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中的因果性与因果选择

圆园21
年
第
2
期
国际学术动态
2020年1月6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生物学中的因果性与因果选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如期举办。

本次会议的6位报告人中，2位外宾分别是来自悉尼大学的Andrew Latham 博士和来自澳洲麦考瑞大学的Perrick Bourrat 博士；4位中方报告人分
别是来自复旦大学的吴东颖博士
（台湾学者）、清华大学的吴小安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的周理乾博士和
来自台湾大学的陈乐知博士
（香港学者）。

对于自然科学如生物学来说，其一大目标是总结和发现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于因果性究竟是什么，因果关系如何理解和定义，日常所认为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以及科学的方法如何发现不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等问题，是哲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家等始终致力于研究的主题。

在因果的数学建模领域，Judea Pearl 和Peter Spirtes,Clark Glymour and Richard Scheines 两个团队将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基于因果图模型和结构因果模型进行因
果分析———成为因果讨论中的一匹黑马。

最近一、两年，哲学、逻辑学、人工智能、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等均试图运用此工具为各自领域提供新的思路。

本次会议邀请了结构因果建模方面的国内专家吴小安和吴东颖博士，生物学哲学家Pierrick Bourrat 和周理乾博士，以及有深厚的传统哲学功底
的Andrew Latham 和陈乐知博士，希望来自三个领域的思想碰撞能够为因果建模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提供充分的理解甚至更为深刻的洞见。

会议由吴东颖博士的报告“Degrees of Causal Contribution ”开场。

不同的原因往往对同一结果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而量化此种贡献度是本报告的主题。

最近国际文献中有不少尝试，将原因的概念理解为
充分造成结果的必要元素，且在这样的概念中讨论如何将因果贡献度量化。

目前仍少有将因果贡献度的概念以概率来量化。

吴博士的报告提到两项研究结果：第一结果是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量化分析因果贡献度；第二结果是评估第一结果和先前国际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比较。

最后报告总结本研究成果较先前的研究提供量化因果贡献度更广泛的框架。

在讨论中，聚焦点在本研究提出的框架是否能正确区别单称因果与类型因果。

报告人收集记录各与会人的修改意见，将完善改进因果贡献度的测量标准。

吴小安博士就反事实琐碎性和The Principal Principle 的问题进行了报告。

对于从事因果模型和潜在结果模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而言，反事实的琐碎性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概念：如果它是对的，那么就需要重新检视之前对于反事实的讨论与应用。

吴博士试图证明，反事实的琐碎性问题实质上将两个貌似相同实则在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匹配的概念错误等价所致。

这两个概念分别是干涉（intervene ）和反事实（counterfactual ）。

在Pearl 的分析中，可以基于已有的因果模型来计算反事实条件句的概率，其中第一步就是do （X=x ）。

“do ”算子的语义内涵便是干涉的概念。

两个概念在因果模型的框架下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因此有助于对传统哲学中对于反事实的讨论提供有效的
方法论工具。

对于反事实的琐碎性问题，
如果我们不只是从粗浅的概念直觉上来理解“反事实假定的信念度”，而是深入到因果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讨论中，就会发现被似是而非的理解所忽略的细微差
生物学中的因果性与因果选择
陆俏颖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陆俏颖：助理教授。

Tel:135****4082
E-mail ：*************.cn
收稿日期：2020-12-30
热点聚焦
11
圆园21年第2期
国际学术动态异处。

评论和问答环节主要围绕do和
counterfactual的区分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Andrew Latham博士在题为“Indirect Conscious
Causal Control Compatibilism”（基于有意识因果控制
的间接相容论）的报告中，尝试引入并捍卫一种新的
相容论立场。

他指出，关于自由意志的有意识控制论
立场会不可避免地造成非匹配问题。

具体而言，有意
识控制论者认为，一个行动是自由的充要条件是该
行动由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慎思）所控制（如行动
的启动或终止），这种意识控制因而是一种自由赋予
的机制。

然而正如李贝特实验所揭示的，多数人以为
的自由行动并不满足意识控制这一条件，因而实质
上是非自由的。

非匹配问题是指如下事实：满足有意
识控制这一条件的真实自由的范围远远小于人们以
为的自由界定的范围。

为解决此问题，Andrew Latham博士提出了基
于有意识因果控制的间接相容论作为一种扩展方
案。

在有意识的心理控制范围之外，还存在着亚人层
面控制下的行动程序（Controlled Action Procedure）。

由此程序产生的行动，即便不是出自意识控制，作为
后者的间接产物，仍旧是一种间接自由的行动。

因
此，自由行动包含两类，一类是基于意识控制的直接
自由行动（继承既往相容论），另一类是由控制下的
行动程序导致的间接自由行动。

非匹配问题因此得
到了解决，李贝特实验涉及的案例正是一类间接自
由行动。

最后，Andrew介绍了关于行动控制的几个
充分条件，如行动的产生、破坏、触发、监控与更新。

在讨论环节，与会者就行动控制的条件，围绕自由的
程度界定的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麦考瑞大学Pierrick Bourrat研究员的报告着眼
于生物学中的全基因组联合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方法对于遗传率的计
算，探讨基因作为原因的因果效力问题。

遗传率简单
说是指种群中表型的差异有多大程度上是由基因的
差异所引起的。

如人类身高的遗传率大约为0.8，这
意味着，人类身高差异的80%由基因的差异所引
起。

但我们能说，人类身高80%由基因决定吗？
Bourrat博士试图用干涉主义的因果理论（该理论也
是因果模型方法论的基础），对遗传率分别从因果的
影响范围、因果特异性和因果稳定性三方面进行详
细分析和解读。

