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质量的时序变化和地区异质性分析

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3期·总第567期
摘要：人口质量状态的量化是人口质量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文章从人口质量分析框架
出发，在具有清晰外延和准确内涵的人口质量定义基础上构建出由3个维度9个基础指标构成的测度人口质量的指数；研究过程中通过均值法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及测度1990—2016年中国总体层面及区域层面的人口质量指数值。

结果显示：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总体层面人口质量水平呈现逐步上升态势，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对人口质量指数有正向作用，但思想道德素质对人口质量指数有负向作用；中国区域层面各省份人口质量水平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各地区之间的人口质量水平却存在很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质量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关键词：人口质量；人口质量指数；熵值法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21）03-0076-05
中国人口质量的时序变化和地区异质性分析
曹献雨1，睢党臣2
（1.西安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安710100；2.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西安710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BSH131）
作者简介：曹献雨（1982—），女，河南原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史和公共经济。

睢党臣（1963—），男，陕西临潼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0引言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7%，数量已达到2.3亿[1]，
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人口年龄机会窗口”关闭，如果要继续发挥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必须充分挖掘可以累积、可以叠加、可以
递进、更具持久性的“人口质量红利”[2]。

提升人口质量是
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升人口质量，可以通过外部效应、知识外溢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促进效率提升、动力转换及结构优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质量发生了较大变化，要促进人口转型，有必要对以下问题作出解答：人口转型期间，中国整体人口质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地区间人口质量的变动趋势如何？是呈现一致的变化还是存在较大异质性？这不仅有助于观察和把握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口质量的现实状况，还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人口质量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口质量的测度是人口质量分析中的重要内容，是人口质量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

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人口质量结构中的某一方面或两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人口质量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的文章较少，仅有的一些文献还存在以下局限：其一，缺乏对中国及各地区人口质量状态的全面测度，以往的研究要么研究国家整
体，要么研究某个省份，研究时间跨度也较短，不能反映人
口质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其二，指标构建中缺乏道德质量相关指标，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协调的问题，必须重视道德质量在人口质量中的作用；其三，指标权重要么采用等权重法，要么是主观赋值的方法，对数据自身的特性考虑较少。

基于此，本文从人口质量分析框架出发，在具有清晰外延和准确内涵的人口质量定义基础上构建测度人口质量的指数，采用熵值法以避免权重确定的简单化和主观性，对中国以及各省份1990—2016年的人口质量水平进行度量并作出评价。

1人口质量测度的理论与方法1.1
人口质量的理论界定
关于人口质量的内涵，穆光宗（1989）指出人口质量是指人口本质的综合性素养和能力，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三个方面。

《人口学辞典》中认为:“人口学所讲的人口质量，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人口科学词典》中指出：“人口质量，亦称人口素质。

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的发展水平，总是体现为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一般包括
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方面的内容”[3]。

关于人口质量的外延，一直存在“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二要素”论认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难以量化，在研究中常常假定是既定的，但这种假定违反了内涵与
统计观察
DOI:10.13546/ki.tjyjc.2021.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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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保持一致的原则，既然人口质量的内涵认为人口质量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的道德素质，即人生观、道德观、道德品质和传统习惯就应该包含在人口质量的外延中[3]，缺乏道德素质相关指标的人口质量水平测度是不足以反映人口质量现实情况的，对分析人口质量的社会经济文化效应是极其不利的。

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曾指出：“道德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财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充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马克斯·韦伯提出伦理道德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支持性资本”，弗里德曼认为“社会的伦理道德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国内部分学者也认为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4]。

尤其是经济转型阶段，要实现人民生活幸福，更不应该把思想道德因素摒除在外，因此本文在人口质量指数构建过程中，将在“三要素”的外延界定框架下，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按照指标全面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人口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1.2人口质量的测度方法
国际上通常采用PQLI、ASHA、HDI指数进行人口质量的衡量，PQLI指数由三个指标组成，即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该指数指标等权重，而且仅反映了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再加上用成人识字率反映科学文化素质，其适用的国家受到很大限制；ASHA指数由六个指标组成，包括就业率、识字率、平均预期寿命、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该指数指标等权重，而且就业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本身并不反映人口质量，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状况，识字率这个指标不能很好反映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也没有反映其中；HDI指数由三个指标组成，即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人均GDP，其不能全面反映人口质量状况，且三个指标高度正相关，在计算过程中关于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选取上缺乏相应理论依据[5]。

