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的特征与当今借鉴

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的特征与当今借鉴作者：党李丹陶喜红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05期【摘要】从五四时期的新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到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来我国在国际报道中已取得了部分成就，但在掌握国际话语权中，仍受各种论调的掣肘。

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所体现的自主意识崛起下的采编队伍壮大化;时效性突破下的内容多样化和表达丰富化;新闻业务取得进步下的语言多变化及新闻矩阵社会化等重要特征都对当下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五四时期;新闻报道;国际新闻报道;国际话语五四前后，世界政局复杂多变，国内民族工业不断发展，通信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加大……使信息需求量急速上升，“仅1919年一年之内新创报刊就达400种之多”[1]，另一显著性特征就是国际新闻报道的增多。

这一时期，驻外采访活动勃兴，国际消息频繁见刊，报刊种类多样，社会功能逐渐凸显，这不仅为国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消息之窗，更为我国话语权自主意识的觉醒铺下了奠基之路。

在此之前，无论是林则徐的“采访夷情”还是严复的“通中外之故”，我国报界虽意识到了国际消息的重要性，但国际新闻的来源只是依赖于对西方报社、通讯社消息的翻译，加上当时政府对在华外刊的保护使得“中国对国际宣传方面必须完全仰外人之鼻息”[2]。

在此双重压力下，加上五四时期群众运动的“刚需”，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推动，民间团体的人力、资本支持及国内通信技术的变革等多重保障，五四时期的国际新闻报道具备了形成自我特色的可能性。

在人才组建上呈现出队伍扩大化、被动翻译转主动报道的倾向;在新闻价值探索上表现出时效性增强、内容多样、冷热新闻交替及受众意识觉醒等转向;在新闻业务上展现出语言精练化、表达标准化靠近国际化操作的水准;在其影响力上，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建有效的“新闻矩阵”，不仅是新闻人才（政、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华侨）的凝聚，更是各载体（报纸、期刊、学刊、手册）的融合，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向国内外传播中国形象、民主与科学及无产阶级党性。

回顾百年，这对当下“中国名片”的对外输出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研究五四时期的国际新闻报道特征并从中总结抽象出一般的国际传播规律，将能够更好地“以史为镜”，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提供借鉴。

国际新闻传播包括“一是把发生在外国的新闻事件报道给本国受众;二是对境外传播本国和世界新闻，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国际性新闻媒体从世界各地采制又向世界各地发送的新闻”[3]。

本文将以此为基点和框架，结合五四时期的历史现状，对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特征进行梳理。

民国前，我国报纸所记西方之事多源于翻译，民国后至五四前，“我国报纸之记载，曩只注重东亚一隅，所译欧洲消息，徒以充篇幅而已”[4]。

自五四起，驻外记者的采访活动在我国报界真正勃兴。

一方面表现为国际新闻主动报道意识的觉醒，一大批报社将视野从国内转向国外，开启了外派记者采访之路。

另一方面业界和学界“齐头并进”，共同培养了一大批有素养的外派记者，扩大了国际新闻报道的采编队伍。

20世纪初期，我国报刊已有了外采新闻的意识。

1909年，同在英国读书的杨笃生和章士钊就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方政党活动的情况，同年，孙中山流亡至伦敦，杨笃生还建议孙设立欧洲通讯社，孙也大为认可。

这一时期，报界虽认识到了主动外采新闻的重要性，但其驻外记者多为杨、章这样的留学生，并未有专门的业界人士担任。

1914年左右，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网络的形成及一战所带来的世界格局动荡，加速了信息需求和交换，“新创立的大通讯社派驻通讯员和记者在世界各地追踪着最有震撼力的国际新闻”[5]，民国六年至七年，“国内各大报纸竞相加强国际新闻的报道，派遣驻外的记者与日俱增”[6]，以致“自山东问题起，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7]。

1918年12月，时任《大公报》主编的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国记者身份被派往法国报道巴黎和会，同时参与巴黎和会的胡霖、梁启超也常将和会消息传至国内，和会期间，梁启超所传出的大量消息被《晨报》和《时事新报》刊登。

除此之外，在巴黎设有分社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一个将和会关于不直接归还青岛的消息电传给国内各报馆”[8]。

消息传至国内，引起一片哗然，最终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自此新民主革命兴起。

《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评论此次学生运动及全国抵制日货行为皆为报纸活动的结果。

1920年梁启超回国，深觉国内报纸向外派驻记者的重要性，在其帮助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决定联合出资，选派16名特派记者、通讯员前往欧美各国进行新闻采访。

是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又议决组织了国际通讯社，选派有经验的特派员赴欧美，同时联合当地留学生共同报道国际新闻。

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凡与华会有关系之公共机关，无不有新闻记者之足迹”[9]，他们向各国代表团索取消息发至国内，使得国人能够及时了解时局，发起一系列群众运动，对于拒签有着不可轻估的作用，同时也向各国证明了中国各团体之间的团结一致。

当时，英国的半官方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烈要求废除英日联盟，其中包括“对于日本无理的二十一条的反对”“对于山东问题为中国辩护”[10]等。

