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自己走路”的理论意蕴、变迁脉络与特征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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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自己走路”的理论意蕴、变迁脉络与特征研析◎覃信刚\覃稼2
(1.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昆明650118; 2.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1“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一论述已提出近70年。
70年来,新中国广播“自己走路”,从小到大,由少到 多,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文章对新中国广播“自己走路”论述的由来、认知发展进行了分析,对变 迁脉络做出了历史性梳理,勾勒出广播管理体制优化、节目模式进化、覆盖范围演化等路线图,进而研析出广播“自己走路”的变迁始终与党的中心任务变化紧密相连,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导向等主要特征〇
I关键词1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播“自己走路”理论意蕴变迁脉络特征研析
【中图分类号J G221 [文献标识码】 A I文章编号11003【DOI】10.13786/l4-1066/g2.2019.9.011
“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一论述已提出近70年。
70年来,新中国广播“自己走路”,从小到大,由少到 多,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本文分析广播 “自己走路”的理论意蕴,梳理变迁脉络,研析其主要 特征。
一、广播“自己走路”的理论意蕴
1.理念由来:体制确立,媒介单设,节目定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中央广播事业管 理处改名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划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新闻总署领导,[1]人民广播事业随即转变为新中国社会 主义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当时刚刚闭幕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临时大宪章)第49条明确规 定:“发展人民广播事业”,这就为新中国广播事业提 供了法律保障。
1949年12月5日,改名仅两个多月的北京-6687 ( 2019 ) 9-084-09
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称中央 电台),媒介管理体制为局台合一,同时承担宣传和事 业管理双重职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 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诞生于延安,在建制上属新 华通讯社的语言广播部,1949年3月25日迁入北平后与新 华社分设,这之前承担的任务一直是单一的宣传。
1949 年6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成立,广播正式转变为 独立的媒介机构,承担事业管理职责。
新中国成立伊 始,人民广播电台虽有近40座,但对幅员辽阔、人口众 多、交通闭塞的亚洲大国来说,实在偏少。
而那时在世 界范围内,广播大国体制机制各异,美国采取商业、国营、公共三种体制,商业体制在国内占主导地位,但商 业广播网已开始衰落,电视已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英国 采取公共体制,全面收取视听费运营;苏联广播体系则 分为三级,即中央、加盟共和国、州和边区,采取金字 塔式的垂直管理模式。
由于国情、省情不同,政治、文
作者信息:覃信刚( 1955—),男,贵州务川人,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导师,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特 聘教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媒介融合;覃榕 ( 1993—),女,贵州遵义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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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理、经济各异,新中国广播运行体制无可复制。
1950年,中宣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与广播 事业局副局长梅益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 “广播要学会 自己走路”的理念。
121事后梅益回忆:“当时有人主张 广播电台只要播送新华社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 就够了。
乔木同志反对这种把广播电台当作大喇叭和布 告牌的观点。
早在1950年2月新闻总署召开的京津新闻 工作会议上,就已明确规定,广播电台要把新华社和 报纸的新闻、评论作为主要来源,但应有自己的新闻 和评论。
” [3]1950年3月,京津新闻工作会议形成初步意 见,明确了中央电台及地方电台节目的播出,规定全国 及国际广播节目,集中于中央电台,而地方电台除联播 中央电台的节目外,特别要加强地方性的节目。
这些,都包含了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意蕴,也是广播“自己走路”提出的由来。
2.认知发现:遵循指导,按规办台,为民服务
1964年4月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的第八次全国 广播工作会议,提交了三万多字的《宣传业务整改提纲 (草案)》,共15条。
