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随后却

遭到长久冷落和批判；本世纪初，孙致礼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

辅”的翻译策略，再次引发译界的热议和关注。作为两次异化思潮的

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各有特

色。

虽然译学界对两者关注颇多，但相关文献往往只是针对其一展开个体化研究。对这两者的翻译理念展开对比研究，将有助于阐明我国文学翻译异化观从现代到当代的演变，尤其是在概念、内涵和实质上的引申和发展。

从“传统直译”至“辩证异化” : 现当代异化概念的引申中国译介外国文学始于晚清时期。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志士感悟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于是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影响和教育民众的工具。但当时的文学翻译除了在语言上引进少量的外来词之外，基本上谈不上异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出现“欧化”（即异化）的主张[ 2]40。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鲁迅。

鲁迅是我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早在1903 年，他与周作人就开始携手从事文学翻译活动。针对当时翻译界盛行的对原文任意删削、颠倒、附议等做法，周氏兄弟批评其“任情删易，即为不诚”，认为翻译应“使益近于信达”，以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 3]1681913 年，鲁迅在为所译《艺术玩赏之教育》写的附记中，说明自己的翻译手法是“循字?译，庶不甚损原意。”[ 3]168 尽管当时鲁迅并没有明确使用“直译”这一术语来概括其译学主张，但在实践中该观点得到了充分体现。

1918 年，鲁迅和周作人在答复张寿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时，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直译思想，“我认为以后译本，……最好是

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 3]16920 年代后，鲁迅开始明确使用“直译”这一概念，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1924 年，在为所译《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他说到：“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 3]171 必须要指出的是，他提倡的“直译”强调尽可能贴近原作，再现原语形式，以矫正当时译界存在的“歪译”、“胡译”现象。可以说，在五四前后的十余年间，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已经萌现。

30 年代，鲁迅在与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论战中，对自己所倡导的“忠实直译观”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指出，硬译（直译）并非等同于“死译”，也非有意的“曲译”[3]292；

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还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继而可能会“同化”而“成为己有”[3]292；在没

有更好的替代选择情况下，应当坚持硬译。针对赵景深提出的“顺译”，鲁迅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认为“顺译”会导致翻译误入迷途。在“顺”和“信”的问题上，鲁迅强调“信” 是第一位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4]81 总

的来看，鲁迅所坚持的异化主要还是侧重于传统的直译，其着眼点基本上停留在语言层面上，而且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和对等。

在1935 年6 月发表的《“题未定”草• 二》中，鲁迅这样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

必须有异国情调……。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

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风姿……。”]3] 299他将翻译

比作“洋鬼子”，虽然看着不顺眼，可以给其换换衣裳，但却不能削鼻剜眼。再次可见，在归化与异化的问题上，鲁迅是倡导异化的。而且鲁迅这时或多或少已意识到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差异还要体现出文化的不同，但并未深究如何在直译基础上再现原作的文化特征。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下，“异化”思潮逐步兴起，并在文学界一度占据了上风。一些坚持异化原则的译者们如郭沫若，茅盾等将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词汇引进国内，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发展。此外，异化思潮的兴起还为中国引介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西方文学体裁。但此时的异化更多地表现为传统的直译，强调语言的“信”和形式的“欧化”，导致鲁迅的一些译作“诘屈枯涩”，“冗长而且费解” [ 3] 290，因而不断遭到批判，此外，其翻译主张还产生了不少负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尽管鲁迅的异化观不乏理论的洞见，在当时却未能得到译界的充分认可。甚至一些主张异化的人，如瞿秋白，也认为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原则是不科学的。30 年代后期，译坛兴起了“逆反应”的翻译策略，异化思潮渐归沉寂，归化再次成主导。

当代异化思潮的再度兴起是在80 年代之后。1987年，刘英凯率先提出了对归化法的批判，引发了学界关于“异化与归化”、“忠实与再创造”等问题的大讨论。90 年代末，随着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 ）的异化翻译理论传入国内，异化与归化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在这场学术争鸣中，当代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