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与展望

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与国际上许多国家一样也是从普通精神医学逐步发展而来。早期基本上是按“小大人”处理。自20世纪30年代陶国泰教授在南京开展儿童精神专科服务开始，我国儿童精神医学逐渐发展和壮大。特别是1998年加入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s，IACAPAP）以来发展迅速。近5年已跻身于国际先进的快速发展学科之列。

一、中国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

儿童精神医学(child psychiatry)由儿童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学两部分组成，服务对象是年龄<18岁的人群。回顾我国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探索开拓期：主要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期间。以个别专家引入西方的模式，探索性地开展儿童精神医学服务为特点。程玉麐、陶国泰、凌永和等教授为代表，基本上是个人行为为主；二是起步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南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湖南等相继开设儿童精神科门诊或病房，初步形成了儿童精神科的学科团队。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所停顿，但是后期已经初见规模；三是快速进步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对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儿科、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工作者开始重视儿童精神卫生与儿童心理保健问题，开展了一些跨学科研究。继南京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成立以后，许多省市成立儿童精神卫生中心。南京、北京、湖南、成都、上海等地主要医科大学的附属精神病院或精神卫生研究所相继建立了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和儿童应用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培养基地。儿童保健、行为儿科、特教学校及孤独症训练中心等有关学科和研究机构相继加入儿童精神卫生服务行列。特别是1984年陶国泰教授创立南京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1987年8月该中心被WHO任命为科研和培训合作中心，并被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任命为中国儿童心理卫生指导中心。此中心培养了大批儿童精神科医生及心理健康工作者，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1]。

在此基础上，1989年林节教授担任主任委员，陶国泰教授担任顾问的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学组成立；几乎同期，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了儿童专业委员会，李雪荣教授任主任委员，陈学诗教授任顾问。此后2个学术组织每年召开年会或培训班。1998年张世吉、郑毅、苏林雁教授赴斯德哥尔摩参加IACAPAP大会，并正式被国家批准加入了这一国际儿童精神医学最高的学术组织。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与国际全面接轨。2003年郑毅教授和苏林雁教授代表中国出席了在WHO总部召开的“关注精神障碍儿童和青少年”专家顾问会[2]。同年郑毅教授参加了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Asian Societ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s，ASCAPAP）大会，被推选为理事。

2004年郑毅教授任IACAPAP执行委员；创建海峡两岸儿童精神医学高峰论坛，每2年召开1次，在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地区交替举办，目前举办六届，促进了学科的快速发展；2006年郑毅教授任ASCAPAP副主席，刘靖教授任执行委员；2010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第19届IACAPAP国际大会，这是该协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国际大会。郑毅教授任执行主席，刘靖教授任组委会主席，当时国家负责医疗卫生的主要领导人顾秀莲、陈竺、张文康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外学者1300余人，国内500余人出席了大会。同时协会换届，郑毅教授任协会执委和ASCAPAP主席，刘靖教授任ASCAPAP 副主席[3]。2014年在南非召开的第21届IACAPAP 大会上，郑毅教授被推选为副主席并获得国际儿童精神医学杰出贡献奖，标志着我国儿童精神医学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刊庆特载·

中国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与展望郑毅

DOI：10.3760/cma.j.issn.1006⁃7884.2015.03.006

基金项目：北京杨帆计划儿童精神医学（ZYLX201403）

作者单位：100088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通信作者：郑毅，Email:dr.zheng@

二、中国儿童精神医学的现状

1.多学科参与：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我国儿童精神医学目前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了儿童精神医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发育行为儿科学、儿童神经科学、儿童保健学及教育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参与的大好形势。

2.政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孤独症诊疗康复指南》《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等纲领性文件反映出我国儿童精神医学从上到下、从点到面已经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