其中,多数内容与广播“自己走 路”有关,如怎样改进新闻性、知识性、文艺性节目。
会后,全国广播媒介在新闻报道中注意发挥自身的特长 与优势,在动员社会力量办广播方面做了不少尝试。
进 入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5月,中央电台台长左漠野在记 者站负责人会议上重新提出“自己走路”的理念,并要 求全台采编人员“一定要学会自己走路”。
W1980年10 月7曰,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第10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再次明确“自己走路”的宣传方针。
张香山做了关于坚 持“自己走路”的主题报告以及会议结束时发表讲话,从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指示,独立自主地 确定报道思想、制订报道计划、编采新闻、撰写评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扩大新闻来源;建设一支能独立 工作的编采队伍;逐步地用新的现代化通信、采访、制 作手段装备等七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广播“自己走路”的内涵。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郑重提出 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 大命题。
时隔32年,广播“自己走路”理念与党的重大 命题高度相符,这使新中国广播迈入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的新时期。
此后有研究 者认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有两层意思:“首 先,它指明了广播的发展道路;第二,它明确了新中 国广播事业的发展目标。
”[31综上所述,广播“自己走路”,就是要在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按广播 规律办广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广播“自己走路”的变迁脉络
1.管理体制优化:从双重职能到回归本体
(1)新中国初期广播管理体制的调整:明确管理层 级,健全媒介组织。
现代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
泰 勒、韦伯、费尧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目的、层级、规划、职责、协调等观念,[5]媒介管理借鉴了这些观念,而人 民广播电台管理体制的优化则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展 开。
中央电台正式定名,中国广播最高层级的媒介组织 成型。
如何实施良好的策略,健全组织架构,设置必要 的岗位,选调适合的人员,实施正确领导,协调广播内 部事务,发挥最高效能,按广播规律办广播,是广播媒 介组织的当务之急。
中央电台设总编辑,在管理体制上 实行编委会集体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全国广播媒介 也都采取这一模式,宣传业务则由各级宣传部领导,这 是新中国成立时广播媒介管理的初始优化,是媒介管理 “自己走路”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 落后,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覆盖范围非常有限。
要大 力发展人民广播事业,首先需要建立高效运行的管理体 制。
1950年4月25日,国家新闻总署《关于省市区新闻机 关员额暂行编制的决定》,规定省市电台视任务轻重配备 编制员额,员额最多为75 ~ 85人,最少为25 ~ 30人。
[61但 从1949年至1967年,新中国曲折前行,广播媒介的管理 体制也必须适应现实的变化,进行了四次大的调整。
第 一次就是新中国成立当天广播体制的调整,这是适应新 中国成立新闻传播的需要。
第二次是1952年,中央人民 政府新闻总署撤销,广播事业局划归政务院文化委员会 领导,宣传业务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
这次调整,强化了广播事业的行政管理,全国广播媒介组织的人事 管理、节目管理、技术管理职能逐步规范。
1955年9月,国务院发出有关规定,明确省区市、省辖市人民广播电 台为该人民委员会的直属机构,受该级人民委员会以及 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
[711957年12月,国务院出台有关规定,提出除频率、发射功率由中央广 播事业局核定外,±也方广播事业由地方管理。
第三次是 1959年3月,广播事业局的组织机构进行了一次较大调 整:广播事业局党组和中央电台的编委会合一,组成单 一、高效的媒介组织领导机构,而编播部门则进一步细 化,奠定了日后中央三大台的格局。
第四次是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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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并经中宣部批准,实行党委统 一领导,媒介架构设宣传、技术、政治、行政四种工作 机构,成立对内广播部、对外广播部,分别称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北京广播电台。
这次调整,在广播媒介组织 的整体架构中,加强了对我国台湾地区、对少数民族语 言的广播。
中央电台的几次调整是从新中国的现实发展 出发,也引领了全国各地广播媒介组织的调整。
在全国 省级广播事业管理机构全部建立后,从1980年开始,全 国地、县级政府也分别建立了广播事业局。
由此,全国 广播媒介全面实行条块结合、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媒 介管理得以优化。
(2)改革开放后广播管理体制的改革:强化“管”的职能,淡化“办”的职能,实施“管办分离”。
新中 国成立以来推行的双重管理体制,统筹宣传与事业管 理,取得不少业绩。
但管办不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9年 上半年,新中国广播体制进行了五轮改革。
