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之际：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士对国共内战的因应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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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铃
　〔摘要〕对于抗战后的国共纷争，美国在华传教士一开始的主流意见是支持国民党击败中共，但希望其通过自身改良消除腐败，并认为美国政府也应该继续援助国民党。

内战前期，美国传教士虽然面临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但在华差会仍持低调处理、继续观望的方针。

到１９４８年，中共适时提出关于处理在华传教士问题的新政策方针，强调要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和宗教信仰自由，增强了美国差会及传教士继续留华的信心。

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华大部分差会及骨干传教士坚持留在中国，但对传教力量的分布作出调整，准备迎接新政权。

但到１９４９年后，由于中共在外交政策上“一边倒”，美国传教士留华前景趋于黯淡。

紧接着，在“三自革新”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宗教界人士开始加入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

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美国差会及传教士最终全面退出中国大陆。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差会；国共内战；传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Ｋ２６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６８－１２ＳｔａｙｏｒＬｅａｖ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ＫＭＴ ＣＰＣＣｉｖｉｌＷａｒ
ＣｈｅｎＬ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ＫＭ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ＰＣ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ＫＭＴｔｏｂｒ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ｆｅ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ａｎｄｔｈｅｙ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ｔｈｅＫＭＴ．Ｂｕｔ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ａｌｓｏｈｏｐ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ＫＭＴｗ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ｉｔｓｏｗｎ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ｆａｃｅｄｌｉｆｅ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ｄａｎｇ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ａｄｏｐ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ｔａｋｉｎｇ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ｄｗａ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ｙ１９４８，ｔｈｅＣＰＣ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ｔｉｍｅｌｙ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ｉ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ｂｅｌｉｅｆ，ｔｈｕ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ｗｈｏｈａｄ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ｎｅｗ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ｃｋｂ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ｗｅ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ｔａｙ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ａｄ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ｗｅｌｃｏｍｅｔｈｅｎｅｗｒｅ ｇｉ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１９４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ＰＣ’ｓ“ｏｎｅ ｓｉｄ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 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ｗｏｕｌｄ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ｎｄｅｄｔｏｆａｄｅ．Ｔｈｅｎ，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ｉ ｇｉｏｕｓｐｅｏｐｌｅｂｅｇａｎｔｏｊｏｉｎｔｈｅｗａｖｅｏｆａｎｔｉ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ｔｏｒｅｓｉｓ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ｏａｉｄＫｏｒｅａ，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ｗｉｔｈ ｄｒｅ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ｔｉｒ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到抗战前夕，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已历时百余年之久。

大批美国在华传教士不仅传播基督教信仰，且办理了众多教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同时又通过经济力量和人事制度长期主导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本文是２０１５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士退出中国大陆研究”
（１５ＹＪＣ７７０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他们的传教利益遍布中国各地，业已成为美国在华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抗战期间，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虽遭受重创，但于战后迅速恢复。

与此同时，战后国共矛盾日益显现，双方边打边谈，最终内战全面爆发，美国传教士所期望的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

这就迫使美国传教士必须就国共内战适时作出应对。

首先，国共内战涉及传教士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

据统计，美国新教主要宗派①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在１９４７年底尚有１０００多人②。

其次，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深入，美国在华传教士对内战究竟持何种政治态度，对华传教的战略方针又作何调整，才最为符合自身的传教利益？再者，美国传教士来华的主要使命和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信仰，这与共产党的唯物主义理念相违背。

因此，内战期间中共如何对待美国在华传教士，既是一个外侨问题，又是一个宗教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界就此议题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③，本文主要利用中英文史料，试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

一、从“支持”国民党到等待观望
自３０年代开始，因为国民党与美国传教士关系较为融洽，而且包括蒋介石夫妇在内的诸多国民政府高层人士都是基督徒，所以面对国共之争，美国传教士的主流态度是支持国民党。

１９４５年３月来到重庆并在此驻留两个月之久的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④美国干事德惠廉当时就已看到，虽然重庆国民政府领导人民抗日有功，实际上却一直在走下坡路，相反中共的实力和声望与日俱增，同时国共相持的背后还涉及美英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争端，这都增加了战后中国局势的不确定性。

