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评论】以互文性视角看莫言小说中的历史诗学

２０１２／７・文艺争鸣・广角
广角
以互文性视角
看莫言小说中的历史诗学
姜华杨枫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1），因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这里的另一文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文本，可用来指涉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2）。

莫言的创作风格莫不存在着一种“狂欢化”精神。

而“文学的狂欢化这一概念实际已具备互文性的基本内涵”（3）。

从中我们发现历时性文本和共时性文本，无不变异彰显于莫言小说历史诗学的狂欢化语体中，且互相穿插，互相杂糅，互相衍生。

“红色”的歧异
当“红高粱”作为一个农民精神图腾的象征物而活化跌宕起来，并置于抗日的坐标中，其诗学价值恣意绽放了。

以往的经典大都沉溺于敌我对立和“三突出”的写作旧制，《红高粱》却将不屑的土匪扶正为主角，而以冷支队长为代表的军队成为陪衬。

二者之间的斗争关系也变成了光明磊落与阴谋诡计的民间伦理性差异。

这一策略，明显反拨了以往历史叙事的同质化和单一性，而将歧异性的因素强行突出了。

从历史诗学法则上，《红高粱》展示出了民间人物真正浮出历史水面的本来面目。

这不仅如王德威所言是一种对抗“影响之焦虑”的修正，更是对《水浒传》《说唐》等古典侠义小说叙事传统的有意回归。

莫言针对“红色经典”违规而大胆地编撰出的历史复合文本，承载起一片广袤的民间场地。

这个场地里的一切风景，皆摇曳生姿，契合主观色彩和个性品位，《红高粱》的文学史意义也由此张扬。

而莫言反抗既定的写作规范，能以未受经典话语规训的百姓思维来表达其真实的思想尺度和美学趣味，尤能以互文性策略来完成对压抑性文本的超越，自然也成为承载其历史诗学的大致通道。

《丰乳肥臀》：“母亲”神话的延异
《丰乳肥臀》对母亲形象的描摹，所针对的或许有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作《母亲》，或“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乌苏拉形象。

于我们而言，却感觉她更直逼本土“五四”传统所统摄的母亲话语基型（如丁玲《母亲》、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莫言创作《丰乳肥臀》的直接动力，除了“母亲”塑像的激发、丧母之痛的悲切、成长经验中的历练外，也直接来自对经典写实套路、形象范式的悖反、修补。

《丰乳肥臀》以小历史祛除了大历史的遮蔽，构筑了莫言历史叙事和小说中国的思想层面。

这里，我们感觉金童作为知识分子象征的意义虽然重要，但不如说莫言于书写过程中，其内心情愫在追踪母亲的行迹时，获得了乳汁样的滋润和温馨。

莫言的民间意识和顽童思想（黑精灵）也只有在对“母亲”这个词语的温习品味中才能得以释放和缓解。

老顽童心理本属于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在“母亲”这个词语面前的童稚天性和习性的再现。

只有抓住这一点，才能抓住莫言锻造母亲形象的良苦用心。

当然知识分子缩微式的恋母情结或隐喻色彩，也存在着一个既定话语范式，
从中也可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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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出一些莫言互文写作的策略。

“在《丰乳肥臀》里，莫言开始小心翼翼地把爱这个早就被抛弃了的情感拾了回来。

……莫言无法从小说所反映的那个时代背景里自然而然地推导出这种爱的诞生、存在和繁衍，他只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母亲推到了上帝和上帝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丛林世界上的首席仆人马洛亚的面前。

”（4）基督教话语在中国本土民间社会中呈荒诞性地四处播撒、延异，既成为锻造母亲性格、行径的主导性非民间元素，又成为莫言对母亲这个形象构思意旨的民间理想化的美好憧憬。

后者，未尝没有着莫言对母亲生前苦难命运的再度呈露和铭记，以及对其死后灵魂之归宿的忐忑而不失美好的祈祷。

《天堂蒜薹之歌》：转型期农民的异化
结合当下语境来分析，《天堂蒜薹之歌》这个现实针对性极强的文本就产生了历史性的寓意——《天堂蒜薹之歌》所揭示的现实，与时已过去二十多年的当下乡村社会的部分事实相比，岂不是历史更像虚构？或者虚构比现实更真实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悖谬关系，实在充满了诡异驳杂的喻示关系。