国内关于人口质量的衡量有的直接依据PQ-LI、ASHA、HDI等指数，有的对PQLI、ASHA、HDI等指数进行了改进[6]。

基于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拟选择熵值法对人口质量进行测度，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其根据指标离散程度的大小赋予权重，精确度和可信度较高，将各指标值与对应的权重相乘再求和即可得到待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熵值法还能得到各维度的评价值，评价方法简单、易于操作、实践意义较强。

2中国人口质量的评价：总体角度的分析
2.1人口质量指数的构建
本文从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维度构建人口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人口质量的主要内容进行反映，详见表1。

表1人口质量指数构成
目标
人
口
质
量
一级指标
身体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
二级指标
平均预期寿命
粗死亡率
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
文盲率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每万人财政教育经费支出
每万人逮捕人数
每万人起诉人数
计量单位
岁
‰
人
年
%
人
元
人
人
属性
＋
-
+
＋
-
＋
＋
-
-身体素质指的是人们身体发育的健全程度、营养状况和耐力的持久状况，本文在借鉴许燕和屈云龙（2011）[7]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平均预期寿命、粗死亡率、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作为身体素质水平的测度指标，这些指标不仅集结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还经过了隶属度分析、鉴别力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科学性与合理性较强。

科学文化素质指的是人们的智能，包括经过开发的智力，即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以及通过生产劳动积累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等。

与身体素质指标选择依据一致，拟选择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每万人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作为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的测度指标。

思想道德素质指的是人们的道德意识状态，包括人生观、道德观、道德品质和传统习惯。

衡量道德的标准较为多样，但犯罪率则较为客观[8]，具体以每万人逮捕人数和每万人起诉人数来衡量。

2.2人口质量指数的计算
2.2.1数据来源和数据预处理
全国人口质量指数计算过程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中国法律年鉴》。

1990年至今，官方统计年鉴中只能够收集平均预期寿命1990年、1996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数据，1995年数据需按照刘生龙等（2012）[9]的做法将1990年和2000年数值进行平均，为保持一致性，粗死亡率、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每万人逮捕人数和每万人起诉人数等指标均只选择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等代表年度取值，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按照（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6+高中*12+大专及以上*16）/六岁以上抽样总人口的方法计算而得，每万人财政教育经费支出所缺失的数据则通过建立回归方程的方法，运用已知年度数据进行估算。

表1中各基础指标的属性是不同的，要正确反映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就需要对逆向指标进行倒数化处理使其正向化；由于人口质量指数的各个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需要在使用熵值法之前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选择均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既消除了量纲差异，还可以保留各指标变异程度的信息，具体做法是将正向化后的各个指标数据除以对应指标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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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基础指标权重的确定
熵值法通过数据本身的信息计算各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计算第i年第j项指标的比重：P
ij =X
ij
/å
i=1
n
X
ij。

其
中，X
ij
指的是预处理后的指标数据。

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e
j =-1
ln(n)
å
i=1
n
p
ij
ln p
ij。

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
j =1-e
j
，差异性系数越
大，指标越重要，权重就越大。

第j项指标的权重：w
j =
g
j
å
j=1
m
g
j。

将待评价对象预处理后的指标数据与指标权重相乘，分值越大，待评价对象的评价值越高。

采用熵值法将1990—2016年代表性年度预处理后的人口质量指标数值进行计算，得出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各基础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及相应权重
人口质量一级指标
身体素质
科学文化
素质
思想道德
素质
二级指标
平均预期寿命
粗死亡率
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
文盲率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
每万人财政教育经费支出
每万人逮捕人数
每万人起诉人数
差异性
系数
0.000386
0.000440
0.011340
0.004705
0.089414
0.173051
0.316227
0.019178
0.003796
二级指标
权重（%）
0.06
0.07
1.83
0.76
14.46
27.98
51.13
3.10
0.61
一级指标
权重（%）
1.96
94.33
3.71由表2可见，科学文化素质在人口质量指数的权重最
高，为94.33%，这意味着1990—2016年中国人口质量的变化更多的体现在科学文化素质这一维度上，思想道德素质的权重次之，为3.71%，身体素质的权重最小，为1.96%，这意味着1990—2016年中国人口质量的变化并没有充分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中显现。

