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下碳关税影响的多区域CGE模拟

世界地理研究WORLD REGIONAL STUDIES第23卷第3期2014年9月Vol．23，No．3Sep ．，2014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下碳关税影响的多区域ＣＧＥ模拟丛晓男１，２，马翠萍３，王铮２，４（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２８；２．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３．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５；４．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０６２）摘要：碳关税是典型的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对全球各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与环境影响。

采用混合编程方式，开发了面向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全球多区域ＣＧＥ政策模拟器，并模拟了美国、欧盟对世界其他经济体征收碳关税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征收碳关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形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造成其总产出及贸易条件等指标的下降，其中，中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冲击最大，其矿产加工与冶金、塑料橡胶化工及矿产采掘等部门的产出下降严重，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受到的负面冲击最小。

同时也发现，欧盟从碳关税中的受益要大于美国，这成为其推行碳关税的重要驱动力。

在应对碳关税的国际谈判中，中、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最佳合作伙伴，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则不是。

此外，美国从碳关税中的受益并不明显，是中国有可能争取的合作对象。

关键词：地缘政治经济学；碳关税；ＣＧＥ；多区域中图分类号：Ｆ１１９．９文献标识码：Ａ１引言“地缘政治经济”（Ｇｅｏｐｏｌｉｎｏｍｉｃｓ）这一概念最早由Ｄｅｍｋｏ和Ｗｏｏｄ于１９９４年提出［１］，反映出冷战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过渡。

进入２１世纪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被称为“后地缘政治经济学”［２］或“新地缘政治经济学”［３，４］。

近年来，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出现了两个新态势，第一是问题尺度的全球化，地缘问题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区域发展水平成为除空间位置之外的另一个影响地缘问题的要素；第二是问题种类的多元化，资源匮乏、粮食安全、人口压力和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非领土、非生存空间竞争已经构成新时代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５］。

在气候保护的国际谈判中，发达国家要求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14.03.001丛晓男，马翠萍，等．地缘政治经济框架下碳关税影响的多区域ＣＧＥ模拟［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１４，２３（３）：１－１１ＣＯＮＧＸＮ，ＭＡＣＰ，ｅｔ．ａｌ．Ａ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ｕｎｄｅｒｇｅｏｐｏｌｉ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Ｗｏｒ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４，２３（３）：１－１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８；修订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２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气候变化经济过程的复杂性机制、新型ＩＡＭｓ与政策模拟平台研发”（２０１２ＣＢ９５５８０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国家经济安全的地缘政治经济研究”（Ｙ１０１１９１１０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地缘政治经济视角下碳关税问题的多区域ＣＧＥ模拟”（２０１３Ｍ５４１１１３）；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开放经济下碳排放转移路径与我国碳减排问题研究”（２０１３Ｍ５３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丛晓男（１９８２－），男，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计算经济学与政策模拟。

Ｅ－ｍａｉｌ：ｂｅｎ－ｃａｒｒｉｅ＠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王铮（１９５４－），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经济学。

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2世界地理研究23卷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并以征收边境调节税为手段进行调节，从而衍生出碳关税问题，该问题则集中体现了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的两个新态势，是一种全球尺度的、新涌现的问题。

碳关税问题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

多数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目的是迫使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接受其提出的方案并掌控气候谈判的主导权［６，７］。

由于碳关税政策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原则和ＷＴＯ的国民待遇原则［８，９］，中国学者普遍视碳关税为一种贸易壁垒，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１０，１１］。

由于ＷＴＯ对征收碳关税的规定不够明确，发达国家仍有可能规避现有约束并开征碳关税［１２］。

碳关税的开征势必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新的影响，并有可能成为全球气候保护合作的一大障碍，因此对碳关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学界普遍意识到碳关税问题的重要性，并从法理基础和影响评估两个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对于碳关税的应对策略研究，尤其是碳关税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与国际谈判的结盟策略研究，仍是一个研究盲区。

目前多数学者均将碳关税问题简单定位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在这一定位下模拟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区域的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环境影响，这一地缘认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从当前形势看，欧盟与美国是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碳关税压力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由于两者从碳关税中的获益程度不同，其实施碳关税的积极性也有所不同。

同样，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受碳关税负面冲击的大小不同，有些国家甚至被发达国家排除在征收对象之外，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对碳关税的抵制态度出现分化。

总之，在碳关税开征和抵制的过程中，各经济体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可能会形成一系列新的盟约关系，这表明碳关税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

