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金塔寺石窟艺术研究

张掖金塔寺石窟艺术研究
一、张掖金塔寺石窟艺术的文化背景分析
1.金塔寺石窟的地缘文化背景石窟寺是佛教寺院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佛教僧侣进行宗教修行活动的重要场所。

公元1世纪初,在印度西北部的古代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阿富汗东部一带),佛教信徒们在深山密林中的石崖上开窟凿洞。

并在吸收了希腊雕塑艺术的风格后开始在窟内雕塑佛像,作为习禅的偶像崇拜。

绘制佛经壁画,营造佛国氛围,最早的石窟寺就出现了。

恰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丝绸之路开通了,也为佛教的东传开通了道路。

随着佛教文化沿丝绸之路的东传,伴随而来的开凿石窟寺也传人中国。

首先兴起于新疆境内天山南麓佛教兴盛的古代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一带),公元4世
纪上半叶前后由此继续沿丝绸之路往东发展,进入阳关、玉门关,并在河西走廊迅速蔓延发展起来。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樽禅师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率先开窟了第一个洞窟。

为河西地区石窟的开凿打开了局面。

自“三秦、五凉”到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十分盛行,修行习经的僧人,统治阶层的达官贵人及笃信佛教的人们共同促使在其南面的祁连山境内的深山密林中,质地松软的红色沙石崖上开凿了许许多多的佛教石窟寺,如金塔寺石窟群(图1)、马蹄寺石窟群(图2)及千佛洞石窟群。

其中金塔寺石窟群便是这一时期最早开凿且最具代表性的。

金塔寺石窟群位居祁连山系中的临松山内,属青藏高原的北麓,植被茂密,环境幽静,人烟罕至。

地质形成的红色沙岩山体绵延数公里,为开凿石窟创造了很好的自然条件。

2.金塔寺石窟的历史文化背景
公元316年,匈奴族在反晋起义中攻灭了西晋,中国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出现了一系列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

其中在甘肃河西地区先后建国的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合称“五凉”,史称“北凉时期”。

张掖最初便是雄霸五凉的北凉国的都城。

北凉时期(公元401-439年),便是中国石窟寺规模化开凿的开端,即官方大规模开窟造像。

从此各朝各代便在此基础上延续和拓展。

著名的史学家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曾把五凉时期的石窟艺术归结为“凉州模式”,这是对皇家石窟――金塔寺石窟艺术首次权威性的认定。

我认为,中国石窟寺的规模化开凿就在北凉时期,金塔寺石窟群就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
国四大石窟的开凿。

具体形成和北凉王沮渠蒙逊有关。

沮渠蒙逊(368-434)是张掖临松(今肃南裕固施自治县马蹄寺、金塔寺一带)的匈奴族人,整个家族游牧于祁连山一带,擅长于骑射,形成了当时地方雄霸势力。

沮渠蒙逊多兄弟,他天资聪慧,汉文化程度很高,加上雄杰有权略,成了匈奴族中百受拥戴的人物。

公元401年,他建立了北凉国,定都张掖。

公元420年,他率兵西征,攻克敦煌,灭了西凉,统治了整个河西。

后来又将都城从张掖迁到姑藏(今武威)。

北凉重视与西域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因此确保了丝绸之路的
畅通和经济的空前繁荣。

许多佛教高僧沿西域丝绸之路入驻河西,讲经说法。

沮渠蒙逊笃信佛教,以祈求佛教保佑他国泰民安,他看到饱经战乱的人们渴望生活安定,都信仰佛教,全国上下出现了五凉以来少有的安宁。

他似乎找到了统治的法宝:用佛教来教化黎民。

于是在
全国上下大兴佛教,聘请高僧翻译佛经,修建佛寺佛塔,尤其在整个北凉国皆凡有凿窟条件的山区、又相对接近人口集中的城池及村落,凿窟造像,营造教化人们的佛法道场。

在他统治北凉的33年中,北凉境内,连崖绵亘,大造石窟。

如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北凉石窟、玉门昌马石窟、张掖金塔寺石窟及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等,最为典型的就是在他的家乡临松山一带(今肃南马蹄山以南)为其母亲开凿的金塔寺石窟群。

古代文献关于北凉在河西开凿石窟的情况多有记载:①“河西习俗多崇佛教,西番蒙逊犹为敬”,“薰风霭佛地,化雨润禅林(明任和《重修金塔寺记》)。

②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载:“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佛业,以国城寺塔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启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