2.2.31990—2016年中国人口质量的测度结果
根据表2中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可求得人口质量指数中身体素质维度、科学文化素质维度及思想道德素质维度的指数值，也可求得人口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值，测度结果如表3所示。

表31990—2016年各代表年度人口质量指数测度结果
年份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身体素质
0.016868
0.017522
0.017729
0.017134
0.021116
0.027647
科学文化素质
0.141581
0.234687
0.420216
0.776904
1.642038
2.443712
思想道德素质
0.04358
0.049117
0.043326
0.032929
0.028508
0.025386
人口质量指数
0.202029
0.301326
0.481271
0.826967
1.691662
2.496745
由表3可见，自1990年以来，中国总体层面的人口质量水平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人口质量指数与科学文化素质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人口转型过程中
人口质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方面。

1990—2016年人口质量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所带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已经处于非常好的状态，其只是相对于原有的基础水平取得了较大进步，科学文化素质综合评价值就是其体现。

身体素质提高是人口质量水平提高的另一个因素，其在1990—2016年也基本处于上升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道德指数值自1995年后一直处于缓慢下降的态势，可能是因为：第一是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道德考验；第二是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所带来的道德监督水平提升和市场维护效率增强。

随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不断缩小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加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以逐步解决，中国的思想道德水平将会扭转以往趋势，呈现上升态势。

3中国人口质量的评价与分析
为了能够对中国人口质量水平进行更加准确的判断，本文按照由总体到个体、由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思路，在中国人口质量总体分析的基础上从区域视角对各省人口质量进行考察。

区域人口质量指数的构建与中国人口指数构建保持一致。

3.1区域人口质量指数测度的数据说明
区域人口质量指数测度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年鉴》及《中国检查年鉴》，2015年各省平均预期寿命相关数据来源于周脉耕等（2016）[10]的研究成果。

由于西藏数据资料不全及重庆于1997年才成立，为保持数据与逻辑的一致性，在研究过程中，将重庆数据合并到四川省进行统计，数据共涉及29个省份（不含重庆、西藏和港澳台）。

1990年至今，官方统计年鉴中只提供各省1990年、2000年及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1995年平均预期寿命按照刘生龙等（2012）[9]的做法将1990年和2000年数值进行平均，2005年平均预期寿命将2000年数值和2010年数值进行平均，2015年平均预期寿命来源于周脉耕等（2016）[10]的研究成果。

为保持一致性，其他指标均只选择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等代表年度取值。

各省粗死亡率1990年、1995年及2000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2010年及2015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1990年、1995年、2000年及2005年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年及2015年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年末人口数计算而得，卫生技术人员数为保持与其他研究年份的一致性，仅包括执业（助理）医师数。

各省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方法不变，除普查年度外，其他年份数据均使用抽样数据。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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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000年、2005年及2010年各省文盲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5年文盲率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1990年、1995年、2000年及2005年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年及2015年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各地区年末人口数计算而得。

1990年及1995年各省每万人财政教育经费支出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年鉴》，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5年数据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各地区年末人口数计算而得。

各省每万人起诉人数与每万人逮捕人数来源于《中国检查年鉴》，缺失数据借鉴刘生龙等（2012）[9]的做法而得。

3.2中国区域人口质量的测度结果
与中国总体人口质量的测度方法相同，在研究过程中对所有逆指标进行倒数化处理使其正向化，并通过均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熵值法求得中国各省的人口质量指数值，各省代表性年份的人口质量指数变化趋势及其排名情况如表4、表5所示。