他预感到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所以呼吁加强团结。

⑤但德惠廉所称的团结实质上是希望中国政令早日统一，国民党能真正统一中国。

他对国民党的责备也是希望其能迅速进行自我改革，以增强政府合法性。

１９４６年８月，美在华传教士的头面人物司徒雷登也撰文表达了他对中国局势的最新看法。

他认为，国民党虽然腐败，但它毕竟模仿了美国式的民主，对美国而言是“可亲可近”的。

在他看来，蒋介石是当时中国“唯一值得信赖和胜任挑战的领袖”，再加上马歇尔将军代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积极协助，中国可以实现“联合政府”的主张。

⑥是年７月，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７月２２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统一的另一个新希望”⑦。

如果说德惠廉和司徒雷登的相关表述稍显含蓄的话，那么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国新教主要宗派有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卫理公
会、信义会、公理会、北浸礼会、南浸信会等。

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Ｎ．Ａ，ＦａｒＥａｓｔ
ｅｒｎＪｏｉｎｔ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９４７－１９５１，Ｆｉｌｍ
Ｓ３７，Ｃｈｉｎａ ７５，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９，１９４９，ｐ．１．（以下引用
该档案时使用略称Ｃｈｉｎａ。

）
相关研究参见ＮａｎｃｙＢｅｒｎｋｏｐｆＴｕｃｋｅｒ，“Ａｎ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Ｐｅａ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ｓ，１９４８－１９５０”，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４５．Ｎｏ．１（Ｆｅｂ．，１９７６）；ＰａｕｌＡ．Ｖａｒｇ，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ｒ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８９０－１９５２，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
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姚民权、罗伟虹：
《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又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它的前身是成立
于１９１０年的爱丁堡续行委办会，１９２１年方改用现
名，它和全世界各国教会都有联系。

国际基督教宣
教协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间渊源颇深。

在
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的前身爱丁堡续行委办会于
１９１２年举行全体会议时，美国人穆德（穆德在１９２１
年至１９４２年期间长期担任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的会
长，之后仍然担任名誉会长）被推选来远东进行活
动，在中国召开一次全国大会。

于是在１９１３年，穆
德主持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
基督教中心机构“中华续行委办会”，由诚静怡任总
干事。

１９２２年５月，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为中华全
国基督教协进会。

Ｊ．Ｗ．Ｄｅｃｋｅｒ：《中国团结的重要关头》，《天风》第
１９期，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ｔｕａ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０，Ｎｏ．３（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４６），ｐｐ．４４５－４４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Ｈａｐｐｙ”，Ｔｉｍｅ，Ｊｕｌ．２２，
１９４６．
（“联董”）①总干事樊都生的讲话则显得锋芒逼人。

樊都生的另一重要身份是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因此他的讲话在中美基督教界甚至政界都具有相当影响力。

１９４６年夏季，樊都生来中国并和许多中美领袖会谈，其中最主要的是马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

他明确表示马歇尔的调处只能起到暂时休战的作用，双方最终必有生死决斗。

美国应支持国民党打赢内战，不然中国将被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②
德惠廉、司徒雷登和樊都生这三位在中美基督教界乃至政界颇具影响力的传教士，都意识到当时的中共已今非昔比，但又恐惧共产主义革命的到来，担忧中共胜利后中国会倒向苏联。

他们也十分清楚国民党内部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却仍将解决当时中国紧张状况的希望寄托在其身上。

因此，他们一方面督促国民党抓紧进行政治上的自我改良，另一方面又支持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经济军事援助。

他们这种带头的言行，已逾越了宗教和政治之间本应有的界限，加剧了中国局势的紧张，同时给美国在华传教事业造成负面效应。

司徒雷登接任美国驻华大使，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传教士外交”的时代。

作为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他积极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同时希望国民党能切实进行政治改良。

他利用自己在中国基督教界广泛的人脉关系，试图通过基督教来影响政治。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３日，深受美国教会影响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委派会长梁小初等三人，去南京访问尚在进行和谈的中共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及国民党政府代表等，表达了基督徒对和平的愿望。

访问期间，司徒雷登力劝基督教人士应发表一篇合乎时代要求的宣言，但三人当时没有同意。

司徒雷登随后介绍三人访问马歇尔，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口吻一致，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改良政府”，民主人士应该参加这个政府。

③但是，到了８月１０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就发表联合声明，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国共双方所谈判的问题似无获得解决的可能④。

１９４７年７月４日，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总动员令》。

同月，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中国基督徒领袖代表团与宋美龄、蒋介石会面⑤。

中国基督徒领袖建议政府不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武器是建立给予人民更好生活、更多自由、更多公正的社会秩序⑥。