有礼敬
者,惊眩心目”。

③同书卷中又记载:“北凉王沮渠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马蹄山金塔寺,素所敬重”。

沮渠蒙逊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在整个北凉国
大兴佛事。

为了兴佛,蒙逊“穷海陆之财,费各金碧,殚生民动”。

留居许多高僧,其中有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昙曜、昙无谶、玄高等。

甚至一些国家大事的定夺都要有高僧来决定,就连自己的儿子也起名为“菩提”。

《魏书、释老志》记载:“沮渠蒙逊有凉州,亦好佛法,有沙门昙无谶,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崇等,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听中验,蒙逊每以国事咨之”。

蒙逊留居鸠摩罗什在凉州长达17年之久,使佛学研究达到十六国时期的高峰。

鸠摩罗什翻译了著名的《观世音》《大毗婆沙》《涅经》等,其中《涅经》的翻译为后来在张掖建造涅佛(卧佛寺)提供了理论依据,它的出现也是后来的西夏王朝在张掖修建大佛寺的缘由。

也正是
在北凉王沮渠蒙逊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支持下,才有了北凉石窟群的出现,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佛教石窟规模化开凿的先河,也由此造就了北凉时期辉煌的金塔寺石窟艺术。

二、张掖金塔寺石窟艺术探究
石窟艺术,又称佛教艺术,是建筑、塑像、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