表41990—2016年代表性年份各省份人口质量指数测度结果
省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990
0.370
0.295
0.232
0.221
0.297
0.205
0.286
0.198
0.304
0.252
0.630
0.202
0.315
0.200
0.244
0.188
0.218
0.223
0.307
0.196
0.338
0.225
0.215
0.194
0.216
0.217
0.441
0.405
0.327
1995
0.464
0.388
0.334
0.319
0.396
0.308
0.382
0.299
0.401
0.356
0.751
0.301
0.421
0.301
0.344
0.285
0.319
0.325
0.410
0.294
0.423
0.325
0.311
0.292
0.317
0.312
0.524
0.483
0.427
2000
0.631
0.555
0.525
0.505
0.547
0.518
0.567
0.512
0.567
0.517
0.779
0.474
0.605
0.486
0.504
0.464
0.492
0.511
0.576
0.480
0.565
0.487
0.470
0.487
0.499
0.483
0.623
0.610
0.589
2005
0.808
0.788
0.838
0.832
0.835
0.805
0.843
0.833
0.755
0.819
0.859
0.849
0.798
0.820
0.851
0.855
0.832
0.828
0.844
0.847
0.865
0.838
0.834
0.848
0.811
0.832
0.805
0.834
0.796
2010
1.592
1.621
1.701
1.693
1.602
1.741
1.648
1.749
1.614
1.642
1.278
1.682
1.650
1.702
1.644
1.698
1.675
1.694
1.629
1.706
1.563
1.654
1.650
1.720
1.690
1.667
1.439
1.499
1.604
2015
2.135
2.353
2.371
2.430
2.323
2.423
2.275
2.409
2.359
2.413
1.703
2.491
2.210
2.491
2.412
2.510
2.464
2.419
2.235
2.477
2.246
2.470
2.521
2.459
2.467
2.489
2.168
2.169
2.257
表4呈现了各省份代表性年份的人口质量指数值变化情况。

总体来看，1990年以来各省份的人口质量水平与中国总体趋势较为一致，皆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从区域视角来看，各省份之间的人口质量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表51990—2016年代表性年份各省份人口质量指数排名及排名变化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1990
4
11
15
18
10
23
12
26
9
13
1
24
7
25
14
29
19
17
8
27
5
16
22
28
21
20
2
3
6
1995
3(1)
11(0)
15(0)
19(-1)
11(-1)
23(0)
12(0)
26(0)
9(0)
13(0)
1(0)
24(0)
6(11)
25(0)
14(0)
29(0)
18(1)
17(0)
7(1)
27(0)
5(0)
16(0)
22(0)
28(0)
20(1)
21(-1)
2(0)
8(-5)
4(2)
2000
2(1)
10(1)
12(3)
17(2)
11(0)
13(10)
8(4)
15(11)
7(2)
14(-1)
1(0)
26(-2)
4(2)
23(2)
18(-4)
28(1)
20(-2)
16(1)
6(1)
25(2)
9(-4)
21(-5)
27(-5)
22(6)
19(1)
24(-3)
3(-1)
29(-21)
5(-1)
2005
22(-20)
27(-17)
10(2)
16(1)
12(-1)
23(-10)
10(-2)
14(1)
28(-21)
20(-6)
2(-1)
5(21)
25(-21)
19(4)
4(14)
3(25)
17(3)
18(-2)
8(-2)
7(18)
1(8)
11(10)
13(14)
6(16)
21(-2)
15(9)
24(-21)
29(0)
26(-21)
2010
25(-3)
21(6)
6(4)
9(7)
24(-12)
2(21)
17(-7)
1(13)
22(6)
19(1)
28(-26)
11(-6)
15(10)
5(14)
18(-14)
7(-4)
12(5)
8(10)
20(-12)
4(3)
26(-25)
14(-3)
16(-3)
3(3)
10(11)
13(2)
27(-3)
29(0)
23(3)
2015
27(-2)
19(2)
17(-11)
11(-2)
20(4)
12(-10)
21(-4)
16(-15)
18(4)
14(5)
28(0)
3(8)
25(-10)
4(1)
15(3)
2(5)
9(3)
13(-5)
24(-4)
6(-2)
23(3)
7(7)
1(15)
10(-7)
8(2)
5(8)
26(-1)
29(0)
22(1)注：表中括号中的值是各省份人口质量指数的排名变化，且排名变化是相对于表中相邻年份的变化而非针对基期年1990年。

