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其不满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其不满
2019-09-03
约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在福柯的思想中起着⾄关重要的作⽤。

从他的处⼥作《精神病与⼈格》(1954年)到《疯癫与⾮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 (1961年)，经《临床医学的诞⽣――医学凝视的考古学》(1963年)，到《词与物――⼈⽂科学考古学》(1966年)，再到《知识考古学》(1969年)，延⾄《话语秩序》(1970年演讲，次年出版)，知识考古学是前期福柯⼀以贯之的思考维度。

尽管不能将福柯思想中的“考古学”的意义视为⼀种固化不变的东西，也⽆法将福柯在约10年之久的时段中采⽤的知识考古学⽅法做明晰的、⼀贯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些前期福柯⼀直坚持的看法。

例如，福柯反对⼈本主义、⼈⽂主义，放弃传统的线性⽬的论的历史观，反对对深层意义的挖掘，也不愿意探寻重要性、新颖性、统⼀性和独创性等等。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批判西⽅近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现代“历史主体性原则”。

在1969年的⽅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该书的⽴意是为了“扫除初步的障碍”，⽽这些“初步的障碍”即主要来⾃西⽅此前的逻各斯中⼼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在科学性秩序及话语范围中的改变与⾰命”仅与“那个保证历史永恒不变的宇宙之道理”(指逻各斯)相连接，⽽不是与话语实践本⾝相连接；以对“唯⼼的、理想知识的、理念和意见的历史”的维护代替对“话语运作本⾝存在”的探讨。

这样，使⽤知识考古学这⼀⽅法论武器，福柯同时向当时流⾏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的论历史等宣战。

⼤致说来，福柯要在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找寻新的理论出路。

很难对知识考古学下⼀个严格的定义，⽽福柯也明显没打算这么做。

在解释知识考古学的核⼼概念之⼀――“陈
述”(state―ment)的时候，福柯没有正⾯给出定义，⽽是通过解释“陈述”“不是什么”来界定：它不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不等于⼀个命题，不等于⼀个句⼦，也不等于⼀个⾔语⾏为。

在⼀定程度上，福柯对知识考古学的界定也是通过讲述知识考古
学“不是什么”来给定的。

考古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如果哲学是对本源的记忆或者回归的话，那么我所做的⽆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哲学；如果思想史是给予⾯⽬业已模糊的⼈物以⽣命，那么我所做的也不是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考古学可以被视为⼀种介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新思想形态。

知识考古学尤其不是⼀种⽬的论指导下的思想史，它并不预设知识的历史积累⽅向。

福柯论述道：“准确说来，知识考古学是对思想史的弃绝，是对思想史的假定和常规的系统性拒绝。

”。

但也许我们可以依照学者D．沙姆维的看法，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看作是⼀种没有思想和没有历史的思想史(the history of ideas without ideas and without history)。

这就是说，福柯试图不借助作为统⼀性保证者的超验观念来描述以往的知识形式，他把历史从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其考古学⼀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种全新的史学，⽽他本⼈则是⼀种⾮传统的“话语”或者“档案”历史学家，虽然福柯本⼈不⼀定会同意这⼀指称。

对福柯⽽⾔，知识考古学也不是⼀种科学：“我从来不把知识考古学视为⼀种科学，甚⾄也不把它当作⼀种未来科学的开端。

”。

它甚⾄也不是⼀种理论――知识考古学仅仅是⼀种范围(domain)，⼀种研究的领域。

在考古学的层⾯上探求知识，就是在使事件或者情景变得可能的层⾯上探求知识。

知识考古学从不预⽰和指向未来，它仅仅标⽰出线路、层次和边界：“考古学⼀词没有丝毫的超前价值；它只是指在分析词语性能中某⼀条着⼿研究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诸如形成规律、考古学派⽣、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揭⽰话语的实证性(posifivi―ty)，在于调查产⽣陈述体系的实际条件；在于阐明⼀种陈述如何服务于涵义(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呈现；考古学家“研究特殊学科中的陈述或者特定的⼈的陈述，如何获取到它们现在所具有的价值”。

与传统思想史关注深层涵义、连续性、能动性的主体和起源不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法论采⽤了带有解构主义⾊彩的四⼤原则。