建筑是载体,起着限定和依托的作用;雕像塑像是主体,创造了雄伟庄重的偶像氛围;而壁画则是传播宗教思想和教化信徒的图解方式。

1.张掖金塔寺石窟情况介绍
张掖金塔寺石窟群位于甘肃省肃南县马蹄区境内祁连山系临松山大都麻河边的红石崖壁上,距地面约
六十余米。

在山崖上凿有两个规模较大的洞窟(图1)。

内有造像227身,壁画近百平方米。

金塔寺石窟群由东窟及西窟构成,一般称为东、西二窟。

①东窟:开凿于北凉时期,有北魏复修的迹象,为中心塔柱窟,坐北向南。

窟进深7.65m、宽9.65m、高约6.02m。

窟平面为横长方形,窟顶覆斗顶加平顶。

窟内四壁不开龛,中心柱四面分上、中、下三层开龛造像。

下层:每面正中开一圆拱形大龛,龛楣两侧各塑作反顾状对称的龙头,每龛内塑一坐佛,着右袒式袈裟,结跏趺坐于莲台上(图7)。

龛外两侧除北面各塑一弟子外,其余东、南、西三面龛外各塑一胁侍菩萨,北面三龛外塑千佛。

龛楣上两侧各悬塑6-8身飞天。

中层:中层每面并排凿三个圆拱形浅龛,每龛内塑一佛。

南、东两面龛外各塑一胁侍菩萨,两面的释迦苦
修龛,两侧塑一菩萨、一天王,中心塔柱背面三龛外塑千佛。

上层:除西面为元代补塑的五佛外,其余每面均塑十佛、十菩萨。

在塔柱四面龛外各层空间面上,又塑满形式多样玲珑多姿的小佛和菩萨。

尤其是四壁龛顶塑众多飞天,巧妙地把圆雕、浮雕和影塑有机地结合起来,悬空于壁间,作腾空飞舞之势,这就是金塔寺石窟有名的“高肉塑飞天”。

窟内现存于四壁的绘画也有三层,从残迹上看底层绘千佛,第二层上能看清被外层覆盖的千佛,均着通肩袈裟。

外层正中绘一坐佛,周围绘满排列有序的千佛。

②西窟:北凉时期,中心塔柱窟(如图6),坐北向南。

残深3.95m,宽7.90m,高约4.30m。

形制基本与东窟相同,窟内中心柱也分三层开龛造像。

下层:每面正中凿一圆拱形大龛,每龛内塑一坐佛,
均结跏趺坐。

龛外两侧,西、北两面各塑一菩萨,东、南两面各塑一菩萨和一天王。

东面外侧天王,着铠甲,穿马靴,躯体高大雄健。

中层:每面龛塑内容不一,东面龛正中塑一结跏趺坐佛,着通肩大衣,龛外两侧各塑结跏跌坐四菩萨。

南面龛正中塑一佛,结跏趺坐,龛外两侧各塑一胁侍菩萨。

阿面龛内塑左舒相座的思惟菩萨,龛外两侧亦各塑结跏趺坐四菩萨。

北面龛正中为右袒交脚弥勒佛(图12),龛外两侧上、下各塑二菩萨或二弟子,菩萨和弟子均为坐式,布局与东面略异。

上层:每面塑千佛或菩萨,窟顶覆斗顶加平顶,平顶部分绘大型飞天,土红线分栏分格,飞天或袒右肩或袒上身,下着大裙,双足外露,这是一种早期壁画中常见的形式。

在绕塔柱四面顶上绘二排排列整齐、作半跪式
的供养菩萨。

菩萨高髻宝缯,斜披络带或右袒袈裟,手托供品。

应为开窟时原作。

窟内四壁现存三层壁画,下层正中绘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周围绘千佛,中层与上层也绘千佛。

2.张掖金塔寺石窟艺术分析
①张掖金塔寺石窟的开凿形式及特点
存建筑岂术上,金塔寺石窟群的开凿早期均为中心塔柱窟,窟形平面多为长方形。

会塔寺中心柱式的窟形是北凉石窟的典型标志(图6)。

北凉时期,由于凉州一度出现包括敦煌在内的地域上的统一,为石窟艺术的普及与交流带来了方便。

最初出现的石窟体现着模仿木结构的建筑风格,甚至在窟内使用木质构件,尤其在窟洞口附加楣沿及门面,有着装饰的美感和遮风挡
雨的功能(如图2)。

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将外来的开窟形式,巧妙地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翘檐斗角形式融为一体,是一种创新,具有中国特色。

而阙形龛的形式及龛内塑像的塑造开始在凿龛过程中预留的手法,可谓给后面的造像带来方便,但给凿窟增加了难度。

营建形式上,有主室和耳龛相配合的“连洞”构造形式,(这种开窟构筑形式影响了莫高窟、麦积山、云冈及龙门石窟的歼凿,有二联、三联乃至七联的龛室配置形式)。

金塔寺有内阵、外阵的形式,而最为突出的如马蹄寺“藏佛殿”,内为佛殿,外为回廊,里外开龛达四十九龛之多,以及上下连续五层共开十九窟为一组的“三十三天”(图2),可称得上是我国石窟艺术在建筑史上伟大的创举。

张掖金塔寺石窟的开凿形式影响了同一时期的河西诸石窟。

在现存的河西诸石窟中众多中心塔柱的出
现,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一思想指导下、统一设计规划下才逐步建成的。

尽管它们大小不同,形式也有所变化,但其规模之大,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绝非一般人能够建造。

只有那些可以动用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佛教又有着极度热忱的权势者们才有可能完成。

因为黎民百姓只有信佛,才能苟安于权势者的统治。

这也正是北凉王沮渠蒙逊开凿金塔寺石窟群以及在整个北凉国大规模凿窟的原因所在。

②张掖金塔寺石窟造像特点
张掖金塔寺石窟造像的内容主要为佛、菩萨及飞天(图7)。

造像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石雕、泥塑和石胎泥塑。

佛、菩萨及飞天的容貌及服饰塑造有着北方少数民族的长相及着装特征(如图13),这便是当时当地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塑像衣纹处理是在原有简单平行的贴泥条式衣纹
上增加阴刻线法,形成变化的旋涡纹。

这是在外来文化(源自印度的秣菟罗和键陀罗风格)的基础上,加上了中国传统以线造型艺术手法的创新。

在塑像方面,佛、菩萨及飞天都是面相浑圆。

佛为石胎泥塑,高肉髻,上眼睑为弧线,下眼睑为直线,鼻子平直,上嘴唇厚,脸形修长,呈“秀骨清像”,作说法印,结跏趺坐。

身着通肩袈裟,衣纹凸起,从左角斜向右胸,左佛右袒,右肩披袈裟一角;菩萨眉眼细长,澡目高鼻,颈饰璎珞,胸系华绳,梳发挽,戴臂钏,帔帛从身后绕手肘垂下,身躯健美;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图9)。

