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五年回顾与思考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五年回顾与思考
作者：郭俊朝尹雨晴
来源：《职教通讯》2021年第08期
特约主持人：贺文瑾（江苏理工学院职教学部研究员，博士）
主持人按语：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作为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的重要任务，是健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的重要途径。

为此，本专题从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职业本科课程内容开发、我国台湾地区技职教育本科发展等视角探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问题，以期为深入研究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提供启示。

摘要：自2015年开展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以来，我国对转型发展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出台了支持政策;地方政府确定了转型试点高校，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试点高校为转型做了许多工作。

5年来，试点高校在加强基础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转型认识和示范引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高校转型发展还存在社会制度困境、社会文化困境、自身惰性困境、资源短缺困境。

运用伯顿·克拉克三角形分析框架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各地应用转型效果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和地方政府重视程度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转型需要政府主导创新政策制度、加速创建有利于转型发展的社会文化、高校把自身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校企共同探索产教融合新路。

关键词：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转型系统;转型效果
作者简介：郭俊朝（通讯作者），男，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史;尹雨晴，女，邢台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本科高校应用转型。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08-0023-09
2020年是开展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试点（简称应用转型）5周年。

5年来，国家、地方、高校和企业做了大量工作。

回顾转型历程，总结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分析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简称省市区，本文所有统计数据和分析不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应用转型现状和转型效果，反思转型问题，提出转型建议，对推动进一步转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与转型现状
（一）国家部署
21世纪初，江苏、安徽等省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已经开始通过应用转型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近年来，在安徽高校转型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国家决定推广安徽经验。

2013年6月，国务院提出，要“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

”当月，教育部等六部委提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引导一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来实现。

2014年4月，178所地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共同发布《驻马店共识》，表达转型愿望和诉求。

该共识既是期望，也是宣言和回应，宣布地方高校已经准备就绪，等待国家发布正式转型指令。

2015年10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共同颁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简称《转型意见》），标志着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试点正式开始。

《转型意见》指出，本科转型既是解决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同质化倾向、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的需要，又是因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提出的迫切要求，应“坚持顶层设计、综合改革……需求导向、服务地方……试点先行、示范引领……省级统筹、协同推进”的思路。

此
外，与2015年相比，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改为“推动”转型，改革力度明显加大。

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启动了“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1]。

截至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安排资金100多亿元，为项目高校改善实训基本条件提供了巨大支撑。

（二）地方试点
从2014年开始，全国各省市区积极组织本地普通本科高校进行应用转型试点。

为促进交流，各省市区内或跨区域间先后成立了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专业联盟、边际联盟、教务处长联盟等组织，共同协作，促进本地或区域内高校应用转型工作。

为提高转型效果，一些省份开始进行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和专业建设。

2009年，安徽省最早开展省级示范性应用型本科改革试点。

《转型意见》发布后，四川、福建等9个省也迅速启动建设本地示范性应用型高校和专业群。

以福建省为例，2015年该省启动应用转型试点工作，当时确定了18所整体转型学校和13所专业群转型学校（共36个专业群）为转型改革试点。

2016年2月，该省从试点学校中选出8所学校和35个专业群作为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和专业，2020年完成建设。

在此基础上，一些沿海省份启动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工作，争创国内应用型大学排名制高点。

2015年，安徽开始立项建设合肥学院等9所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

2019年1月，该省出台《安徽省地方应用型高水平本科院校建设标准（试行）》，推动本地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

2016年4月，山东省提出，“‘十三五’期间……重点建设10所左右应用型高校进入国内先进行列”[2]。

2017年以来，辽宁省已经建设了5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它们力图成为全国知名大学[3]。

201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后，河北、青海等23个省市区很快制定了本地实施方案，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4个省还制定了加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的计划。

同年10月，辽宁省计划开展应用型高校“双一流”建设，提出“到2022年，我省打造10所左右全国高水平应用型大学……50个左右与辽宁主导产业相关的专业建成国家级一流应用型专业，将辽宁打造成东北地区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试验区”[4]。

同月，江苏省启动一流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

（三）转型现状
5年来，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省级政府、本科高校、企业和行业组织共同营造应用转型内外部环境，推动或进行应用转型试点。

目前，根据教育部及各地教育厅、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等可靠网站发布的信息统计，全国共有27个省市区524个转型试点学校，其中，有351所整体转型院校、26个二级学院（涉及21所院校）、697个专业或专业集群（涉及195所院校，其中43所学校既有二级学院转型，又有专业或专业集群转型），试点高校数占2020年全国本科高校总数（1 272所）的41.2%;涵盖在校学生数约630万人，占全国地方本科高等学校全部在校生数的约36%（见图1）。