20世纪80年 代的两轮改革,精简了机构,增加了宏观调控职能。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 首次机构改革,《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颁 布,决定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国家广播电视部。
新组建的广播电视部机构编制精简,减少了交叉重叠,提高了办事效率。
而这一时期中国广播正转变到以宣传 经济建设为中心上,人员老化、组织臃肿、专业知识不 足,难以按广播规律办广播。
管理机构的改革激活了广 播人的思想,推动了广播媒介组织观念的转变。
从1982 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电台逐步进行媒介组织的调整和干 部配备工作,建立以宣传为中心,宣传、技术、行政三 位一体的媒介管理制度,实行台长分工负责的集体领导 制度,台班子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克服了人员膨 胀,增添了新鲜血液,推动了广播事业的蓬勃发展。
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决 定》,自此,原文化部电影局成建制转入广播电影电视 部,全国电影系统全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各省广播 电视部门领导。
这一轮改革,加强了广播影视事业的统 一领导和管理,夯实了广播影视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团结 与协作。
两轮管理体制改革,尽管彻底性不够,但改革的思 想深入人心,引发了广播媒介的全方位改革。
广东省广 播在1989年2月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行体 制,增强了广播媒介的经营能力,全国电台全面跟进,广播广告在全国媒体广告份额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 2% ~ 3%,最高的2017年为155.56亿元,弥补了国家及各 地财政投入的不足。
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管理体制改革 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1996年,中央电台升格为副部级,全国电台也一一升格,广播 “自己走路”的话语权増强。
1998年3月,新一轮政府 机构改革启动,广播电影电视部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 视总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主管全国广播电影 电视事业,区别于新华社、中央三台单位,职能转变,不再是广播电视宣传机关和事业经办主体。
国家机构改 革后,全国省级广播电视厅也改为广播电视局。
当时,广播实行三位一体、由局直接管台的体制多年,形成了 政事不分、以政代事的局面,日益暴露出主体不清、效 率低下等弊端,适应不了市场竞争的需要。
此轮改革,强化“管”的职能,淡化“办”的职能,最大限度避免 了广播影视机构既当“裁判员”又兼“运动员”。
实践 证明,从1998年至2013年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这15年 间,是中国广播发展的黄金时期,专业化、类型化电台 蓬勃发展,广播媒介活力四射。
进入21世纪,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又进行了两轮改 革。
2013年3月,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 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将新 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的牌子,不再保留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
与此相适应,全国除海南、上海、青海等部分省市机构略有不同,也 都组建了新闻出版广电局。
这轮改革,推进了公共广播 文化服务的提供,促进了广播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2018年3月,21世纪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第二轮改革 开始,特点是“瘦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再领导原 中央三台,影视在合并32年后分设,原新闻出版和电影 机构划转,新增网络视听节目的管理职责,省市区级广 播电视机构也于2019年上半年完成改革。
这轮改革,标 志性事件是中央三台合并,组建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升格为正部级,与国家电视总局平级,作为国务院直属 机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履行行业管理,实施“管办分 离”,几十年来部台、厅(局)台分家还是合一的争 论,至此一锤定音。
“国家对一个组织行政管理的控 制,要与该组织的实际业务相分离,这是一个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共识。
” [8]至2019年上半年,全国广播电 视台也全部合并,升格为正厅级,与地方广播电视局 平级。
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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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与广播电视局及报社平级,回归了广播电视的主体地
位,对广播电视各项业务的开展带来了有利条件,这也
是“自己走路”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用了近70年时间
才得以实现。
2.节目模式进化:从综合性传播到全媒体传播
(1) 采用综合性广播,进化单一、单调的节目。
诞生于革命战争烽火中的人民广播,在硝烟弥漫的革命
战争年代,主要以军事斗争为内容设置各类节目,如军 事报道、记录广播、名人演讲等,总的来看,形式比较