3.研究支撑：国家重大基础和临床研究项目投入儿童精神医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项目和卫生专项等重要的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也投入到中国孤独症和脑发育障碍的研究中，张岱教授团队的研究显示，FMR1、DISC1、EN2、SHANK3基因与孤独症相关，夏昆教授和赵靖平教授团队的研究显示，XRXN1、GRIN2B、RELN and DAB1基因与孤独症病因关联，在近几年美国医学遗传杂志等国内外杂志发表了多篇文章[4⁃5]。由郑毅教授牵头的中国“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之一——中国儿童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标志着我国为了解儿童精神卫生问题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的大量研究达到了高峰，将获得代表全国范围内儿童精神障碍的现况的数据资料，目前初步结果分析部分地区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9.13%，儿童精神障碍总时点患病率15.24%。此前，我国部分城市开展了流行病学的调查。儿童行为问题的患病率为8.3%~27.2%[6]。

传统的研究强势项目包括：陶国泰教授、林节教授和柯晓燕教授的团队关于孤独症、精神发育迟滞及儿童精神分裂症的研究；王玉凤教授的团队关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系列研究；杨晓玲教授和刘靖教授的团队关于孤独谱系障碍的研究；李雪荣教授、苏林雁教授和罗学荣教授的团队关于儿童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和工具量表的研究；忻仁娥教授、杜亚松教授和陈文红教授的团队关于儿童行为问题流行病学调查和儿童心理及家庭治疗的相关研究；张世吉教授、郑毅教授和崔永华教授的团队关于抽动及相关障碍的研究；单友荷教授、郭兰婷教授、黄颐教授的团队关于行为量表及抽动障碍的研究等。以上研究均在国内外杂志发表了有价值的文章并多次获奖[7⁃8]。

4.临床为基础：儿童精神科医生需要一种奉献精神。精神疾病患者治疗难，往往令人生畏，儿童精神障碍更是难上加难。面对自闭不语或狂躁不宁的患儿，只有攻坚克难，练好临床基本功，才能解决这些难题。特别是在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工作繁杂，回报和收入低。靠着奉献精神，儿童精神科住院和门诊治疗的患儿不断增加，已经有10余个中心，近千张床位，孤独症康复等特教中心几十家[9]。

5.社会责任至上：面对留守儿童，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儿童，地震等自然灾害受伤害儿童，以及物质滥用和网络成瘾等儿童，一大批儿童心理健康工作者和专职儿童精神科医生组成了召之即来，来之能干的国家和地方“应急专家队”。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昆明“3.01”恐暴事件等都有儿童精神科医生的身影。

6.交流促发展：中国现代儿童精神医学的发展是与国外交流分不开的。从陶国泰教授1940年美国留学开始，中国儿童精神医学就一直不断地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诊疗和研究理念，目前已经在国外杂志与国际权威专家讨论诊断问题，参与ICD⁃11的编制[10]；在国际上参与推动儿童与成人精神科有机衔接和精神疾病终身影响不可忽视理念的普及[11]；无论是海峡两岸高峰论坛，还是ASCAPAP及IACAPAP等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学术交流，都有中国儿童精神医学学者的参与和决策。

7.问题与对策：中国儿童约4亿2千万，占世界儿童数的1/5，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和不发达地区。首先，当今中国儿童精神医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发展的不均衡。大城市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大部分偏远地区甚至没有专门的儿童精神卫生服务。全国专职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与美国的8000多人相比，相差甚远。第二，儿童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不够。许多人不知道儿童也会患“精神病”，只知道精神病就是“疯子”，不知道吃喝拉撒睡当中都会有“精神障碍”问题。使得许多患儿被忽视或误诊误治，由此导致的对精神病患儿的社会歧视和家庭人员的病耻感非常严重。第三，育儿理念不科学，缺乏全面健康的理念。过度保护或溺爱；重知识轻能力，重躯体轻心理；拔苗助长；家庭责任感淡薄，离婚率已超过日本和韩国，并接近美国[12]，已经影响到儿童心理健康。第四，缺乏儿童心理健康至上的决策和管理。许多精神卫生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