然而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效。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会见代表团时都在为国民党的决策开脱责任，并要求基督徒站在自己这边。

代表团成员的“良苦用心”丝毫未打动“剿共”态度坚决的蒋介石。

相反，蒋介石还责怪他们为何不像天主教那样表态支持政府。

⑦事实说明，司徒雷登和中国基督教领袖尝试的改良主义道路已走入“死胡同”。

从军事上看，１９４７年是国共内战关键性的一年。

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和陕北的进攻，中共中央大胆决策，将主要战场由山东转到中原，将战略重心由内线移至外线。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出击外线的行动，标志着全国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联董”）正式成立于
１９４５年６月，是推动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运动的联合
机构，其前身是１９３２年于美国纽约成立的中国基督
教大学校董联合会。

１９５１年，因政治原因，“联董”
中断了对中国大陆的服务。

１９５５年改组为“亚洲基督
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Ｂｏａｒｄｆｏｒ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ｉａ，简称“亚联董”），工作
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

中美重
新建交后的１９８０年，“亚联董”恢复对华服务活动，
直至今日。

具体参见肖会平：《合作与共进：基督教
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对华活动研究（１９２２—１９５１）》，
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２—１４２页。

樊都生：《中国之危机》，《天风》第４２期，１９４６年
１０月１２日。

参见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１８４３—１９４９）》，上
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市基督教教
会委员会，１９９４年，第２２６—２２７页；崔宪详：《控
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协进会侵略中国的阴谋》，
《天风》第１１卷第１９期，１９５１年６月９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
１９４９）》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０—
１２１页。

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
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８３页。

Ｃｈｉｎａ １９，Ａｕｇｕｓｔ７，１９４７，ｐ．２．
Ｃｈｉｎａ １９，Ａｕｇｕｓｔ７，１９４７，ｐ．４．
局的重大变化。

①与此对应的是，１９４７年下半年，在国共双方战事激烈的华北、华中地区，受炮火波及的美国传教士开始增多。

同年底，许多美国传教士放弃了在河南或鄂北的传教站，坐着火车、卡车或骡车，当然更多的是徒步，涌入武昌城中避难。

②其中，来自河南郾城（亦有可能是漯河③）安息日会的传教士在圣诞节前夕就开始撤离。

正常情况下，他们坐火车南下汉口只需一天。

但是，这一次在老传教士汪和仁（ＭｅｒｒｉｔｔＣ．Ｗａｒｒｅｎ）的带领下，这支由６名美国人和２８名中国人组成的逃难队伍却整整在路上花了３个星期。

他们一路上不时遭遇国共两党军队的拉锯战。

至于坚持留在原地的传教士，他们和解放军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同年１２月，华东野战军占领河南许昌。

美国信义会在许昌的教堂被中共军队临时征用，改作马厩。

虽然当地的差会工作因战事受阻，但传教士认为中共军队对他们还算友好。

当中共军队的１名士兵在教会屋子里的地板上随地吐痰时，他的长官批评他，表示人家美国人可没这个坏习惯，要向他们学习。

④翌年１月１５日，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华中共军威胁地区排外情绪滋长，现已命令该处美国教士尽速撤退。

”与此同时，美国信义会负责人也立即向军政当局接洽，希望协助战区的外籍传教士急速撤退。

该请求得到同意后，信义会的飞机“圣保罗”号担负起运输责任，先后将在郑州老河口等地集中的传教士六七十人撤退至武汉。

一批信义会传教士描述了他们如何从开封退至郑州：国共两军战火猛烈，他们也无法辨出谁是国民党军队，谁是中共军队，只有在烽火中祈祷。

从开封到郑州坐火车约有７５里路，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白天出来，中共军队晚上出现，他们好不容易才到达郑州。

⑤可见，这一时期豫、鄂一带的美国传教士受战事的影响非常大。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美国在华差会的态度至关重要。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５日，在沪的美北长老会差会干事华莲文（Ｅ．Ｅ．Ｗａｌｌｉｎｅ）致信北平传教士梅尔文（Ｗ．Ｃ．Ｍｅｒｗｉｎ），专门谈及此敏感问题。

由信中可知，司徒雷登曾建议在西安东部和长江以北地区尚有传教士活动的差会将其所属的“非必需”传教士（即老弱传教士或传教士家属）先行转移至相对容易撤离的地点，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