通过GWAS得到的遗传率也被称为
SNP遗传率。

Bourrat博士认为，总体来说，此概念
确实把握了基因和表型之间的因果关系。

具体来说，
SNP遗传率并不能解释全范围的表型差异，即基因
的因果影响范围通常是有限的；除了一些少数例外，
基因的因果特异性也不会很高；由于GWAS的样
本通常局限在特定人群中，从一个样本计算得到的
SNP遗传率无法扩展到其他人群，因此其因果稳定
性不能被保证。

基于以上三点，Bourrat博士建议，在
解读和应用SNP遗传率时，需要时刻注意其在因果
分析上的局限，不可过度解读以夸大SNP遗传率的
解释范围。

此报告在讨论环节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
趣，Bourrat博士进而对GWAS和SNP遗传率的具
体过程进行了讲解。

上海交通大学周理乾博士报告了他近期的工
作。

周理乾博士在其报告“亚里士多德的反击：一种
复兴形式因的自然主义方式”中认为，今天关于因果
性的形而上学研究中，是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动
力因为隐喻的，而这样的隐喻使关于因果性的解释
不完整，其中需要增加的一种因果性便是形式因。

要
理解形式因，首先要理解形式（form）究竟是本体论
意义上的，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如果是本体论意义
上的，那么我们就引入了一种与具体的物理过程不
同的东西，这违反了“奥卡姆剃刀原则”，也带来了这
样的难题，即形式作为一种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
如何能够具有影响物理事件的因果力？如果是认识
论意义上的，那么形式本身则没有因果力，只是派生
于物理因果，但这又与一开始的分析相冲突。

周理乾
博士认为，Terrence Deacon关于约束的理论可以为
这个困境带来新的启示。

一个物体的形式，比如河流
中的一个涡旋，并不是由构成它的物理成分、固定的
结构或模式来决定的，而是由河流那些原本可能实
现但实际上没有实现的状态决定的。

以这种方式来
定义形式有两个优势：第一，形式成为了某种具体存
在的东西，尽管是否定意义上的；第二，由于形式是
具体的物理过程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具有时空上
的广延性。

也就是说，形式在本体论上是实在的，但
并非某种完全不同于物理实在的东西。

那么形式的
因果力是哪里来的呢？这同样要从否定性的意义上
来理解。

形式或者说约束并不是直接因果地作用于
对象之上，而是决定了哪些物理事件无法成为因果
的来源。

这反过来也就间接决定了哪些可以具有因
果作用，对形式因否定地理解为理解所谓的下向因
果提供了新的洞见。

热点聚焦
12
圆园21年第2
期
国际
学术动态
报告后，有人提出对于约束的理解似乎只是换
了个视角，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对此，
周理乾回应表示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视角的转换。

也有人提出这里所谓的约束似乎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边界条件，而如何确定主要原因和边界条件，也是因果性研究
的重要话题，尤其是因果网络的提出，
为讨论这个话题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对此，周理乾表示赞同。

会议的最后一个报告回归到了传统哲学中，
由来自台湾大学的助理教授陈乐知博士呈现。

陈博士的报告集中于分析物理主义作为一个当代主流世界观的特质，认为物理主义的动机或与科学世界观有
关，并列举三个随之而来的论证。

报告特别集中于其中的“随附论证”，因为这个论证可见于现代哲学史中大部分思想家的作品，可见其确实为一般人提供接受物理主义的动机。

根据随附论证，心物的随附关系先是可于经验上被观察的，然后再可作为接受物理主义的理由，这一思路与主流分析哲学讨论认为
物理主义证明随附性相反。

报告试图为随附论证建立一个更形式化的版本，因为如果随附性走在物理主义之前，则这种随附性必然不涉模态必然性，必须以新的概念工具描述。

报告中用当代科学哲学主流之机制理论及结构实在论建立有关论证，于其中亦
特别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概念：
机制随附。

对于报告的观点，评论人质疑其借用机制哲学发展出机制随附理论，是为建立一种全新的物理主义，而非达成其目的，对一般的物理主义提供论证。

评论人亦质疑为何报告人要关心一般人于直觉上接受物理主义的隐藏动机。

报告人回应指出，随附论证是历史常见的论证，而用上机制论只因论证需要一套语言工具描述心物关系，而机制论正好是当代科学哲学主流的语言工具。

研究直觉动机，则因报告人意图探索物理主义作为一主流世界观是否有充分的
理性基础。

2019年7月11~12日，第四届营销科学与创新国际研讨会（MSI 2020）暨《企业研究学报》（JBR ）专辑学术会议在云端隆重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联合管理学领域国际权威期刊《企业研究学报》（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BR )共同主办。

会议学术负责人分别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汪涛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永贵教授和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杨智教授。

本次会议共收到中英文投稿320篇，经过专家评审，其中162篇在会议上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
进行展示。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的市场营销与创新管理：挑战与机遇”，着重探究新的商务环境、新的技术发展以及新的政治环境对营销和创新管理的影响。

会议汇聚了国内外营销管理和企业管理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就该领域前沿性理论与观点进行深入对话和交流讨论。

（1）服务创新。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主编、来自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商学院（AMBS ）的Anders Gustafsson 教授进行了题为“In the Search of 营销科学与创新
朱华伟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1当前研究热点
朱华伟：副教授。

Tel:156****6588
E-mail ：*****************.cn
收稿日期：2020-12-31
热点聚焦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