而莫言民间写作的理想也就在这里获得了提升，即历史与现实之间充满着深邃无间而歧义横生的对话性。

所以现在评价莫言小说的历史诗学本身，也必须要将《天堂蒜薹之歌》这样需要许多年持续不断阐释的文本，投放进一个历时性的框架中进行讨论。

而互文性写作直接的激发即来自莫言处理现实材料的历史眼光。

首先，是亲历性事件，即莫言自家的四叔和牛的横死的遭遇与文本中的“四叔”和“牛”一样，引人愤懑。

其次，来自《大众日报》的相关新闻报道，即发生在山东苍山县内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

但这虚构出来的诗性美学价值又使得莫言抵达了古典和现代文学中刺贪刺虐的讽喻文本所蕴涵的寓意性中来。

这种寓意性即表现在《天堂蒜薹之歌》的监狱中人与地狱中鬼之间的对话、母亲与胎儿之间的对话，并与结构文本主体的各种对话皆构成复调关系。

这里的复调即在于作为合成文本，充满讽喻锋芒的“天堂县”里竟然充满了各种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般的悲愤声音。

这些综合的声音构成一曲交响，充满着不可压抑的激愤和谴责，审视着农民生活和生产的苦难和不幸、血泪与死亡。

所以，单凭文本中狂欢化的声音，即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

这种互文性即与我们生活的实际面貌相吻合，并给予读者以
探测改革时代乡村生活的实况笔录。

《檀香刑》：耳朵的变异场
“你们阅读是用眼睛，我用的是耳朵。

”（5）一语道
破莫言小说感官大挪移的基本章法。

若以此析读《檀香刑》这个历史文本，在我们看来，足以证明这确
是一个用耳朵来“阅读”的文本，一个听的文本，一个
声音反抗并颠覆、修正视觉意识形态书写历史的文本。

刽子手形象的出现，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莫言承
继《红高粱》中的剃头佬，并与鲁迅《药》及其它图文
作品中的刽子手形象合而为一，并变形化了。

孙丙
部分则可回溯自《丰乳肥臀》中上官斗与司马大牙的
抗德事件。

从人物形象演变过程序列中，可以看出
莫言历史书写文内之间的互文策略。

在《檀香刑》中，莫言就历史中的“刑罚”权力话语
型而思考了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出现的这一
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尤其当
它是以视觉为基础时更是如此”，“一旦视觉性被引入，它就让我们注意到鲁迅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和旁
观者所处的位置。

更进一步来说，它让我们认识到这
段闻名的情节在不同的观察者群体的复杂关系中，是
如何被不断地重写，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赏鉴行刑的
旁观者、观看这一屠杀事件和幻灯片的鲁迅和他的同
学们还有作为作家进行自我审视的鲁迅及他人的观察，等等”。

（6)正是“视觉性”成为中国文学启蒙现代性
叙事的发端和延续，之后的主题也莫不与此相关。

也
正因为观看主体认识论上的视觉“震惊”（本雅明语）
体验，现代文学文本作为一种拯救的形式，成为精英
知识分子实现启蒙现代性的关键手段，并着力挖掘其
中蕴藏的戏剧性（荒诞或悲剧感）因素。

这种戏剧性
因素的展示，莫不通过肉体经验的各种改写得以体现，由此所构形的“看—被看”的结构关系，也笼络其中，成为塑造视觉意识形态的内在机制。

莫言却不再注重视觉经验的挖掘，他是通过对
声音的捕捉，完成了对视觉意识形态话语和经典写
作的反抗和超越，并以“狂欢叙述”完成了对“震惊”
体验的颠覆。

这是莫言历史诗学最大的功绩。

“胡乱写作”：迥异的“民间”叙事伦理
从《红高粱》《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我们以互文性的视角梳理莫言小说的历史诗学姜华杨枫・以互文性视角看莫言小说中的历史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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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蕴，我们发现这种叙事模式不仅决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基本策略，也影响了莫言小说历史叙事的本体价值，足以构成与历史、现实、人生的多种对话关系。