对于司徒雷登的建议，上海各差会的判断却认为其性质只是预警式的，不过美国传教士可以前去北平、天津和青岛这些大城市，以便在真正紧急情形下有办法对相关人员集中撤离。

华莲文谈到，司徒雷登要求上海各美国差会团体推举一位代表直接与其联系，以便差会能获得最新情报，于是被推选为代表。

因此，他能及时将收到的任何建议告知梅尔文。

但他又特别叮嘱梅尔文，任何发自司徒雷登的情报都须列为机密，因为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让其他传教士或中国基督徒高度紧张。

⑥华莲文信中透露的内容表明，战事虽给美国传教士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威胁，但美国在华差会并没有听从司徒雷登的建议，也不想让教会内部因此慌乱不安，而是选择低调处理、继续观望。

二、中共中央对传教士的最新政策方针
从１９４７年底到１９４８年，国共内战胜利的天平明显向中共一方倾斜。

解放军迅速南移，势如破竹，不仅占领了广大的农村和一批县城、市镇，而且开始占领一批中等甚至大的城市。

在新解放区，中共军队遇到大量外国侨民，其中就包括当时外侨中的特殊群体———传教士。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６１—２６７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Ｔｉｍｅ，Ｊａｎ．１９，
１９４８．
安息日会的报告中曾提到：“河南漯河医院所有器材
被劫一空，医院大厦也被付诸一炬。

但同工都平
安。

”汪和仁：《华中联差会报告》，《末世牧声》第
２８卷第４期，１９４８年４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Ｔｉｍｅ，Ｊａｎ．１９，
１９４８．
《宗教的世纪》，《天风》第５卷第４期，１９４８年１
月２４日。

Ｃｈｉｎａ ２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８，１９４８，ｐ．１．
如何处理在华传教士问题的最新政策方针。

①１９４８年２月７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明确要求军队不得没收和破坏外人设立的教堂及其办理的各项产业②。

对于传教士，该指示则要求各级政府及解放军采取友好态度，同时也要求警惕传教士当中存在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注意其进行特务破坏活动。

犯罪的传教士须治罪或驱逐出境，但不必封闭教堂，可许其另派人来主持，以免外国人民误会解放地区政府是在排斥宗教。

③３月４日，周恩来就如何认真执行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外侨的指示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对于在我解放区犯罪的外侨，要敢于依法检查、拘捕、审讯和判决，“使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对我有所戒惧”。

但要正确掌握政策，“凡有关外交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可实行。

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

④４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外国教会的临时办法的决定》，也作了类似指示与要求⑤。

１１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再度告诫各地：“我党对中外教会采取信教、传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据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来，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

须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纵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动，但并非一下能消灭的。

如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借土改或间谍案的机会，将教堂没收消灭，必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⑥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也明确规定：外国传教士已在解放区的可继续居住并执行业务，新来者暂不批准⑦。

４月２７日，毛泽东就解放军第３５军进占南京后擅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一事，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二十五日）擅自派兵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

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

”⑧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

其中第三条规定要保护外侨不加侮辱，一切有关外侨事务均由最高机关办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也不得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

⑨
在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及至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格外注意外侨事务，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形迅速作出指示，及时纠正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而且愈到后面举措愈加慎重。

这样做，既有利于严肃军纪、树立部队外在良好形象，也有利于稳定外侨情绪，避免引发外交冲突及可能的帝国主义军事干涉。

中共中央从外交层面出发，将传教士视为外侨的重要部分，同样采取保护原则，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不过，保护不等于认同，在各指示中基督教仍被视为一种外来宗教，传教士被认为也是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对传教士提出的新方针政策，实际上是中共中
央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而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的有机组成部分。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８日，中共
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
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系统阐
明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

此后，
中共中央特别注意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中共长期以
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为工作中心，干部也多来自
于农村，对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乏认识和
实践，故在占领城市初期曾发生过违反政策和纪律
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相当注意纠正城市工作中的
“左”倾偏向。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第３３７—３４１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６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第３８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
１９４９）》，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７６４页。

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１９４９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６页。

转引自杨奎松：《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
经过》，《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第２４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８册，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６页。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第４８９页。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第５０１页。

从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与中共各地方军政机构的接触来看，传教士确实是受到保护的。

根据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的教会内部简报称，美国公理会设于山西汾阳、太谷两地的传教站已在中共治下五月之久。