⾸先，考古学不是试图界定思想、表现、意象、主题、超验性先设等隐藏在话语背后的东西，⽽是区划话语本⾝，这些话语作为实践，遵循⼀定之规。

考古学不是⼀门阐释的学科，⽽是⼀门描述的学科。

其次，考古学并不寻求发现历史连续性和细微的过渡，这种过渡将当下的实践与以往和将来的实践相连接。

考古学是从话语本⾝的特殊性界定它们，承认它们各⾃的差异与分化。

它不是⼀种分类学，⽽是⼀种对话语形式的差异化分析。

再次，考古学不关注创造性的主体，即作者。

所谓作者对福柯⽽⾔不过是个空集，作者死了。

考古学既不是⼀种关于创造的⼼理学，也不是⼀种创造的社会学，⼴⾔之，也不是⼀种创造的⼈类学。

主体的权威性不在考古学家的思考之列。

考古学关⼼的只是话语和话语实践。

最后，考古学并不试图恢复表述者在话语表达时刻所赋予话语的思想、希望、⽬的、经验和欲望。

考古学不是对起源的最深层秘密的回归，只是对话语⼀客体的系统描述。

福柯的这种考古学研究⽅法，是以往的西⽅思想家所不熟悉的。

福柯秉承尼采“重估⼀切价值”的信条，以考古学⽅法研究西⽅⽂明史，在癫狂、⾮理性、临床医学等边缘研究领域，在⽂明的裂隙处洞见⼈所不见，颠覆从⽽彻底更新了传统的史学研究。

福柯的考古学即是⼀种“重新书写”(rewriting)⼈类知识活动的努⼒。

如前所⾔，福柯考古学⽅法的⼀个重要特点即是他对“⾮连续性”的强调。

在福柯看来，传统历史尤其是思想史深深扎根于对连续性和因果律的信仰。

旨在与传统史学决裂，在其⽅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的开篇，福柯⾸先否定了连续性的思想：“过去⼀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个层次都有⾃⼰独特的断裂，每⼀个层次都蕴含着⾃⼰特有的分割；⼈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

”。

福柯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该把注意⼒从原来描绘“时代”或者“世纪”的⼴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转向⾮连续性、转向对“中断的偶然性”的探测。

⾮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今⾮连续性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连续的位移⽆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

同传统史学相⽐，福柯更愿意谈论断裂、缺陷、缺⼝、实证性的崭新形式
乃⾄突然的再分配。

“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具，⼜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成为其结果的领域。

”新的历史学家必须以考古学⽅法探测历史的不连续性，对其进⾏中⽴性的描述，从⽽创造出⼀种与以往说法全然不同的历史。

话语不⼀定再现时间连续性和进化的秩序，福柯的考古学试图在⼀种不连续的⾮时间性(atemporality)中，⽽不是在⼀种辩证的、连续性的、统⼀的愿景中安置话语。

福柯如此强调⾮连续性，是否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哲学彻底抛弃了连续性的维度呢?众所周知，深深影响福柯的德勒兹哲学被视为⼀种“差异的哲学”，那么福柯的哲学能否被贴上⼀个“⾮连续性的哲学”的
标签?恐怕也很难下此结论。

细加考察，福柯从未彻底拒绝连续性，福柯的⾮连续性整体思考中往往也包含着局部的连续性。

在福柯著名的“知识型”(episteme)论断中，虽然前⼀个知识型与后⼀个知识型的转化体现了历史的断裂，但同⼀知识型在时间上还是具有⼀定的连续性的。

福柯发明的⼏种知识型，即⽂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当代知识型，每个知识型在空间上具有扩展性，在时间上则每个知识型可能绵延数百年之久。

实际上，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诞⽣于空⽆之中的⾮连续性。

⾮连续性⼀定是承接连续性⽽⾔的。

只是福柯在连续性和⾮连续性之间，为着策略性的教育⽬的，把研究的重⼼转移到了⾮连续性，也更为强调在连续性之中存在的罅隙、断裂和⾮连续性。

正如有论者所⾔，福柯并未打算赋予⾮连续性以从前连续性所扮演的⾓⾊，他只是反对超验的“不变的原因”或者“⾃然的⾃由”(natural liber―ties)，⽽主张对于“变化”(change)的研究应当清除所有外在的模式，应当取消变化作为普遍规律的⾄上地位和它作为⼀般结果的地位，代之以对于各种转换(transforma―tions)的分析。

所以当法国某本词典将福柯称作“⼀位把历史理论奠基于间断性(⾮连续性)的哲学家”时，福柯觉得⽬瞪⼝呆，因为他并不打算⾼呼⾮连续性万岁。

福柯认为整个的⽣活世界都充满了⾮连续性，也即充满了各种的⽭盾。

哪⾥有⾮连续性，哪⾥就有⽭盾，两者彼此关联。

话语也产⽣于⽭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盾不断地通过它再⽣出来，为了逃避⽭盾才继续下去并⽆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永远不能绕开⽭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