转型院校比（区域转型试点高校数与本区域地方本科学
校总数之比）较高的省份主要有宁夏、四川、福建、重庆、上海、江苏等省市区;转型覆盖学生数量较多的省份主要有四川、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福建等省。

应用转型试点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

江苏、山东、安徽、甘肃、贵州、海南、山西、广东、江西、河北、新疆、湖南等12个省市区采取了这种方式。

二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与二级学院和专业（集群）转型相结合。

宁夏、重庆、吉林等3个省市区采取了“整体+二级学院+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四川、福建、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湖北、辽宁、河南、陕西等10个省市区采取了“整体和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云南采取“整体和二级学院”相结合的转型方式。

三是上海市仅采取专业转型试点方式。

2020年，上海有30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其中，24所学校152个专业参与了转型试点。

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成绩与转型困境
（一）转型成绩
5年来，经过中央、地方、高校和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十三五”期间中央重点推进实施的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已支持100所地方高校加强实习实验实训平台和基地建设，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第二，转型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效果明显。

一方面，实验实训设施的建设为实训课程的落实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较大比例实训课程的开设（一般超过教学计划总课时的30%），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就业方向。

这些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效果，使其应用性明显加强。

郭建如、吴红斌经过调查发现，“转型试点院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师教学行为、综合实习等方面”[5]。

第三，在高校内部，师生抗拒转变的心理普遍减弱，大部分师生度过了心理适应期，转型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过去，很多教师不愿意转型;现在，教师大多按照学校安排寻找不同的转型之路。

第四，少数省市区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取得了明显效果，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5年多来，安徽省、山东省分别投资58亿元[6]、21亿元[7]用于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建设和支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据报道，安徽转型高校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调整专业结构，共建技术创新平台，提升服务地方发展能力，产学合作不断取得突破[8]。

（二）转型困境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保证学校教育教学正常运转，又要从观念到做法进行较大调整，必然会面临许多困境。

第一，转型发展的制度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困境是高校转型缓慢的重要原因。

例如，唐敬偉认为，政府、市场、院校和教师等不同制度逻辑冲突导致应用转型陷入困境[9]。

姚荣认为，影响应用转型的是“以北大、清华为标杆的一流大学成为‘制度神话’，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秩序与社会结构”[10]，这种社会制度逻辑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适合应用型院校发展的社会制度逻辑的形成。

第
二，转型发展的社会文化困境。

这种困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鄙视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二是阻碍转型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文化。

尤其是第二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结构性依附困境。

结构性依附是指对于教学型高等院校来说，现在只能处于以少数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层级结构的边缘位置，依附于这个层级结构而存在。

这种高校发展的社会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每一所普通本科学校，限制着它们的发展方向。

“在20世纪后半期，主要英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其他少数著名大学构成了学术中心。

规模较小、力量较弱的院校机构和系统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较低而依附于中心。

”[11]学术中心形成了强者恒强的周期循环。

我国大学处于这个层级结构中，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层级结构。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依附于“211”“985”“双一流”大学形成的中心，难以从这个依附结构中脱离出来，形成服务于本地经济改革的发展模式，即使中央提出应用转型政策，部分地方普通高校仍处于原有结构性依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

第三，转型发展的自身惰性困境。

在缓慢变化的社会中，演化过来的机构一般都具有习惯性抗拒变革的特性，我们称其为惯性阻力。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也是这样，它们在面对国家提出的应用转型要求时，最初大多反对变革，这在外界需求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是一个保存组织稳定性的优点，然而在改革时期就成为了缺点。

阿什比称这种反应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作用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系的作用，它要保持这种体系的特性;它是这种体系的内在回转仪。

”[12]因此，当我国经济转型要求高等教育作出变革而又没有足够的激励因素时，这种特性就成了变革的阻力。

第四，转型发展的资源短缺困境。

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因隶属关系不同，能够获得的发展资源差异较大。

一般中央部属高校能够获得的政策、资金、实训设施等各种发展资源最多;省直属、发达地方所属高校获得的发展资源次之;中等发达、欠发达地方所属高校、民办高校获得的资源最少。

转型发展的国家政策发布5年来，大多数地方投入的转型发展资金不多，支持政策也不具体，且难以真正落实，资源短缺极大地影响着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速度和积极性。

（三）转型现状
5年来，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省级政府、本科高校、企业和行业组织共同营造应用转型内外部环境，推动或进行应用转型试点。