这种对话关系，既烛照出当下“底层书写”这一口号看似经营现实、关注民生的美学缺陷，更比照出其先天的柔弱性和他律性。

而莫言的小说文本也迥异于民俗意义上的“民间文学”。

它们应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话语由“大说”步入“小说”的一个断裂性延续。

中国现代汉语小说的历史叙事法则一旦成为正统、经典、法则，自然也就构筑起宏大叙事和正谕话语（官方话语），却也远离了古典或传统民间另类生气的滋润和熏染，并逐渐丧失其生命力。

它们所构造的文学正史，明显成为莫言小说之“影响的焦虑”。

而莫言信奉的民间立场却又使他试图去接近鲁迅的常规做法，来挖掘童年经验的富矿，即如鲁迅“宁肯去读野史，宁可去听民间口碑流传的东西”（7）。

所以，莫言小说的历史诗学以古今经典作为互文对象，既突破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写作系统，又构成对它所编排的写作规范的挑战。

由此而形成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之立场，在我们看来，这应属于扭转固定叙事伦理的一个范畴。

那么，何谓叙事伦理？通过梳理莫言小说的历史诗学，这个叙事伦理已同语反复地体现于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理念主导下的叙事策略中。

“载道体”和“代言体”等既定规范和压抑话语，被莫言通过对民间口头传统的寻觅和把握，成为支撑其审视历史文本“影响的踪迹”之视镜，又是其构想“小说”中国之互文性诗学策略的内核——差异性原则。

这应是莫言基本的民间小说叙事伦理。

“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

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第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

第三，我想，是中华民族的传奇文学的源头，或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

”（8）它们一并铸造成了莫言式的“胡乱写作”。

而“所谓的‘胡乱写作’就是直面自己灵魂的写作……如果说我有什么文学观的话，这些就是我的基本想法”。

“新时期文学的发张和创新通常都是由胡乱开始的。

……没有胡乱，哪有今日的中国？没有胡乱，哪有今日的艺术？当一门艺术有了诸多的清规戒律，成了被少数人垄断的庙堂艺术之后，胡乱就是革命的开始。

”（9）这既表明了莫言想象力之充沛、语言之鲜活、构图之感性，更表明了莫言小说叙事伦理策略的一大“野心”——“胡乱写作”应当本着一份“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价值标杆。

“只要我本身就是老百姓，只要我能够确实感受到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那么从我个人出发的写作，就具有广泛的意义。

”（10）所以，这份“野心”一旦落实到具体即莫言所理解的“个人化”的创作中来，则自然酿成了莫言小说历史诗学的一大表征——传奇化。

“互文性”“认为一个文本无法离开其他文本独自存在，此文本与其他文本，现在的文本与过去的文本一起构筑成文本的网络系统，每个文本的意义总是超出自身所示，表现为一种活动与一种构造过程，一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互文性因而成了生发和分配意义的场所”。

（11）所以，互文性历史诗学原则一旦被莫言以“传奇化”的手法得以颠覆、修正、编缀，就不仅代表着作家的独特个性，更裹挟着深广的民间写作指向。

“故乡的奇人奇事有很多进入了我的小说，当然都是改造过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传奇故事。

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过程，实际上都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12）。

而这个“改造”的过程，实质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撑起莫言历史诗学之互文性写作策略的基质——传奇化诗艺。

这种传奇化诗艺，表明了莫言在向民间口述故事、志怪小说传统和章回白话小说经典回应的同时，又对汉语小说的当下、未来变革及附属其后的现代性诸课题，给予恰切正当并以作品为依据的回答。

再者，这传奇化诗艺，也最能让莫言找到自己的故乡这块“血地”的底气和语感，并能充分实现其“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理想。

注释：
（1）（2）（3）（11）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1页，第23页，第141页。

（4）叶开：《莫言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

（5）（7）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第100页。

（6）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0-261页。

（8）莫言、刘颋：《我写农村是一种命定》，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9）莫言：《胡说“胡乱写作”》，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10）张清华：《小说的伦理结构与戏剧性及其他》，《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9期。

（12）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作者单位：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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