但是福柯的⾮连续性思想的⽬的并不是试图发现⼀些基本的、主导性的⽭盾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如同传统的思想史学者所做的那样。

“对于考古学分析来说，⽭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原则。

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我们⽆需寻找它们可能在哪个⽅⾯消失，或者在什么样层次上被强化和从效果变成原因。

”由此，福柯坚决反对⿊格尔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盾理论，这种理论注重处理“⽭盾的巨⼤游戏”：⽭盾以种种⽅式呈现，然后被消除，最后⼜在更⼤的冲突中重现，并在冲突中达到顶点。

考古学则相反，它仅分析⽭盾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以及各种⽭盾的不同功能。

简⾔之，考古学描述纷争冲突的不同空间。

考古学严肃对待⽭盾不是为了克服它们，也不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差异。

⼀个话语形构不是⼀个理想的、连续的、平滑的⽂本，也不是⼀个由⽆处不在的主导⽭盾所决定的平⾯。

话语形构有很多冲突的空间、不同的对⽴关系，这些对⽴的层次和作⽤应当被描述。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师阿尔都塞的⽭盾观――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lnation)的影⼦：⽭盾与结构相关，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盾在结构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盾的影响，在同⼀项运动中，⽭盾既规定、制约了整体结构中的其他⽭盾，⼜被这个结构的各⽅⾯和各领域所规定。

对福柯⽽⾔，⽭盾是多元的，有着不同的类型、层次和功能。

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在⽭盾的层⾯，也即⾮连续和断裂处展开的。

话语总在创⽣，也总在⾃我解构的状态之中。

这就使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事物得以可能，⼆元对⽴的思维⽅法由此被打破。

福柯关于⽭盾的绝对性和不平衡性的思想，他对⽭盾的不同类型、层次和功能的研讨，他对⽭盾的共时性和空间化的理解，⽆疑接受了阿尔都塞，甚⾄阿尔都塞背后的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在他的著作和访谈中，福柯经常使⽤“over-determination”这⼀概念。

但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时期的⽭盾观和阿尔都塞的⽭盾观也有很⼤的不同。

其最重要的不同，是阿尔都塞认为⼈类社会的任何⽭盾都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紧密相连，考虑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在⽭盾中的作⽤，认为经济实践是决定⽭盾⾛向
的“最后的因素”。

⽽福柯考古学中的话语虽然产⽣于⽭盾，但却是⾃治的，不太考虑⾮话语实践如经济活动和阶级⽃争对⽭盾⾛向的影响，福柯也不愿意探讨主要⽭盾和⽭盾的主要⽅⾯等概念。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另外⼀个重要特点是他对“去中⼼化”(de-centralization)的强调。

福柯指责传统的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观是⼀种“全⾯历史”(total history)：“全⾯历史旨在重建某⼀⽂明的整体形式，某⼀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的规律――⼈们常⽐喻作某⼀时代的‘⾯貌’。

”。

总的来说，“全⾯历史”相当于⼀个全⾯的描述，“围绕着⼀个中⼼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

福柯赞成⼀种“总体历史”(general history)，也就是知识考古学所开掘的历史。

总体历史展开的空间是弥散的空间。

福柯论述道，知识考古学作为关于话语的话语，⼒图“展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唯⼀系统中去的扩散，⼀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关的分散；要进⾏⼀种不给任何中⼼留下特权的离⼼术”。

“总体历史”谈论“系列、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

简⾔之，传统的“全⾯历史”是⼀种中⼼化的历史观，⽽考古学凝视下的“总体历史”则是⼀种去中⼼化的历史观。

福柯的去中⼼化的努⼒也表现在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的反⼈类学中⼼主义。

福柯坚持认为从康德到现时代，⼈类学作为⼀种基础性的东西，统治和控制了哲学思考的路径，它形塑了历史。

长期以来，思想和哲学沉睡于⼈类学的沉睡之中。

为了把思想从这种⼈类学的沉睡中唤醒，为了把思想召唤到其最早的黎明之可能性，除了摧毁⼈类学“四边形”(an―thropological quadrilateral)的基础，从⽽跨越⼈类学之野外，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在连根拔除⼈类学，在“⼈”消失后留下的空档之中，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思考，⼀种新的思
想形式才会即将来临。

对福柯来说，没有什么基础性的⼈的本质等待解放。

所谓的⼈的主体也仅仅是“⼀种空⽆的功能”，⼀种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来填充的空的位置。

