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给

所谓“小秀野草堂”，最初不过是宣武门外上斜街的“小屋数间”。

康熙年间，江南文人顾嗣立jin京赶考时，赁住在这里。

顾嗣立（1665－1724），字侠君，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他出生于江南富裕的书香门第，但“少孤失学，年二十始学诗”。

以他的勤奋和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不久，他就“上自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以迄于今，诗家源流支派，略能言之”[1]（P.81）了。

出生于诗文风会极盛的江南的顾嗣立，早年在家乡就与其兄顾嗣协常举文酒之会，很有诗名。

他家境宽裕，专门建了一处草堂供自己读书之用，并取名为“秀野草堂”。

名字的出处是苏东坡的诗句“花竹秀而野”。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三十日，顾嗣立赴京师参加会试，住在宣武门外西上斜街。

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弟弟查嗣瑮为邻。

小屋周围，花木“萧疎可爱”，顾嗣立因之而起乡愁之思，倍加怀念自己在家乡所修建的“秀野草堂”。

为此，顾嗣立把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小秀野草堂”。

并请邻居查嗣瑮为其住处题署了“小秀野”之名，又请当时的鸿胪寺卿禹之鼎画了一幅《小秀野图》，然后自题绝句四首,[4]“诗传辇下，一时属而和者百余人”。

[5]顾嗣立将众人的和诗编为一集，是为《小秀野唱和诗》。

后来，当时著名的画家王原祁还仿《鸿庐草堂图》笔意，又为顾嗣立作过一幅《秀野草堂图》。

这一年的京师，云集着前来赴试的海内名士。

顾嗣立广为结纳，与当时名士“往来邸舍”，诗酒酬唱，半年之中“文酒留连无虚日”。

这段文苑佳话，使得“小秀野之名，亦遂传于都下”。

由此开始，就像宣南许多的名人宅邸那样，围绕“小秀野草堂”，渐渐有许多文苑的趣闻和诗坛的佳话汇聚和沉淀下来了。

“小秀野”之名始于此时，其后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它的名气越来越大，相关的轶事也越来越多。

首先是顾嗣立“素以文酒友朋为性命”[1] (P.97)的性情。

顾嗣立生长江南，受尽江南诗文风会的濡染，后又“浪游南北，遍访名儒故老”，故其性情兼具南人的秀逸与北人的豪放。

其笃于诗，豪于酒，擅风雅，好宾客，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海内论诗者，吴下盛推顾氏兄弟。

且称其尚结纳，广交游。

闾邱巷中，宾朋觞咏无虚日”。

[6]
与其好交游的名声相伴的，是顾嗣立的豪于饮。

在当时，顾嗣立就有“酒帝”之称。

其《四十生日自述诗》中有：“爱客常储千日酒，读书曾破万黄金”，是对他自己的实录。

康熙四十四年（1705），顾嗣立应召入四朝诗馆。

四朝诗馆设在当时有名的怡园，风景优美，在“拣选注册编纂之暇”，顾嗣立与一班趣味相投的文人雅士常有文酒之会，他“饮如长鲸，酒酣耳热，狂歌间作”，令见到他的人叹为“风流人豪”。

[7]
其次，“小秀野”的名气还与当时宣南的人文环境有关。

顾嗣立在京十年，居处屡迁，而大致范围不出宣南。

并且，顾嗣立无论住在哪里，都不改其秀野之名，这就使得顾嗣立后来在京的轶事都以“秀野”之名以传。

宣南本来士大夫居处密集，故舍南舍北，多有同调，宜其“载酒论文，刻烛赋诗”，引为“天涯知己”。

而四朝诗馆的同事诸公，又都是文人雅士。

“每逢花晨月夕，各出杖头，宴集怡园。

赋诗饮酒，率以为常”。

以顾嗣立这样的文人，当此环境，真是如鱼得水，其诗酒之豪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无怪乎在其自定年谱中，顾嗣立慨叹“文酒之会，友朋之聚，未有盛于此时者也”。