表5列出了各省份代表性年份人口质量指数的排名及变化情况。

由此可见，人口结构红利初始显现的时间是1990年，人口质量较高的省份较多集中于东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省份的人口质量指数排名大多处于靠后的位置。

1990—2015年各省份人口质量指数值的排名变动很大。

2015年人口质量水平较高的省份较多集中于中部地区，东部省份人口质量水平比起1990年排名明显下降，西部省份人口质量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特征。

探究排名变化原因，一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针对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二是因为1990年以后在人口结构红利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经济优先发展起来，东部地区对教育的重视度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讲有所下降。

本文进一步通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来反映中国人口质量的差异问题，下页表6是1990—2017年各代表性年份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的计算结果。

如果
Q
i
代表地区的人口质量指数值，EQ为各地区人口质量指数值的平均值，ELQ代表各地区人口质量对数值的均值，N 表示地区个数，S表示标准差，则变异系数CV、基尼系数G 和σ系数的计算公式为CV=S/EQ G=1+1/N-2/N2EQ
(Q
1
+2Q
2
+3Q
3
+ +nQ
n
)，并满足Q
1
³Q
2
³Q
3
³ ³Q
n
σ=å()
Q
i
-EQ2/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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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3期·总第567期
表6代表性年份人口质量的差异
变异系数基尼系数σ系数
1990
0.34356
1.03440
0.09431
1995
0.25454
1.03444
0.09490
2000
0.12291
1.03446
0.06623
2005
0.02874
1.03447
0.02379
2010
0.05778
1.03448
0.09454
2015
0.07071
1.03448
0.16616
由表6可以看出，用变异系数和σ系数表示的中国1990—2016年各代表年份29个省份人口质量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是相似的，仅存在略微的差异。

1990—2005年，用变异系数和σ系数表示的中国人口质量差距呈现持续缩小态势，而基尼系数则显示这一时期各地区人口质量的差异是略微扩大的。

2005年后，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均显示中国地区人口质量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4结论
在现有人口质量问题的研究中，缺乏人口质量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分析，且定性分析中只注重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对道德素质关注度不够，本文从人口质量分析框架出发，在具有清晰外延和准确内涵的人口质量定义基础上构建人口质量指数，使用均值化方法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1990年以来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总体以及各省份人口质量状态进行量化考察。

本文结论如下：（1）在总体层面上，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质量水平呈现逐步上升态势，人口质量变化主要体现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身体素质提高是人口质量水平提高的另一个因素，但思想道德对人口质量指数的作用是负向的。

（2）在区域层面上，1990年以来，中国各省份的人口质量水平都呈现上升态势，与总体层面保持一致，但是各省份之间人口质量的绝对水平与变动幅度呈现较大差异，在1990年，即人口红利初期，较高人口质量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西部和中部地区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份人口质量的绝对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东部省份上升的幅度则开始落后于中部省份和部分西部省份，近年来人口质量水平较高的省份集中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还有一部分西部省份也处于人口质量较低的水平。

通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σ系数的计算发现，中国2005年以后的地区人口质量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参考文献：
[1]睢党臣,曹献雨.芬兰精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经
济纵横,2018，(6).
[2]杨成钢.人口质量红利、产业转型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J].
东岳论丛,2018,39(1).
[3]吴忠观.人口科学辞典[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4]厉以宁.超于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5]刘渝琳,赵钰.我国人口素质衡量的指数改进及因素分析[J].探索, 2007，(1).
[6]陈友华.新生命素质指数的构造与应用[J].人口学刊,1998，(2).
[7]许燕,屈云龙.人口素质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人口与发展,2011,17(1).
[8]王兆萍,李旭.人口道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口质量
结构的视角[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8(4).
[9]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J].经济研究, 2012,47(8).
[10]周脉耕，李镒冲，王海东，等.1990—2015年中国分省期望寿命和
健康期望寿命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6,37(11). [11]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11,46(4).
（责任编辑/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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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决策2021年第3期·总第5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