尼采仅仅宣布了上帝的死亡，⽽福柯宣布了⼈的死亡：“如同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将会被抹去。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去中⼼化”倾向，根源于他对西⽅近现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历史主体性原
则”不信任。

叶秀⼭先⽣指出，福柯对此的批判，“使他的考古学意义下的⼈及其思想产品最终失去了⾃⾝的独⽴性，⽽成为⼀种关系的总和，从⽽使知识考古学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打击了西⽅哲学中⼈类中⼼论传统。

⼈的思想、知识、科学失去⾃⾝独⽴发展的连续性，⽽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关系和制度之中”。

与福柯去中⼼化的思想相关联，福柯考古学的⼀个长处是它并不声称⾃⼰是⼀种固定的和普遍的研究⽅法。

福柯从未宣布知识考古学是⾼⾼在上和⼈⼈应该遵循的、唯⼀正确和有效的知识研究⽅法。

福柯也不认为知识型的⽅向是唯⼀能够通向考古学的⽅向，他“情愿设想在不同的⽅向上发展的考古学”。

实际上，福柯采取了⼀种多元主义的⽴场，其⽬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知识领域中话语的复杂性。

但是福柯的考古学也有很多问题，它招致了不少批评者和赞同者，甚⾄后期福柯本⼈的不满。

萨特在1966年评论福柯新出版的《词与物》时，严厉批评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反历史主义，萨特说福柯以静⽌的连续取代运动，从福柯的书中只能看到⼀张⼀张静⽌的西洋镜图景，采取福柯的思想姿态，必然得出“历史思考的不可能性”的结论；萨特认为福柯是“对历史的否定”(the de― nial of history)。

正如弗雷德⾥克·詹姆逊点出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标靶是共产主义⼀样，萨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福柯考古学的靶⼦，“它意味着建⽴⼀个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建造的对付马克思的最后堡垒”。

佩⾥·安德森视福柯为新⽆政府主义、⾃由放任主义左翼的代表，批评福柯所谓现代知识型的“逻辑”⾃然导向其⾃⾝的被取代，是⼀种简单
的进化论，是⼀种拙劣的解释。

理查德·罗蒂则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质上是消极的，因⽽未能充分建⽴起任何新的知识理论。

罗伯特·勒施则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采取了反对阿尔都塞辩证法的⽴场，但他的考古学⽅法却⼤体上是阿尔都塞“差异历史”(differen―tial history)的消极意象⽽已；与福柯本⼈任性固执的个性对应，其考古学话语相当肤浅，其表述也充满了⽭盾之处。

“那些敢于质疑福柯前后不⼀致、逻辑⽭盾或者其考古学更⼤的理论蕴涵的⼈被福柯轻蔑地看作理论的暴
君：‘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致；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官僚及警察，监督我们的⽂章是否合乎规矩。

’”中国学者汪民安认为，考古学强调历史的断裂，但是在福柯笔下，“这种断裂的原因并不明朗，因为话语是⾃治的，它不受外来环境的⼲预，这种断裂是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因⽽带有神秘主义⾊彩”。

福柯对偶然和断裂性的过分强调，使他的考古学可能对知识史作出堂皇却缺乏说服⼒的解释。

例如，上穷碧落下黄泉，找遍福柯的论述，除了找到⼀些类似哈耶克“⾃发扩展秩序”的欺⼈之谈外，我们仍然⽆法明了福柯所谓知识型演进的机制和途径。

正如萨特所批评的那样，福柯没有告诉我们最吸引⼈的东西：“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是怎样从⼀种思维过渡到另⼀种思维的。

”
我们认为，福柯的考古学⽅法试图采取⼀种客观中⽴的⽴场来进⾏⾃洽的知识分析，反对确⽴意义，这基本上是⼀种不可能的任务。

例如，福柯经常选择边缘化的⼈群如疯⼈、病⼈、囚犯、同性恋等作为他的分析对象，这决不能算作⼀种⽆深意的选择。

选择这些⼈群作为话语分析对象本⾝就已经是在赋予和确⽴意义了。

在进⾏考古学分析之时，福柯往往武断地把⼀长段历史时期中相当复杂的知识⽹络归纳为⼀种简单的历史先天性(historical a priori)和知识型，为此不惜歪曲相关的科学和历史事实。