《四朝诗选》完成后，顾嗣立又与友人举“消夏诗会”，并且从此“每人轮值，周而复始，行之五六年。

”其风流文采可谓照耀一时。

顾嗣立本人也颇自信于影响一时风会的能力，竟然宣称“京华风韵，赖以不坠，实自余始也。

”[8]
如果仅仅是豪爽好客和酒量大，其实也还不足以令顾嗣立及其“小秀野草堂”得到如许大名。

顾嗣立另一足以使其留名百世的豪举，是他的荡尽家资，编选元诗。

从二十多岁开始，顾嗣立就与朋友一起留心收集元人诗集。

他取法的是元好问所编《中州集》和钱谦益所编的《列朝诗集》，此后又从当时著名的一些藏书楼和藏书家那里“借得元人文集百余种”，“朝夕编选不辍”。

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春三月，元百家诗集告成，当时的著名文人宋荦为之作序。

康熙三十九年（1700），顾嗣立访朱彝尊于其小长芦居处，借阅他所藏的元人小集，开始编辑元诗二集。

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元百家诗二集告成。

此后，顾嗣立又广搜博采，继续收集编选元人诗集，为之心力俱瘁。

吴下藏书家所藏的元人残编剩稿，已被他巨细无遗地搜罗殆遍。

应诏入都后，又得到“尽窥内府秘本”的机会，于是“手自抄撮，存诸行箧”
[9]。

后来，顾嗣立请假归里,又一路访求遗佚。

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收讨，当然是工夫不负有心人。

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顾嗣立又以元诗百家三集付梓。

这前后出版的元人三百家诗集，花去了顾嗣立近三十年的时间，并且家产也为之荡尽，所谓“读书曾破万黄金”即指此事。

顾嗣立穷半生之力和数万金家资编选元人诗集，既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学术工程，又颇具诗人的豪情与传奇色彩。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虽去取不必尽当，而网罗浩博，一一采自本书，具见崖略，非他家选本饾饤缀合者可比。

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

”[1 0]后人也叹赏顾嗣立的这一番豪举使得“元人之真面目至是乃出，一代才士之英华，不至与陈根宿草同归澌灭”，推许为“功在百世”。

[2](P.248)
顾嗣立编选元诗，固然是个人诗学趣味使然，但其背后，与康熙年间以浙派诗人为主的诗学“兼取宋诗”的风气有着一定的关系。

当时诗坛“学宋”之风，始于康熙初年，《四库全书总目·敬业堂集提要》即称:“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

至康熙十几年间，此风渐盛。

宋荦《漫堂说诗》中就说:“明自嘉隆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
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庋阁不行。

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

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

”[11]虽然说“专尚”太夸张了，但对宋诗的看重和取法的确是这一时期很惹人注目的现象。

而且曾有人指出：“今天下之诗喜为宋，渐且为元”。

[12]康熙朝开宋金元明四朝诗馆，编选四朝诗，不独出于清廷鼓吹休明，点缀升平的文化策略，也是当时某种诗坛风气有以致之。

顾嗣立与当时著名诗人朱彝尊、查慎行、宋荦等都有交往，朱彝尊持论虽不满宋诗，而被宋荦指为“高老生硬之致，正得涪翁三味”；查慎行则“以苏、陆之调，著名当时”。

[13]处此环境之中，眼界既开的顾嗣立对于元诗的情有独钟就不难理解了。

而数十年浸淫其中的结果，是顾嗣立对有元一代诗歌源流脉络的了如指掌，和对于元诗独出手眼的见解。

此外，在“小秀野草堂”和“宣南”之间，还有另一层很有意味的关系存在，这就是江南文人趣味在京师的移植。

在清初的宣南，存在着南北不同文化风气的交流和沟通。

当时的人文渊薮，本推江南，诗文学术，尤以江浙、安徽几省为盛。

大约三年一度，会有大批江南士子为参加科举考试北来，聚集于宣南。

这种士子云集的盛况，不可避免的把江南文人的趣味带入了京师
二、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
顾嗣立和“小秀野草堂”，在道光年间又一度成为宣南士大夫追忆的对象。

顾嗣立的玄孙顾元恺[14]于道光二年成进士，其在京师，尝以家传禹之鼎所绘《小秀野图》遍请京师名流题诗。

当时著名的“苏斋弟子”梁章钜诗集中就有《为顾杏楼工部题其先人顾侠君先生小秀野画卷禹鸿胪所作也》[15]，不过这些后人的题图诗大多散见于清人诗文集中，没有像当初的《小秀野唱和诗》那样收集在一起，因此不曾引起后人较多的关注。

而道光二十八年（1848）时，以治边疆史地著称的山西学者张穆不知从哪里得知顾嗣立曾于康熙三十五年住在上斜街的三忠祠内。

当时“小秀野草堂”早已易主，而三忠祠作为山西会馆，还有不少jin京赶考的山西士人居住。

张穆既然已“考得故址所在”，便请当时官居高位的诗坛盟主祁寯藻补题了“小秀野”匾额。

他们的密友，人称“清代书法第一”的何绍基，还特地以篆书题写了祁寯藻的诗句“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16]作为楹联��
祁寯藻的家，在下斜街四眼井，距上斜街三忠祠很近。

据何绍基说，祁寯藻所住的四眼井房屋，以前他的父亲、尚书何凌汉曾经住过，而祁寯藻家的客屋，就是何绍基当年读书的地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祁寯藻在此与程恩泽为邻[17]。