当地的四位女传教士报告称两家医院运转正常，早在７月中共军队就下了不准干扰教会的命令，这些命令目前也被严格执行。

①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河南郑州（或开封）②解放后，北美循理会的一位传教士也被告知共产党会保护当地的宗教信仰自由，他可以自行传道；教会办学校、医院及组织救济的钱虽来自美国，但都是有益的；他们不喜欢美国，因为它帮助国民党打内仗，但这并非表示就反对他这位美国传教士③。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中共军队进入徐州城。

当夜１１时，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彭永恩（ＦｒａｎｋＡ．Ｂｒｏｗｎ）④所在的教会与中共军队首次接触。

当时有数名解放军士兵曾到教会医院调查是否有三个美国人在里面，得到答复后立即离开，去其他外国人住的地方作同样的调查。

直至翌年２月彭永恩离开徐州，教会工作未受干涉，医院也照常工作。

⑤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２日，苏皖区基督教乡村事业协会总干事葛思巍（Ｏ．Ｊ．Ｇｏｕｌｔｅｒ）在信中报告了安徽滁县刚解放时的情形。

他说，驻军负责人保证“宗教自由”，军队在他们房子前面贴着“此处不准驻军”“不准移动东西”等字样。

葛思巍说他碰见的许多长官和士兵态度都很客气，但他们对美国政府以军事援助国民政府表示愤慨。

⑥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宁沪相继解放。

在上海上学的一位美国小女孩在给南京的传教士父亲史迈士的电报中写道：除了期末考试，这里一切安好。

⑦
从１９４８年７月至１９４９年５月，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大致能做到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那位美国小女孩的眼中，中共军队入城更像是个欢庆的节日，让她的心飞出了教室。

尽管上述多地的传教士从解放军官兵处亲耳听到，中共反对帮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政府，但中共的公开宣传并没有将美传教士简单地等同于美帝国主义者。

这无疑会增强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的信心，让他们对新政权多一些憧憬。

三、传教士对国民党态度的重大转变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和中共的节节胜利，美国传教士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过多年的交往，美国基督新教和国民党政权之间已发生密切的联系，大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国民党或者说对蒋介石夫妇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但是，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毕竟在这片土地上立基百年，“福音”传播的对象在过去和将来也都是面向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

故在此攸关之际，许多传教士尽管内心挣扎矛盾，但并不表示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

１９４８年初，美圣公会传教士艾伦夫妇重返汉口。

当时，他们感到中共进军的势头已不可阻挡，但心里还是有点想不通。

在农历春节期间，艾伦夫妇造访了一位中国主教及其妻子。

艾伦的丈夫说：“你知道，我现在见到的最悲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ｉｎａ ３６，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０，１９４８，ｐ．２．
信中地点被有意隐去，但根据其描述的内容及循理
会的传道区域等综合分析，可以得出是郑州或开封。

Ｃｈｉｎａ ５０（原件没有标注日期），ｐ．２．
彭永恩，１９１０年作为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来华，自
１９１１年起就在徐州传道。

《宗教的世纪》，《天风》第７卷第９期，１９４９年３
月５日。

葛思巍：《解放区来鸿》，《天风》第７卷第１０期，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２日。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ＧａｒｒｅｔｔＳｍｙｔｈｅ（史迈士夫人，南京基督会鼓
楼医院医药传教士），ＣｙｒｕｓＨ．Ｐｅａｋｅ＆ＡｒｔｈｕｒＬ．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ｅｄ．，Ｃｈｉｎａ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ｆｏｒｍ］，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ｓｔｈｅ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ｌａｒｅｍｏｎ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香港中文大学
崇基图书馆藏，ＦＭＳ６９９，ｐ．６０．当然随着中共军队
占领中心城市的增多，北平、天津、济南、上海等
地的外侨管理科亦陆续建立，传教士受到的管制也
趋于正规和严格。

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汉解放后，汉口的
差会医生罗根·鲁兹（ＬｏｇａｎＲｏｏｔｓ，美国圣公会鄂
湘教区前主教吴德施之子）因没有按照规定向公安
局登记，就到武昌给文华中学的康明德（ＲｏｂｅｒｔＡ．
Ｋｅｍｐ）治病而被拘留。

尽管事后传教士曾向公安机
关承认错误，但公安机关认为他破坏法律就必须得
到应有的惩罚。

参见Ｍｒｓ．ＮｅｔｔａＰｏｗｅｌｌＡｌｌｅｎ，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ｆｏｒｍ］，ｐｐ．６３－
６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