单一。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电台到省市电台都将宣传 转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并且为这个中心服务的轨道上 来,全天时长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
当时频率少,省市
往往只有一套节目,昼夜播出12个小时以上,内容主要 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活、服务等,综合性 办台是按广播规律办广播的最佳路径。
综合性模式采取 线性编排,主打时段,突出栏目,使全天的节目尽可能 吸纳更多的内容,而且可以树立栏目品牌,让受众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喜爱的节目。
(2) 塑造新闻品牌栏目,开创广播媒介新闻品牌 栏目先河。
全国广播新闻第一品牌栏目《新闻和报纸摘 要》,如今在中国家喻户晓。
它的原型是1950年4月10日 开办的新闻综合栏目《首都报纸摘要》。
开办后的十七 年中,中央电台对其名称和内容进行了反复推敲,曾四 次更名,分别使用过《中央报纸摘要》《新闻和报纸摘
要》《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
1967年1月26日最后定名
为《新闻和报纸摘要》,沿用至今。
191(43_44>广播新闻是
听觉符号依托时间编排的线性传播,叙述文本需干净、
利落和口语化,转换而成的有声语言也要适应广播听的
规律,声声有味。
随同《新闻和报纸摘要》而形成的广
播播音风格,庄重、大方、圆润、亲切,成为新中国广
大群众学习汉语普通话的标配。
抗美援朝时期,我国当
代著名作家魏巍采写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经
优秀播音员齐越满怀激情地播出后,在社会上和全军
引起强烈反响,“最可爱的人”成为近70年来不朽的称
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铭刻于几代人的心
中。
《新闻和报纸摘要》充分发扬“大国工匠”精神,
精雕细镂,不断出彩。
在《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带动
下,70年来,全国广播媒介新闻类品牌栏目不断涌现,
如《全国新闻联播》《国际新闻》《农业新闻》《工业
新闻》《人民子弟兵》等。
这些综合性的新闻品牌栏目
报道了中国以及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中国各个时期的重
大典型,采用消息、言论、连续报道的方式,发挥了广播媒介立即性的特点,深受听众喜爱。
综合性新闻类栏 目、节目是广播“自己走路”发展的先导,伴随广播的 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形成了全国、省、市广播 媒介新闻传播重镇。
2018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数据显
示,全国新闻资讯类广播节目播出时间299.44万小时, 新中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广播新闻资讯大国。
(3 )设置《记录新闻》节目,广播元传播遍布全 国。
《记录新闻》是可供记录的广播新闻,是一种广播 元传播,而广播元传播则是广播传播的传播。
1949年,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北平后,设置了
《记录新闻》,1950年4月10日,中央电台实行新的节 目时间表,仍继续播出了两次共3小时15分钟的《记录 新闻》。
《记录新闻》是根据新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 便、报纸传播缓慢、广播覆盖有限的状况而开办的。
而 中央电台的《记录新闻》,传播非常广泛。
“1951年, 全国以抄收《记录新闻》为基本内容出版的报刊有四百 多种。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印发的《广播新闻》《战 壕简报》《战地传单》大都是抄收《记录新闻》广播 的内容编辑的。
” [9K 39>《记录新闻》被抄收除了报刊使 用,还有油印小报、传单、黑板报,以及收音网、收音 站收咅使用或重播。
云南电台也于1950年4月开办《记录
新闻》,内容有当天播出的重要消息、言论、政令布告 等,供全省各地抄收后编成油印小报或黑板报传播,这 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全省各地获得重要信息的主要渠 道。
11<)1《记录新闻》创办28年后,随着广播覆盖的扩大 而于1978年11月6日停播。
这种元传播是新中国广播按国 情、省情办广播,使广播影响力最大化的原创性“自己 走路”。
(4)社教栏目满足不同对象需求,形成“对象化 思想”。
社教类栏目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动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广播媒介“自己走路”,就开办有以农村、少年儿 童、女性、青年、工人、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栏目。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广播媒介又相继开办了属于社教类 节目下位的公众性栏目,如理论、经济、政治、科技、 卫生、军事、法治、社会、文化、环保、生活、体育、 健康等社会教育专题节目,它们的主要特点是:以主流 传播价值为考量,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由此,“对象 化思想”形成。
“对象化了的思想不是作为被不断修 正、被不断重构的样式而存在,而是可以形成指导实践 的普遍惯例。
” 111]1956年9月4日中央电台创办的少儿节 目《小喇叭》,以故事化叙事,声情并茂,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听众,有许多家庭祖孙三代都是听这个节目长大
I 编辑之友• Kdh«rialFHend | 2019.9 | 传媒 | 087
的。
当今《小嗽叭》中的“博士爷爷”则成为新时代故 事标配。
中央电台的《今日农村》,已成为广大农村干 部和农民的良师益友。
全国广播媒介众多的社教类节目 如《祖国各地》《科学知识》《青年之友》《桑榆情》《残疾人之友》《法律园地》《卫生与健康》《午间半 小时》《民族大家庭》都拥有较高的收听率。