下斜街亦称槐树斜街，“旧时古树夹路”，每月逢三有市集。

康熙以来，“斜街花市”一直都是宣南士大夫流连之地和题咏对象[18]。

顾元恺在京师与祁寯藻、张穆、何绍基等人都颇有交游。

当他得知张穆、何绍基等人这一番追慕自己先人的举动后，非常高兴，所谓“喜先迹之未泯，觊雅风之不坠”[19]，因此特
地抄录了当年的《小秀野唱和诗》给张穆。

祁寯藻嘱张穆把这些唱和诗刻石，镶在三忠祠的墙壁间。

而祁寯藻本人的《题顾侠君先生小秀野图追次自题韵四首》[20]，也被刻石，置于《小秀野唱和诗》的后面，以“备乡祠掌故”。

在当时，祁寯藻有诗坛领袖之目，张穆和何绍基也都以道光朝士之隽有名于京师，他们的这番举动，无疑为“小秀野草堂”的流风遗韵增添了新的佳话。

不仅如此，以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张穆等为核心的汉学家圈子，在后来的很多文学史叙事中被称为“宋诗派”。

其实不论“宋诗”还是“派”，都不是当时的当事人自己的标榜和定位，而是后人在文学史中描述道咸诗坛时的追溯。

而循流溯源，实际上此后的文学史叙述，其主要依据都来自陈衍的《石遗室诗话》。

[21]而陈衍对于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描述，并将其作为晚清诗坛“同光体”的前身来追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其1907至1916年的十年京师生活，特别是1907至19 11年间居住在“小秀野草堂”的经历和见闻有关��
三、侠君秀野堂，今日石遗室
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陈衍离开了武昌张之洞幕府，以林赞虞之邀jin京，由学部任命在总务司审定科兼参事厅行走，并兼主京师大学堂经学讲席。

当时陈衍之妻萧道管患病，雅不欲陈衍入都。

而陈衍的理由是“京师友朋之多，花树之盛，文酒之乐，皆胜于四方”。

[3](P.1999)及入都，居宣武门外上斜街。

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顾嗣立旧居的“小秀野草堂”，只知道“绕屋老树扶疏”，有数百年之物。

当第二年，从袁励准[22]那里得知此为顾侠君先生旧居时，陈衍非常高兴，特作诗以纪其事。

[23]此诗一出，又引来“都下和者甚众”。

[3](P.2005)因当初何绍基所书楹联“草堂小秀野，花市下斜街”早已无存，沈瑜庆还特地书以为赠。

陈衍诗中提到“元诗大有因缘在”，因为顾嗣立选元诗三百家，陈衍也曾辑《元诗纪事》四十五卷，且欲有所赓续。

如果说这种巧合尚属一种无意的“因缘”，那么此后在此居住的四年，以及其后更长的日子里陈衍因此“因缘”而对与“小秀野草堂”有关的人和事的关注无疑就是有意为之的了。

这种关注有两种方式，一是招邀诗朋酒侣，接续草堂旧主诗酒唱和的传统，二是借阅读前人诗文著作追溯与此地相关的前辈风流。

陈衍与同人在“小秀野草堂”的唱和与宴集数见于《石遗室诗话》中。

如卷三记有“庚戌（1910）春，尧生、瘦唐、刚甫、毅夫、叔海、掞东诸同人，创为诗社。

”上巳日，陈衍与江叔海（瀚）为主人，集于天宁寺，晚饮于小秀野草堂。

胡铁华（琳章）诗有“秀野堂今属石遗，钩沉本事出元诗。

老逢上巳花经眼，客散禅天酒满卮”[4](P.48)句。

紧接着花朝后一日，陈衍又招鬯威、芷青、仲毅、次公、秋岳诸子“集小秀野寓庐小饮”，各赋五言律诗一首。

几乎每人都以“秀野”“斜街” [4](P.49)故实入诗。

卷四记有“庚戌十月五日，余招饮斜街寓庐，同集者杨昀谷、赵尧生、胡瘦唐、王书衡、马通伯、姚叔节、吴君遂、冒鹤亭、林畏庐。

” [4](P.57)陈子言（诗）诗“流风逾百年，佳处尚林樾。

侠君秀野堂，今日石遗室。

清流日骈罗，韵事未衰歇”句即此次宴集归后所题。

陈衍自己对此也颇引以为豪，称“余居京师数年，文酒之盛，不让昔贤。

” [4](P.579)
与此同时，在对与“小秀野草堂”有关的前辈风流的追溯中，陈衍又重新“发现”了程恩泽、
祁寯藻等人，进而将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追认为“同光体”的前身，并在此前的“三元说”之外，提出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这一富于创见的论诗主张。

[24]
陈衍在清末的同光体诗人圈子中，占有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位置。

这不仅因为他本人的诗学趣味、师友交游以及诗文造诣，更因为他的《石遗室诗话》在清末的诗论、诗话中，是无可争议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