如何辨识碳关税问题中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寻找与中国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集团，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１文献综述：碳关税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定量分析碳关税对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ＧＥ）作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建模方法，在碳关税政策的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模拟了五种碳关税征收方案对欧美等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何种碳关税征收，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积极的，而对进口的所有产品根据碳含量征收碳关税，与其他四种模拟政策而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１３］；鲍勤等基于２００７年数据构建了含有４个国外账户的中国ＣＧＥ系统，其模拟结果显示：碳关税将直接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进而对我国整个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但碳关税对环境改善的效果相对有限［１４］；朱永彬等基于２００７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开发了ＣＧＥ，模拟表明碳关税打击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总产出、贸易量等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且碳关税的减排效率很低［１５］；沈可挺等在２００２年数据基础上构建了ＣＧＥ模型测算了碳关税对中国工业生产、出口和就业的可能影响，其结果表明碳关税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并在长期内产生持续影响［１６］。

尽管以上ＣＧＥ系统取得了良好的模拟效果，但本文认为单区域ＣＧＥ系统在分析碳关税地缘问题上的不足是明显的。

第一，单区域ＣＧＥ系统无法对实施碳关税政策的国家进行甄别；第二，单区域模型基于小国假设，即本国出口品不影响世界价格的假设，这显然与真实世界存在差距，对于中国等出口大国而言尤其如此；第三，从地缘政治经济视角看，单区域ＣＧＥ3期系统无法描述世界经济体系的联动性，对经济、环境评价只能在单区域而非全球层次上得出。

因此，碳关税的模拟研究应在全球多区域的框架下充分考虑各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即应用全球多区域ＣＧＥ系统来模拟碳关税问题。

已有的工作有：Ｄｏｎｇ与Ｗｈａｌｌｅｙ基于２００６年数据，构建了包括中国、美国、欧盟、ＲＯＷ四区域的ＣＧＥ模型，模拟了按四个税率征收碳关税情况下，对各国两类产品（高耗能产品和非高耗能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１７］；林伯强等借鉴并发展了Ｄｏｎｇ与Ｗｈａｌｌｅｙ的模型，增加了巴西、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其模拟表明尽管碳关税降低了被征税国的排放量，但全球排放量难以大幅度减少［１８］。

这两个研究仅局限于２个部门，使得模型分析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黄凌云等基于２００１年的ＧＴＡＰ６数据库模拟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关税的征收将使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量急剧下降，产品竞争力减弱，ＧＤＰ下降［１９］，但其研究没有就征税方和被征税方设置更为复杂的情景，从而未触及碳关税问题的地缘特性。

鉴于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以下简称ＧＴＡＰ）的框架下［２０］，构建并开发了“面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政策模拟器”———Ｇｅｏｐ－ＣＧＥ。

该系统克服了单区域ＣＧＥ的小国假设，能够刻画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适用于碳关税的地缘影响的模拟研究。

２研究方法２．１方程体系模型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其基本假设包括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和国产品与进口品的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替代①。

模型采用宏观经济的全球闭合方式，而不是在各个区域层次上实现闭合，各区域间通过贸易进行关联。

系统的方程体系主要由账户会计关系和经济主体行为两部分构成，其中，账户会计关系主要包括家庭、政府、厂商、区域和全球部门的供需平衡，经济主体行为方程描述了包括厂商、区域部门、政府、家庭、投资和全球运输等部门在内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方程如下。

（１）厂商行为。

厂商购买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并向市场提供产成品。

厂商行为的最高层次是对最终投入与中间投入两者之间的复合，复合结果即为产出。

模型假定中间投入与最终投入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用常替代弹性（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简称ＣＥＳ）生产函数表示：ＱＯ（ｊ，ｒ）＝ＡＱＯ（δＱＶＡ（ｊ，ｒ）＊ＱＶＡ（ｊ，ｒ）－ρＱＯ（ｊ）＋δQ ＦＴ（ｊ，ｒ）＊ＱＦＴ（ｊ，ｒ）－ρＱＯ（ｊ））－１／ρＱＯ（ｊ）其中，ＱＯ（ｊ，ｒ）为区域ｒ的部门ｊ的产出，即中间投入与最终投入的复合量，ＡＱＯ＞０表示规模参数，δＱＶＡ（ｊ，ｒ）和δＱＦＴ（ｊ，ｒ）分别表示厂商ｊ所投入的原始投入和中间投入所占的份额，ρＱＯ（ｊ）为替代弹性参数。

ＱＶＡ（ｊ，ｒ）和ＱＦＴ（ｊ，ｒ）分别为ｊ部门所需的复合最终投入和复合中间投入，前者是对自然资源、土地、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共５种最终投入进行ＣＥＳ复合得到的，而不同中间投入由Ｌｅｏｎｔｉｅｆ生产函数复合，相互之间无法替代。

（２）政府行为。

政府对不同商品的购买采用Ｃ－Ｄ函数表示，即①Ａｍｉｎｇｔｏｎ假设承认进口品与国内同类产品间的异质性，二者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常替代弹性函数关系。

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生产方法，产品存在差异性，而完全替代夸大了外贸政策对本国价格体系和生产结构的作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