目前，根据教育部及各地教育厅、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等可靠网站发布的信息统计，全国共有27个省市区524个转型试点学校，其中，有351所整体转型院校、26个二级学院（涉及21所院校）、697个专业或专业集群（涉及195所院校，其中43所学校既有二级学院转型，又有专业或专业集群转型），试点高校数占2020年全国本科高校总数（1 272所）的41.2%;涵盖在校学生数约630万人，占全国地方本科高等学校全部在校生数的约36%（见图1）。

转型院校比（区域转型试点高校数与本区域地方本科学校总数之比）较高的省份主要有宁夏、四川、福建、重庆、上海、江苏等省市区;转型覆盖学生数量较多的省份主要有四川、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福建等省。

应用转型试点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

江苏、山东、安徽、甘肃、贵州、海南、山西、广东、江西、河北、新疆、湖南等12个省市区采取了这种方式。

二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与二级学院和专业（集群）转型相结合。

宁夏、重庆、吉林等3个省市区采取了
“整体+二级学院+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四川、福建、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湖北、辽宁、河南、陕西等10个省市区采取了“整体和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云南采取“整体和二级学院”相结合的转型方式。

三是上海市仅采取专业转型试点方式。

2020年，上海有30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其中，24所学校152个专业参与了转型试点。

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成绩与转型困境
（一）转型成绩
5年来，经过中央、地方、高校和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十三五”期间中央重点推进实施的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已支持100所地方高校加强实习实验实训平台和基地建设，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第二，转型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效果明显。

一方面，实验实训设施的建设为实训课程的落实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较大比例实训课程的开设（一般超过教学计划总课时的30%），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就业方向。

这些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效果，使其应用性明显加强。

郭建如、吴红斌经过调查发现，“转型试点院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师教学行为、综合实习等方面”[5]。

第三，在高校内部，师生抗拒转变的心理普遍减弱，大部分师生度过了心理适应期，转型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过去，很多教师不愿意转型;现在，教师大多按照学校安排寻找不同的转型之路。

第四，少数省市区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取得了明显效果，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5年多来，安徽省、山东省分别投资58亿元[6]、21亿元[7]用于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建设和支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据报道，安徽转型高校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调整专业结构，共建技术创新平台，提升服务地方发展能力，产学合作不断取得突破[8]。

（二）转型困境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保证学校教育教学正常运转，又要从观念到做法进行较大调整，必然会面临许多困境。

第一，转型发展的制度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困境是高校转型缓慢的重要原因。

例如，唐敬伟认为，政府、市场、院校和教师等不同制度逻辑冲突导致应用转型陷入困境[9]。

姚荣认为，影响应用转型的是“以北大、清华为标杆的一流大学成为‘制度神话’，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秩序与社会结构”[10]，这种社会制度逻辑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适合应用型院校发展的社会制度逻辑的形成。

第二，转型发展的社会文化困境。

这种困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鄙视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二是阻碍转型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文化。

尤其是第二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结构性依附困境。

结构性依附是指对于教学型高等院校来说，现在只能处于以少数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层级结构的边缘位置，依附于这个层级结构而存在。

这种高校发展的社会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每一所普通本科学校，限制着它们的发展方向。

“在20世纪后半期，主要英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其他少数著名大学构成了学术中心。

规模较小、力量较弱的院校
机构和系统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较低而依附于中心。

”[11]学术中心形成了强者恒强的周期循环。

我国大学处于这个层级结构中，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层级结构。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依附于“211”“985”“双一流”大学形成的中心，难以从这个依附结构中脱离出来，形成服务于本地经济改革的发展模式，即使中央提出应用转型政策，部分地方普通高校仍处于原有结构性依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

第三，转型发展的自身惰性困境。

在缓慢变化的社会中，演化过来的机构一般都具有习惯性抗拒变革的特性，我们称其为惯性阻力。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也是这样，它们在面对国家提出的应用转型要求时，最初大多反对变革，这在外界需求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是一个保存组织稳定性的优点，然而在改革时期就成为了缺点。

阿什比称这种反应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作用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系的作用，它要保持這种体系的特性;它是这种体系的内在回转仪。

”[12]因此，当我国经济转型要求高等教育作出变革而又没有足够的激励因素时，这种特性就成了变革的阻力。

第四，转型发展的资源短缺困境。

我国普通本科高校因隶属关系不同，能够获得的发展资源差异较大。

一般中央部属高校能够获得的政策、资金、实训设施等各种发展资源最多;省直属、发达地方所属高校获得的发展资源次之;中等发达、欠发达地方所属高校、民办高校获得的资源最少。