从五四运动初期的国人掌握主动采访国际新闻报道权到五四末期國人走出国门向外媒宣传中国革命，这一时期的国际新闻呈现出从“被动的主动”觉醒转向“主动需求”的特征。

这样的内外联合不仅生产了一批符合我国读者阅读习惯的作品，延伸了其感官，更使社会各界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获取解放的胜利，同时也使海外国家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强大和进步。

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人们对“科学”与“民主”的向往之门，加上此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催生的共产主义使得国内政界人士、知识分子及青年开始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国际局势，一时间，“报纸与杂志均以大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11]，国际信息需求不断增长，各大报社也将此看作是商业竞争中的法宝，竞相向外派遣记者。

除《晨报》和《时事新报》外派记者外，《申报》在巴黎、纽约、伦敦等也聘请专职或兼职通讯员，上海《商报》也曾向外派遣记者，采访国际新闻[12]，除此之外，部分报纸还请留学生、在外知识分子等当通讯员（约每文十元），为其采写国外消息。

如周恩来曾在赴欧留学前与《益世报》商定成为其驻欧记者，自1921年至1922年，周恩来向《益世报》供稿56篇，其稿件如《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及英国的罢工系列文章等，向国人详细介绍了欧洲政治形势及旅欧华人的生活状况。

同样，被《晨报》派往苏俄去的瞿秋白自1921年初到1922年底，在苏俄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向国内送回35篇旅俄通讯，加深了国内对十月革命及共产主义的认识。

除此之外，其他报纸如《每周评论》在1919年连续23期，从第12期至34期刊登了一位名叫“明生”①记者的旅欧特别通讯，而这位记者正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特约的。

各大报刊不仅通过外派记者、向各留学生抛“橄榄枝”等方式扩大采编队伍，其报社自身的编辑及名记者就有曾在国外生活学习过的，如徐宝璜（留美）、邵飘萍（留日）、吴定九（留日）等。

此外，报刊社本身还有着较多的外力资源来扩大新闻来源。

广大的新闻源加上经验丰富的记者打破了报社作为新闻人才“养成所”的传统模式，最终推向我国新闻学的学术化、标准化及专业化发展。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自此拉开我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从美国学成而归的徐宝璜和接受日式新闻经验的邵飘萍将“美国新闻传播模式”在国内推开，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到由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发起创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再到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我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步入正轨。

在校学生除需要学习中国政治文化外，还需学习外文（英文、日文、俄文等）、外交史、国际公法、英文新闻学原著等，圣约翰大学报系甚至沿袭密苏里课程和课本，采用英文授课，美国人卜惠廉（W.A.S.Pott）、毕德生（D.D.Patterson）、得武道（M.E.Votau）都在该校任职。

同时，美英等国的知名记者、学者亦受邀在我国讲学，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曾在五四前后三次访华授课。

除注重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当时学校还非常注重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一是大部分授课老师都是由业界老师担任，二是根据学校教务安排学生出版报纸或在报馆实习。

如由燕京大学的燕京通讯社，就将该校师生共同采写的新闻（初期仅出英文稿件）供给国内各大报社及东京、纽约等。

由业界和学界共同推动的国际报道新闻人才的培养，最终促成了1921年中国人第一次于檀香山出席国际新闻界会议，会上我国记者史量才、黄宪昭被公推为世界报界大会副会长。

我国国际报道新闻人才完成了从少到多，从临时到常驻，从业余到专业的体系化转变。

在完成国际新闻报道专业化的道路上，无论是报界还是学界都在新闻实践中展开了对新闻价值的探索。

这于内一是表现在各报界团体对国际新闻在外交中所体现的重要性的认知，如民国时期的三次重要报界团体会议②均将对外宣传和加入国际新闻协会列在决议方案中;二是体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企业化竞争产生国际新闻报道的增多，《申报》老板史量才提出的“确、速、博”[13]为重要见证。

于外表现在追求新闻自由和平衡以呼唤和平、减少误解的重要使命，如世界报界大会中我方代表提出国际新闻报道对和平的重要影响及由我方掌握国际新闻报道自由之必要。

我国报界对于国际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价值认知不仅存在于认知，更在逐渐摸索中转化为现实渐变。

如国际新闻报道时效性的突破，创作体裁的丰富，内容多样化的转变，冷热新闻的交替及贴近读者生活的互动等。

新闻和信息是分不开的，而信息的传播又离不开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交通、邮电、印刷等）的发展，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的增多除受国际形势多变和国内广泛爱国群众运动的催生外，通信设施的发展对其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技术保障。

在信息传输灵便的情况下，电讯消息、长篇通讯、国际消息专栏及时事述评等多种沟通方式不断碰撞，从而产生了丰富的新闻体裁。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境内铁路已有万余公里，加上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发展使邮政范围不断扩大，也加速了各大报社的业务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同时国内电报线路的不断完善和电报费用的降低（“新闻电每字只三分”[14]甚至更便宜），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得以加强，国内外信息交换速度快速提升，新闻时效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

海量信息和报社的激烈竞争还带来了印刷技术和投递次数的变更，《申报》曾记载了五四前后世界新闻协会会长威廉参观其报社时的状况：一小时4.8万张的印数让威廉称赞其水平“在世界大报中亦占一位置”[15]。

在巴黎和會展开之际，国内各大城市也大大增加了邮件投递次数，如北京从1919年4月1日起，每天早6点到晚8点将邮件投递次数增加至1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