特别是在中心柱表面大量采用高肉塑的方法,使一些飞天塑像贴壁而坐或凌云飞翔,烘托出佛国世界更加热烈非凡的气氛。

金塔寺的这种悬塑大型高肉浮雕飞天的表现手法(图4),是北凉时期石窟造像的一大特色。

3.张掖金塔寺石窟的壁画风格
金塔寺的壁画内容以千佛、一佛二菩萨、飞天、供养菩萨、《本生》说法图等为内容。

边角空间绘以装饰纹样、图案,色彩绚丽,烘托出一种富丽堂皇的佛国气氛。

千佛壁画在金塔寺东、西窟都有保存,体态相同,但手印各不相同。

布局为典型的四方连续纹样,用墨线勾勒出,均着通肩袈裟,肉髻尖而高,土红色的袈裟用墨线勾勒出衣纹;一佛二菩萨、交脚菩萨为主题性壁画,绘有圆形头光和椭圆形背光,底层背光有四圈装饰纹带,最外一圈为火焰纹带,一直延伸到龛顶尖端,火焰纹施有土红、石绿、黑色;忮乐飞天以朱红线勾勒形体,衣饰施以石绿、黄、白等色体态呈“U”字型。

线条为早期壁画中常用的“铁线描”。

金塔寺石窟所在的山岩多系红砂岩,石质松软,易
风化,因此,现各窟内的造像,除个别为石雕外,绝大多数为泥塑。

现各窟内的造像及壁画,历经千年,经历了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已缺失了许多。

尽管如此,各石窟中还是程度不同地保存了一些自北凉时期到明清各代的不少佛教艺术作品。

它们虽不如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的各朝代造像或壁画那样系统和完整,但这些窟型、造像及壁画所具备的强烈的时代性和突出的地方特色又是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所不及的。

北凉时期的石窟艺术,被北大考古专家宿白教授称之为“凉州模式”,这种独特的优势,对研究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有着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张掖金塔寺石窟艺术的影响力
1.金塔寺石窟艺术对“四大石窟”的影响力
金塔寺石窟作为北凉时期的皇家石窟,开凿早于“四大石窟”。

由于它的出现,引导并影响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

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述了沮渠蒙逊在凉州开凿金塔寺石窟、雕塑造像的原因:“北凉王沮渠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马蹄山金塔寺,素所敬重”。

大规模的开窟造像,使凉州佛教石窟艺术繁荣一时,并向四周传播,向西影响敦煌莫高窟,向东影响麦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并关联影响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

北凉时期(公元401-439年),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其家乡为其母开凿金塔寺石窟;公元420年-439年,北凉统一了西凉,沮渠蒙逊向西在原西凉属地敦煌莫高开窟;向东影响了西秦的麦积山石窟;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将北凉开窟工匠万人虏至平城(今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后来北魏迁都洛阳又开凿了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又向西影响了麦积山石窟。

顺着这条传承脉线来研究北凉时期金塔寺石窟艺术的影响力,就显得更有意义r。

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石窟为北凉时期所开凿。

敦煌曾是西凉国的都城,公元420年北凉灭西凉,敦煌变成北凉的边关重镇,也是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要驿站点。

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认为现存于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位于窟群中部二层,处于山崖同一个水平线上的编号为268、272、275三窟是敦煌莫高窟开凿时间最早的开祖石窟群。

有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的记载:敦煌268、272、275窟开凿于北凉时期约420-439年间。

那么,敦煌莫高窟便是在北凉金塔寺石窟之后开凿的(指官方行为,规模化开凿),同时,历朝历代又在北凉石窟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与创新,才形成今天规模宏大的敦煌莫高石窟群;大同云冈最早的石窟是北凉工
匠所开凿的。

在北魏灭北凉后,昙曜高僧连同数万工匠被虏到平城(今大同),昙曜高僧主持开凿了云冈16-20号窟,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

《魏书?释老志》载:“太延中,凉州平,徒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北魏孝文帝年间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才开凿了龙门石窟,那么,云冈石窟自然影响了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公元424年左右,如74、78窟。

主持开凿麦积山石窟的高僧名叫玄高。

云冈“昙曜五窟”的监造者昙曜来自凉州,而与昙曜先后虏往平城的高僧之中,就有曾到过北凉的高僧玄高。

北魏《高僧传》载玄高传曰:“高乃仗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训,凿窟造像,禀其禅道。

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北凉西秦高僧隐在此山,与玄高相会,以同业友善”。

北魏时期龙门石窟艺术又向西影响了麦积山石窟。

2.金塔寺石窟艺术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力
佛教以教化佛徒为目的,离不开大量财力物力的支持,贴近群众便是它的形式要求,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因此,佛教艺术绝不可能脱离生存时代、社会环境和佛教自身的发展而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形式风格。

