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状况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状况分析
文/李春玲
1978年以来实施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体制转轨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

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

本文基于广东深圳、安徽合肥、湖北汉川和贵州镇宁等4个县市的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状况进行描述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十大社会阶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基于国际学术界对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普遍特征的研究结论，也基于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的认识，经过近三年的调查研究，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十大社会阶层。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

此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2%。

2、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5%。

3、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则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

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5%。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
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左右。

5、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

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劳动工作的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

8、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

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3%左右。

9、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个阶层的成员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劳动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惟一或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接近50%。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

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

各阶层的经济地位状况：与职业和技术等级相关的经济分层形态开始出现
经济差异或者说经济不平等是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我们根据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用经济收入、日常消费开支和家庭耐用品拥有情况三个指标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

尽管由于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的不同，深圳市、合肥市和汉川县有略微的差异，但经挤分层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水平和家庭消费水平是最高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收入水平居中，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工人阶层收入水平较低，而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经济地位最低。

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入是最低的，但他们的家庭生活水
平则比较复杂，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夫妻双方都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家庭生活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也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较高。

相对于经济改革之前的经济分配平均化的社会结构而言，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等级分层。

这种经济的等级分层很显然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的人和没有文化技术的人差异明显。

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分配的平均化现象时就指出，只要这些国家追求工业化目标，就必然会出现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的格局，这是“工业化的逻辑”。

目前的经济分层现象与改革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

改革的最初10年中，普通农民和产业工人经济收入上升很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暴富者（一些钻体制空子的人或从事特别职业的人）的收入一般要比人们的平均收入高3-5倍甚至更多，而管理人员（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则上升得相对较慢，或者出现相对下降，那时的经济分化显得较为无序。

而1992年以后的经济分化虽然在分配机制上也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但相对而言，基本上是向着工业化社会的职业功能分化趋势发展的，是趋向于按市场规则进行的有序的经济分化。

深圳的阶层经济分层结构（参见表1）代表了这一未来趋势，即经理人员阶层
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入将进一
步提高并居于首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也将进一步提高。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被消除。

1981年和1987年中国的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

而我们的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长6%-7%。

这一教育回报率水平接近欧美国家，但比一些东亚国家要低。

经济分层规则的这种发展方向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出现。

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政府部门和一些官员对资源的垄断权在严重干扰正常、合理的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运行。

我们的调查表明，目前人们主要并不是对因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满意，人们最大的抱怨针对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分配机制，特别是权力市场化和部门垄断等。

还有一点要指出，目前的经济分层中，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下降明显。

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不同，产业工人阶层在经济改革以前和经济改革的最初10年里，在经济分层中一直保持着中等地位，其地位下滑至目前较低的经济地位也就是在最近10年里发生的事。

随着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有技术资源者与无技术资源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有可能还会下降。

当前严重的就业压力，更恶化了产业工人阶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

尽管这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在一个较短时期内，经济地位快速下降，的确使这一阶层的成员难以接受。

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状况：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一致化倾向
所谓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通俗来说，就是受人尊敬的程度，是社会上多数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价值评价，它也是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基本方面。

对于社会地位有多种测量方法，我们采用三个指标来反映各阶层的社会地位状况：受教育年限、职业声望和自我地位评价。

根据调查显示：社会地位最高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其次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较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

这一等级排列与前述经济分层等级排列较为类似，这表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是，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趋于一致。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掌握最多经济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资源拥有量也在不断上升。

这一点在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全国范围调查，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有大学以上学历者仅占16.6%，1995年占17.6%，1997年占20.2%，到2000年，这一比例猛增加到38.4%。

[1]而且，调查还显示，越是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越高。

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改变其以往的社会形象，逐渐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目前，在人们眼中，他们不再完全是为富不仁、投机取巧的暴发户形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精明能干、勤奋上进的经济创业者。

当然，虽说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形象在逐渐改善，但人们对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评价仍然无法与他们的优势经济地位相匹配。

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分化方面需要加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人们对自我等级地位的评估虽然与经济分层基本上趋于一致，但是，自我地位认同的等级差异不像经济分层那么明显。

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中层”，经济地位高的人很少认定自己为“上层”，而经济地位低的人也较少选择“下层”。

比如，深圳有54.6%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合肥有55.1%的人选择“中层”，汉川有36.4%的人选择“中层”。

并且，人们对自身的等级地位的评价与其经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也比较小，相关系数仅为0.15。

对这一现象可做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来说，中国人较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中间地位，并保持一种中庸的社会态度。

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对于目前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结构认同的程度较低。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上升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居于社会的上层，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阶层）则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事实，同时他们也不承认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比自己高。

自我地位认同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自我地位评价明显提高，特别是在我们调查的两个城市当中，私营企业主自我地位评价得分都是最高的，尽管高出的幅度很小。

[2]调查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比领导干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更可能选择“上层”或“中上层”。

不过，领导干部虽然极少自认为属于“上层”，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认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或者应该比他们高。

另一方面，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于中间化，他们极少有人选择“上层”，同时基本上没
有人选择“下层”。

而在各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有2%-10%的人自认为属于“上层”，同时也有近似比例的人自认为属于“下层”。

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状况：上升与下降趋势的变化
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中，政治地位或者说政治因素有其特殊的意义。

较高的政治地位可以享有一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比如说社会荣誉、影响或参与决策的机会、在体制内有优先晋升提拔的机会等等，这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有利于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和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

另一方面，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也反映出他们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而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又可能会影响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政治地位的测量极为复杂，我们采用了一种简单而又基本有效的方式，即用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来反映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情况（参见表2）。

表2显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党团员所占比例最高，除合肥外(合肥有大量的国有科研单位，其中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不是党员），其他三个县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的党团员所占比例高达95%-100%。

这表明，这一阶层与党和政府几乎是三位一体的，它的政治地位最高。

其次是经理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较高。

经理人员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以前的身份就是干部（企业干部），而办事人员阶层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党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或一般的办事人员，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后备军，因此这两个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与党和政府有密切的联系。

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党员比例在各地都接近1/5或1/4，城市
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明
显高于县城和乡村专业技术人员的党团员比例。

党团员比例最低的是产业工人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团员比例在各地差异很大，这与当地的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

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首先，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

全国工商联等部门的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

[3]这是由于大批党政干部和国有集体企业干部加入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导致的结果。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

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

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进行上升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

而目前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

这一点在深圳最为明显。

深圳本身不存在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即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新产生的工人阶层基本上都是农民工。

在深圳的被调查工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党员。

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的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

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对此，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以后有所波动，但并不能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

经济改革以来的20年中，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员。

在合肥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中，37.5%是在80年代入党的，43.7%是在90年以后入党的；其中，40岁以下党员所占比例为37.5%。

在深圳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党员中，80年代入党的占45.7%，90年代以来入党的占42.9%；其中，40岁以下的党员占71.4%。

不过，由于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在快速增长，执政党发展党员的速度未能赶上这一阶层的规模扩大的速度，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更是如此。

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
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而执政党不太重视在这些人中发展新的党员。

另一方面，体制内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

在深圳，全民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为31%，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为21%;在合肥，全民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为29%，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中的相应比例为8%。

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追求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

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仍在人口中占有极在比例。

参考文献：
[1]戴建中.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5).
[2]张厚义等.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63.
[3]戴建中.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5).
作者简介:
李春玲(1963- ),女,汉族,云南昆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市,100732
刊名:新视野
年,卷(期):2002,(3)
根据百度文库资料整理(2013年12月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