社教类节 目的观念在70年中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 代的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转变到当今的亲切自然、平等 交流,并注重与听众互动,情感体验传情又传神,充分 体现了广播作为情感媒介在社会变革中“将心灵与社会 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作用。
(5)文娱节目百花齐放,引领广播文化走向。
广播 文娱类节目包含了文艺类和娱乐类节目,本身具有综合 性的特点,是满足受众对艺术审美和文化娱乐需求的广 播种类。
20世纪50年代初,新闻总署把文化娱乐类节目 作为广播三大发展方向之一,这为新中国广播“自己走 路”指明了方向。
全国电台成立文艺广播编辑部,下设 音乐、戏曲、曲艺、文学、录音剪辑、广播剧组,采编 人员深入基层、边疆、民族地区录制音乐、戏曲节目,创办了六大类文娱栏目。
《每周一歌》《广播曲艺》《戏曲之友》《故事讲述》《广播剧院》《电影录音剪 辑》《长篇小说连播》等,播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创作 的大量优秀中长篇小说、优秀歌曲、优秀电影、优秀戏 曲,使许多文学作品、电影、歌曲、戏曲家喻户晓,如 《林海雪原》《红岩》《焦裕禄》《欧阳海之歌》《唐 山大地震》《庐山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 吧,妈妈》《太阳岛上》等。
2018年6月中央电台播出的 纪实文学《梁家河》,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产生了广 泛影响。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广播剧,广播剧是深受受众喜爱的一个广播文艺品种。
1950年2月7日,为纪念 “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央电台编播了报道剧 《一万块夹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广播媒介编播的第 一个广播剧。
1955年春,中央电台成立了直属的文学戏 剧编辑部,开办了《文学戏剧欣赏会》,此后到1957年 期间的广播剧制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其中,《皇 帝的新装》《黎明的河边》《走向新岸》《乡村邮递 员》影响广泛。
I960年至1965年间,中央电台同样制作 了一批思想性强、艺术性较高的广播剧:《红岩》《杜 十娘》《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故乡》《党员登记 表》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播剧不断发展繁 荣。
1980年12月,中国广播剧研究会成立。
1996年,广
088| 编辑之友•Editorial Friend | 2019.9 | 传媒|播剧列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五个一工程”参评项目,更加调动了全国广播媒介的积极性,广播剧创作的数量 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而且,从当时到2018年,中宣 部每届“五个一工程”评奖,参评的广播剧都有获奖。
(6)探索听众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类节目,践行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新中国广播人的根本宗旨。
1956年 5月28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汇报的 时候,强调广播必须大力加强同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广播和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生活、人民的需求要有密 切的联系”,“广播有各方面的听众,你们应当关心所 有听众关心的问题。
”[13]1965年9月5日,为纪念中国 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祝贺,强调“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 务”。
〖14]1990年12月30日,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 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题词,强调接近群众、接近生活、接近实际,努力办好广播。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
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谈话、题词、讲话,明确了办好广播,也 包括办好服务类广播的指导原则。
服务类节目栏目的核心要素是服务,包括实用信息 服务与生活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民经济困 难,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如计时、了解天气情况 需要依赖广播,全国广播媒介发挥自身服务性强的特 点,适应听众生活服务需求,都开办了报时、天气预报 的节目。
中央电台20世纪50年代在广播中实行水银点手 动报时法;20世纪60年代发展为光电自动报时法;20世 纪80年代又发展为电子钟自动报时法。
全国广播媒介也 不断改善技术条件,努力提高报时的精确度。
中央电台 及全国电台的整点报时,成为全国各族各界听众校正手 表、时钟的标准物,收音机成了会说话的时钟,全国听 众出现了 “无人不计时,无人不对时”的状况。
由此,媒介时间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人认可。
媒介时间主要以 广播媒介透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定时功能,带给大众精 准的时间认知,拓宽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关注甚至付 诸行动,在有限的时间里办无限的事。
媒介时间从自然 时间、钟表时间演变而来,是自然时间、钟表时间的进 化。
人们做广播体操、上下班或学生上下课,都依据 广播报时的“召唤”并准时“赴约”,甚至厨房的微波 炉、电饭煲,洗衣房的洗衣机,都在广播媒介时间下“联 动”’完成时间内设定的事,从而节省时间。
《天气预报》也是为便利听众日常生活开办的节。