转型发展的国家政策发布5年来，大多数地方投入的转型发展资金不多，支持政策也不具体，且难以真正落实，资源短缺极大地影响着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速度和积极性。

（三）转型现状
5年来，国务院、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省级政府、本科高校、企业和行业组织共同营造应用转型内外部环境，推动或进行应用转型试点。

目前，根据教育部及各地教育厅、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等可靠网站发布的信息统计，全国共有27个省市区524个转型试点学校，其中，有351所整体转型院校、26个二级学院（涉及21所院校）、697个专业或专业集群（涉及195所院校，其中43所学校既有二级学院转型，又有专业或专业集群转型），试点高校数占2020年全国本科高校总数（1 272所）的41.2%;涵盖在校学生数约630万人，占全国地方本科高等学校全部在校生数的约36%（见图1）。

转型院校比（区域转型试点高校数与本区域地方本科学校总数之比）较高的省份主要有宁夏、四川、福建、重庆、上海、江苏等省市区;转型覆盖学生数量较多的省份主要有四川、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福建等省。

应用转型试点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

江苏、山东、安徽、甘肃、贵州、海南、山西、广东、江西、河北、新疆、湖南等12个省市区采取了这种方式。

二是高校整体转型试点与二級学院和专业（集群）转型相结合。

宁夏、重庆、吉林等3个省市区采取了“整体+二级学院+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四川、福建、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西、湖北、辽宁、河南、陕西等10个省市区采取了“整体和专业（集群）”相结合的转型方式;云南采取“整体和二级学院”相结合的转型方式。

三是上海市仅采取专业转型试点方式。

2020年，上海有30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其中，24所学校152个专业参与了转型试点。

二、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成绩与转型困境
（一）转型成绩
5年来，经过中央、地方、高校和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一，“十三五”期间中央重点推进实施的教育现代化推进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项目，已支持100所地方高校加强实习实验实训平台和基地建设，深化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第二，转型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效果明显。

一方面，实验实训设施的建设为实训课程的落实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较大比例实训课程的开设（一般超过教学计划总课时的30%），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就业方向。

这些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效果，使其应用性明显加强。

郭建如、吴红斌经过调查发现，“转型试点院校在人才培养方式上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教师教学行为、综合实习等方面”[5]。

第三，在高校内部，师生抗拒转变的心理普遍减弱，大部分师生度过了心理适应期，转型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过去，很多教师不愿意转型;现在，教师大多按照学校安排寻找不同的转型之路。

第四，少数省市区地方政府十分重视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取得了明显效果，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5年多来，安徽省、山东省分别投资58亿元[6]、21亿元[7]用于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建设和支持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据报道，安徽转型高校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调整专业结构，共建技术创新平台，提升服务地方发展能力，产学合作不断取得突破[8]。

（二）转型困境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应用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保证学校教育教学正常运转，又要从观念到做法进行较大调整，必然会面临许多困境。

第一，转型发展的制度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困境是高校转型缓慢的重要原因。

例如，唐敬伟认为，政府、市场、院校和教师等不同制度逻辑冲突导致应用转型陷入困境[9]。

姚荣认为，影响应用转型的是“以北大、清华为标杆的一流大学成为‘制度神话’，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秩序与社会结构”[10]，这种社会制度逻辑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影响着适合应用型院校发展的社会制度逻辑的形成。

第二，转型发展的社会文化困境。

这种困境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鄙视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二是阻碍转型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文化。

尤其是第二个方面，具体来说就是结构性依附困境。

结构性依附是指对于教学型高等院校来说，现在只能处于以少数研究型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层级结构的边缘位置，依附于这个层级结构而存在。

这种高校发展的社会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每一所普通本科学校，限制着它们的发展方向。

“在20世纪后半期，主要英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其他少数著名大学构成了学术中心。

规模较小、力量较弱的院校机构和系统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较低而依附于中心。

”[11]学术中心形成了强者恒强的周期循环。

我国大学处于这个层级结构中，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层级结构。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依附于“211”“985”“双一流”大学形成的中心，难以从这个依附结构中脱离出来，形成服务于本地经济改革的发展模式，即使中央提出应用转型政策，部分地方普通高校仍处于原有结构性依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

第三，转型发展的自身惰性困境。

在缓慢变化的社会中，演化过来的机构一般都具有习惯性抗拒变革的特性，我们称其为惯性阻力。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也是这样，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