佛教艺术传人中原地区后,既保留了印度佛教艺术特点,同时又表现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图7)。

如敦煌早期造像艺术可以划分为北凉及北魏前期的裸体丰乳细腰大臀的西域风格和受儒家审美观影响的北魏晚期、西魏、北周时期的秀骨清像的中原内地风格。

中国石窟艺术更是集儒、释、道艺术之大成,杂然纷呈的一种艺术形式。

公元7世纪后期出现在印度的密教艺术打破了古典主义的和谐与平衡,出现了很多裸体形象,追求繁杂的装饰,风格浑朴,色彩艳丽,创造出了
密宗佛教艺术。

金塔寺石窟艺术同样是以宣扬“佛教教义”为它的创作题材。

但是在创作实践上,却没有拘泥于“佛教教义”中清规戒律的约束,一开始就和现实社会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最早的北凉时期的作品开始,就是借佛教《本生》故事为题材,通过对广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的艺术化塑造,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与向往(图10)。

只是它的体现深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显得深刻、广远。

在创作实践上,金塔寺石窟里有许多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石窟中北凉时期的造像,佛像多面相丰圆,细眉大眼,鼻梁高耸且直通额际,嘴小唇薄,而佛像头上的肉髻,不是犍陀罗式的多作卷曲状,却根据汉人头发平直的特点磨光高肉髻,佛与弟子虽然具有高大雄健的体魄,却非简单模仿西域人的形体,而是体现了我们北
方民族强悍的性格(图13)。

这些造像显得庄重大方,
古朴刚健,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与欣赏习惯。

胁侍菩萨,各个躯体丰满匀称,表情生动(图8)。

东窟中心柱东面中层南侧的菩萨,高髻长发披肩,上身裸露,肌肤丰腴细腻而富有弹性,腰际缠巾自肩上搭下穿肘飘扬,背身侧首,嘴角微翘流露出含蓄的微笑,饱含着东方女性的美丽、善良和温柔(图11)。

西窟中心柱西面中层的两身菩萨,人们称她们为窃窃私语像,是一组很精美的作品,按常规菩萨应是虔诚而又严肃的侍立在佛
的两侧,接受着佛的教诲,而这组菩萨竟然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显然左侧的菩萨在侃侃而谈,右侧的菩萨侧耳聆听,似乎释迦如来刚刚讲完一段精彩绝伦的经文后,他们领悟到了其中的妙处。

古代雕塑者能紧紧抓住生活中的瞬间,用艺术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将他们表现
出来。

这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切关系的反映,
可以看出民间艺术家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灵活的创作手法,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洞察和感受。

金塔寺石窟中的高肉塑飞天是石窟艺术中的精品,素有“东方飞天之精华”的美誉,飞天高髻束发披肩,上
身袒露,戴项圈,下着裙紧贴腿,裙裾外扬,披巾绕臂向
后飞扬,躯体呈“U”字形。

制作者以“高肉悬塑”的形式表现,各个凌空飞舞,具有呼之欲出的动感(图9)。

专家们认为这种早期高肉塑飞天形象在中国石窟中绝无仅有。

金塔寺石窟造像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由这种手法所表达出来的形象的真实性,几
乎完美地显示出纯粹的民族精神和面貌特征。

如面相、体型、服饰、衣褶以及精神状态等,无处不充满着民族的现实主义成份。

因此,对于佛教艺术最应具备的那种超人间的神化气氛,也就大大减弱了。

人间化的真实感超过了宗教性的神秘感,民族化的典型形象和神态,替
代了印度佛教人物的呆板样式,这便成了金塔寺造像的风格特征(图10)。

特别是那种“以形写神”及“形神兼备”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对我们现、当代艺术创作都有很好的启迪和昭示。

参考文献
01《中国石窟研究》中《北凉石窟-凉州模式》,宿白著,1989年,文物出版社。

02《梵宫艺苑》,董玉祥著,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
03《敦煌艺术继承与创新》,敦煌研究院著,2007年,油田出版社
04《麦积山石窟研究》,麦积山研究所著,200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
05《中国石窟艺术纲要》,阎文儒著,2005年,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06《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文物出版社
07《中国历史》,许海山主编,2006年9月,线装书局出版
08《甘肃历史》,1988年,甘肃教育出版社
09《张掖县志》,张掖文化局著,甘肃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