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的理论依据与影响因素分析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的理论依据与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发达国家100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瓦格纳法则的正确性：即

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因而瓦格纳法则成为广为引用的分析财政支出增长的最为经典的分析；皮科克和威斯曼强调财政支出的增长呈现出一种阶梯增长的特点，而战争之类的社会剧变是财政支出步上新台阶的主要因素；马斯格雷夫在瓦格纳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假说，即财政支出的增长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政党竞争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而言，梅尔泽和理查德的分析证实了更大的不平等程度是导致财政支出日益增长的原因；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具有本身的特殊性，本文对影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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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1.瓦格纳法则

20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国财政支出比率总的趋势是上升的，针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最先提出财政支出扩张论，他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之为“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瓦格纳法则可以表述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瓦格纳的结论是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他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做了考察，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扩张及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此外，瓦格纳把对于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即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些项目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将会快于GDP的增长。

2.皮科克(Peacock)和威斯曼(Wiseman)的内外因素论

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威斯曼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英国1890年以后的财政支出历史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提出了导致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在因素是指公民可以忍受的税收水平的提高。政府在决定预算支出规模时，应该考虑公民的赋税承受能力，公民所容忍的税收水平是财政支出规模的约束条件。财政支出增长的外部因素是指社会动荡（比如战争）对财政支出造成的压力，即危机时期私人部门无法解决战争、饥饿、经济危机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公共支出代替私人支出，公共支出增加。但在危机时期过去以后，公共支出并不会退回到先前的水平，战后会积累大量的债务，公共支出会持续较高水平，所以，每一次较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都会导致财政支出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这种财政支出上升的规律也称“更替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

3.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罗斯托（Walt.Whitman.Rostow）的经济成长阶

段论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用经济成长阶段论来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公共部门为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基础设施等投资,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处于早期阶段的国家进入“起飞”以致进入发展的中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在发展的中期阶段，政府投资还应继续进行，但这时政府投资将逐步转换为对私人投资的补充;经济发展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且这方面支出的增长将大大超过其他方面支出的增长速度也会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4.梅尔泽(Meltzer)和理查德(Richard)的分析

梅尔泽和理查德(1981)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给出了对于公共支出增长的一种分析。假定所有政府活动都是再分配性质的，政府运用比例税筹集财政收入，并对个人进行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税率，纵轴表示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设转移支付的规模为tYa，t为税率；Ya为人均收入。假定越过t*点，税收的负激励效应将导致工作时间的减少和人均收入的减少。假定税率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劣等品，越少越好；而转移支付则是一种正常品，越多越好，可推知个人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无差异曲线形如图中的Ⅰ或Ⅱ。再假定人口中的能力分布是变化的，能力低的人收入低，税收也低，因而得到的转移支付相对较高；高能力的人的无差异曲线较为陡峭，如曲线Ⅰ；而低能力的人的无差异曲线则较为平坦，如曲线Ⅱ；而对于一些不工作的人，税率的作用已变为中性，因而无差异曲线将变为Ⅲ，即税率高低不会对其福利水平有任何影响，有影响的是转移支付的大小。为运用该模型进行分析，还需存在日益增加的投票权，梅尔泽和理查德发现，过去两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投票权的扩张，这通常意味着参与政治过程的低收入（或能力）个人的增加，因此中间投票人的无差异曲线会变得更平坦，如曲线Ⅱ，极端情况下是曲线Ⅲ。图中从点1到点2至点3的移动，表明了投票权扩大对于公共支出增长的影响。

梅尔泽和理查德的分析暗含着一种判断，更大的不平等程度是导致公共支出日益增长的原因，因而伴随着投票权的扩大，政治过程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也随着扩大了。

二、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分析

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不论是从绝对规模来看还是从相对比率来看，都呈现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对稳定。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有本身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总的趋势是波折上升的曲线，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发展变化却是特殊的,1995年以前一路下滑，1996年停止下滑，1997年开始回升。这种变化趋势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征,如图2所示: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的过高、统的过死，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就必然较

高。改革开放不可避免要经历一个放权让利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财政支出下降，同时导致财政支出增长弹性和增长边际倾向的下降(见表）。

然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逐年下滑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旦经济体制跨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和GDP的增长，经济下滑必然停止并且回升，我国财政支出增长弹性系数和边际倾向及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1996年停止下降，1997年开始回升。1998年～2002年回升速度较快，2003年以后趋于平稳上升。

三、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性因素。尽管经济体制改革是导致财政支出比率下降的直接因素，但却是一个外生因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和GDP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不断加快。我国财政支出比率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税收限制，即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因此，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是阻止财政支出增长率下滑趋势的经济手段之一。而现阶段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求在一段时期内仍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行政效率也对财政支出规模有影响，一般来说，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权的联邦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低一些。而行政效率则表现为，若一国的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社会性因素（包括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及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例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失业和贫困救济、生态保护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就大，以上问题对财政支出不断提出新的需求，构成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政治决策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方法运用到政治决策过程，深入研究政府决策程序和选择制度，寻求财政决策的最佳途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和形成的，所以政治决策程序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寻求我国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规律，必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制度，实行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推进依法行政，最终形成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五版

[2]刘宇飞:当代西方财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3]邓子基王开国张馨:财政支出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4]丛树海:财政支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