实际上，在同⼀个时代，有可能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知识型。

因为福柯主要是从⾃⼰的法国⽂化来推导出数种知识型(⽂艺复兴、古典和现当代知识型)的，这些知识型还未见得能代表西⽅⽂化整体。

正因为“西⽅”并⾮是铁板⼀块，福柯的知识型的适⽤范围也是难以决断的。

再有，福柯对知识型的过分强调是以话语的⾃治为前提的；在其考古学的框架下，话语较少为历史实践和社会条件所制约。

这样⼀来，福柯的考古学难免有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分析的嫌疑。

正如不少后结构主义者被指控为仅仅进⾏能指的游戏，福柯的考古学也潜在包含着以话语实践取代⾮话语实践，从⽽堕⼊书写游戏的危险。

显⽽易见，考古学不能有效处理从外部环境和历史实践中产⽣出来的问题，例如权⼒、⾝体和对社会能动改造的问题。

在《知识考古学》⾥，福柯本⼈也并不讳⾔他的话语理论的⽆根性：“就⽬前以及可见的未来⽽⾔，我的话语远不能决定其说话的出发点，反⽽要避开它可能得到⽀持的所在。

”其话语的出发点，或者⽀撑话语的⼟壤，⽆疑是历史实践和⾮话语实践。

这就是后期福柯部分地搁置知识考古学，转⽽发展谱系学的最⼤原因所在，虽然福柯坚持认为谱系学并不是要取代考古学。

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时间转捩点发⽣在1970年前后。

1970年底，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题为《话语秩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福柯放弃话语⾃治的想法，转⽽开始新的⽅法论试验。

他提出了⼀种新的话语观：“我以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产同时由某些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

这些程序的⾓⾊在于消除话语的⼒量和危险性，处理偶然事件，规避其沉重⽽可畏的物质性。

”在福柯的新话语观中，话语的外部控制程序、话语的物质性和话语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强调。

这样，话语不再被视为⼀种彻底⾃⾜的和⾃我⽣成的机器，⽽是为社会程序所限制。

⾃此，话语实践与⾮话语实践紧紧地连接了起来。

由于把社会实践和权⼒的维度引⼈话语分析法，福柯的⽅法论渐次由知识考古学进⼊到了谱系学。

基于对考古学的不满，谱系学成为了后期福柯的主要研究⽅法。

《话语秩序》可被看作福柯对考古学⽅法论的⾸次重⼤修正(第⼆次重⼤修正是福柯纪念让·伊波利特的⽂章《尼采、谱系学和历史》)。

在《知识考古学》问世六年之后，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

如同福柯以前的著作，该书旨在分析⼈⽂科学话语，但很⼤篇幅被⽤来研究社会和权⼒机制等⾮话语实践领域。

福柯试图发现话语实践和⾮话语实践的连接机理的努⼒，在他的多卷本《性史》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该书充分揭⽰了中世纪以来的性史中所体现的知识、权⼒和真理之间的关系。

总体来说，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有着诸多的相同点，例如反对历史的连续性和统⼀性，重视断裂、偶然以及零散时间的痕迹，反对普适真理与神话学，反对⼈类学中⼼主义等等。

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考古学主要是⼀种⾃⾜的话语分析，试图避免⾮话语实践和机制、社会实践分析，⽽谱系学强调具体的权⼒关系分析，并且将⾝体引⼊到历史研究之中；谱系学长在它能够通过分析话语与权⼒的关系，⽐较充分地解释话语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考古学则主要关⼼⾮连续性的演进和历史时间的空间化分层；考古学重在静态描述，⽽谱系学则要求解释。

后期福柯著作中考古学与谱系学⽅法论的结合使他能够同时描述话语实践和⾮话语实践，从⽽揭⽰知识与权⼒之间的根本联系。

基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期的福柯能够给话语形构和知识序列提供⼀种历史性的解释，从⽽较好地达成了描述与解释的结合。

从“描述世界”到“解释世界”，福柯⾛完了⼀⽣的理论旅程；⾄于“改造世界”，则不是福柯所重点关注的，虽然其理论仍然蕴涵着改造世界的精神潜⼒。

注释
①叶秀⼭：《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②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0页。

③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rttheon， 1972，p.206．
④显⽽易见，福柯的这⼀思想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者为潜在论争对⼿。

巴⾥巴尔就认为：“尽管采取的⽅法不断变动，福柯的全部⼯作可以视为与马克思的真正的⽃争，这种⽃争是福柯创造⼒的⼀⼤动⼒。

我们可以看到，(与马克思的)这种⽃争在福柯写作《疯癫与⾮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就⼰经开始。

在《知识意志》出版后，从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的演讲、⽂章和会议发表的摘要来看，这种⽃争依然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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